1984年，上海市委突然接到消息，井岡山第一位女黨員——賀子珍同志已經病逝。市委的幹部對此表示十分悲傷，但他們又感到很焦慮，一場緊急會議隨之召開。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賀子珍同志的追悼會應該按什麽規格去辦。賀子珍當時的級別是正廳級，按規定有關她去世的報道不宜過多，追悼會也不應過于隆重。
但是，市委的幹部們都清楚，憑借賀子珍的資曆和戰功完全值得爲其舉辦一場中央主要領導人級別的追悼會，這名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還曾是毛主席的妻子，目前上海市委的領導大多都要管她叫聲前輩。
最終，鄧小平作出了決定：“追悼會按照毛主席妻子的身份去辦，骨灰葬在八寶山一室，中央主要領導人都要爲其敬獻花圈。”
賀子珍生前對自己的後事並沒有提出太多要求，唯一一點要求便是“葬在北京”，鄧公的這一決定無疑滿足了她的遺願。
賀子珍原本是江西人，中國都講究落葉歸根，爲什麽她一直希望自己被葬在北京呢？
二十世紀初，永新賀家是當地聲名顯赫的豪紳家庭，雖說是豪紳，但賀家從不欺壓百姓，反而經常爲百姓們謀福祉。
男主人賀煥文是個性格內斂的讀書人，早年曾經通過科舉考試，謀得一官半職，在安福縣當過縣長。
賀煥文是出了名的清官，晚清社會極其腐敗，清官往往不受剝削階級待見，賀煥文也不例外。
賀煥文任職期間，經常替平民百姓討公道，因此得罪了當地的一些地主，地主們聯合起來去朝廷告刁狀，導致賀煥文被免職。
好在賀家祖上不乏爲官之人，憑借幾輩人的努力攢下了點家産，所以賀煥文在面對不公時，沒有選擇上訴，而是頭也不回的遠離了官場，畢竟他有這個底氣。如果當官就要喪失良知，那麽這個“鐵飯碗”不端也罷。
被罷官後，賀煥文回到了永新縣，在縣衙當起了“臨時工”，因爲文筆優秀，經常爲百姓們寫狀子。雖說還是在縣衙工作，但“體制內”和“體制外”還是有區別的，至少在他看來，目前的工作性質沒那麽多是非。
賀家的女主人名叫溫吐秀，廣東梅州人，同樣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境殷實，嫁到賀家之前讀過幾年私塾，知書達理，即便丈夫仕途坎坷，但依然不離不棄。
溫吐秀嫁給賀煥文後，爲其生下了一名男嬰，取名爲賀敏學。與其他家長一樣，賀煥文也有一顆望子成龍的心，賀敏學很小的時候便由父親親自教授讀書寫字。在賀煥文的教導下，賀敏學從小就出口成章。
賀敏學四歲那年，突然被父親問道：“孩子，你想不想有個弟弟或妹妹啊？”
那個時代沒有計劃生育，每戶養育四五個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賀敏學看到小夥伴們都有弟弟妹妹，于是果斷的回答：“想！”
1909年9月24日，賀家突然傳出了嬰兒的啼哭聲，平日裏比較冷清的院子裏變得異常熱鬧。五歲的賀敏學忙裏忙外，細心的招待著前來祝賀的鄉親。
出生的是一名女嬰，由于當天正好是中秋節，所以賀煥文爲女兒取了一個乳名——桂圓。賀煥文非常開明，家庭教育上從不重男輕女，桂圓三歲時便跟著哥哥一起學習。
由于桂圓兩歲時，溫吐秀又爲賀家生下了第三個孩子，所以桂圓大部分時間都是跟哥哥照顧。作爲賀家的長女，賀煥文對桂圓視若珍寶，眼看孩子就要上學，于是賀煥文爲她取了個正式的名字——賀子珍。
賀子珍從小就濃眉大眼，聰穎過人，在村子裏人見人誇，然而在她四歲時，賀家卻遭遇了一場劫難。
當時清政府已經滅亡，但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官場更加腐敗，賀煥文的頂頭上司因爲卷入了一場官司，爲了讓自己脫身，他把鍋甩給了賀煥文這個“臨時工”的頭上，最終導致賀煥文含冤入獄。
賀家失去了頂梁柱，家境日益衰落，溫吐秀一面撫養三個孩子，一面爲了丈夫的冤情四處奔走，爲了打官司，溫吐秀幾乎賣掉了所有家産。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杜秀的努力下，賀煥文終于被釋放，但此時的賀家已經沒落，家中凡是值錢的東西，均被債主搬走了。
爲了維持生計，溫吐秀和賀煥文東拼西湊，借來了一筆錢，在家鄉開了一家茶館。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小本買賣並不好做，一些地痞流氓時不時就來茶館鬧事，賀敏學多次想要與其大打出手，好在被溫吐秀及時攔下，茶館的生意才持續了下去。
看著家中發生的一切，賀家的三個孩子意識到，在這個“吃人”的舊社會，普通百姓永無出頭之日，地主、資本家將農民的生命視爲草芥，只有推翻腐朽制度，底層人民才能站起來。
雖說家境已經沒落，但賀煥文一直沒有放松對三個孩子的教育，受父親的影響，賀子珍表面上看溫柔賢淑，一副大家閨秀的模樣，但內心卻像是個男孩子，剛烈如火，比較喜歡打抱不平。
由于賀子珍從小就和哥哥一起玩耍，所以與哥哥感情非常好。但賀敏學後來前往了吉安讀中學，兄妹二人見面的機會便越來越少。
每當賀敏學回鄉，賀子珍總會纏著哥哥，讓他講述學校裏的奇聞轶事。當時賀敏學在學校接觸了一些進步人士，革命思想已經在他的心中萌芽。
受賀敏學的影響，賀子珍和妹妹賀怡也開始接觸革命思想，賀子珍更是在1925年加入了共青團。
賀子珍平時還會看一些進步雜志，《湘江評論》就是其中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湘江評論》的主編正是毛主席，這也爲兩人之後的故事埋下了伏筆。
畢業之後，賀敏學加入了北伐軍，跟隨部隊南征北戰，並在1926年9月，率部擊敗了永新一帶的孫傳芳部。
北伐軍入城時，賀子珍與賀怡走上街頭迎接部隊入城，當看到一身戎裝的哥哥時，賀子珍在心中感慨：“哥哥從來都沒有這麽英俊過。”
回到家後，賀子珍拿起剪刀，剪掉了一頭烏黑亮麗的長發，賀怡看到這一幕後被驚掉了下巴：“姐姐，你這是要幹嘛？”
賀子珍堅定的說：“幹嘛？幹革命呗！”
爲了在永新開展農民運動，賀敏學留在了家鄉，擔任農民自衛隊副總指揮。
賀子珍隨後加入了自衛隊，但當時她只是一名未滿十八歲的女娃，賀敏學只是讓她從事宣傳後勤類工作，但賀子珍並不情願，她一直想要像哥哥一樣與敵人真刀真槍的去厮殺。
參加革命後不久，賀子珍便在歐陽洛的介紹下加入了共産黨，成爲了永新第一位女黨員。爲了團結婦女同志的力量，永新縣成立了婦女部，由賀子珍擔任婦女部的部長。
賀子珍的工作能力非常強，在她的帶領下，婦女部的工作進行的有聲有色，賀子珍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火熱的內心，整天纏著賀敏學，讓他教自己打槍。
在賀子珍的軟磨硬泡下，賀敏學答應了她的要求，自衛隊員們眼中的弱女子第一次拔槍就驚豔四座。
賀敏學最初讓她以破舊的泥壇子爲目標練習，沒想到賀子珍“啪，啪”兩槍，將兩個泥壇子打了個稀碎，圍觀的老兵見狀都驚歎不已。
後來賀子珍還學會了“左右開弓”，兩把駁殼槍用的出神入化，戰士們都稱呼她是“雙槍女將”。
但是，依然有個別老兵不服氣：“小姑娘槍法是不錯，但打的都是死目標，要真是上了戰場見了血，保准嚇得魂飛魄散。”
很快，賀子珍便用自己的行動打了他們的臉。大革命失敗後，賀敏學在永新組織了“永新暴動”，賀子珍第一次上戰場便展現出了一名老兵的沉穩，槍匣內子彈打光後，七八名敵軍應聲倒低，自身卻毫發無損。
由于敵我兵力懸殊，賀敏學帶著起義軍前往了井岡山，他們受到了袁文才、王佐二人的熱情招待，當王佐得知賀子珍的英勇事迹後，對她刮目相看，當即將自己的配槍送給了她。
在井岡山工作時，賀子珍遇到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人——毛主席。
毛主席率領秋收起義軍來到井岡山後，賀子珍接待了他。當賀子珍得知眼前這個高大的男人正是《湘江評論》的主編毛澤東時，她的眼神中充滿了敬佩。
在袁文才的介紹下，賀子珍于1928年與毛主席結爲夫妻，雖說這段婚姻只持續了十年，但給賀子珍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毛主席晚年時也坦言：“賀子珍是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
從中央蘇區時期，到長征時期，再到延安時期，賀子珍陪伴毛主席走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光，後來因爲性格不合，這段婚姻宣告結束。
賀子珍在蘇聯沉澱了八年後，也意識到了當年自己的任性，她曾試圖回到毛主席身邊，但得知他已經組成了新的家庭，于是她把對毛主席的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中。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與正在南昌調養的賀子珍見了一面，這是時隔二十年後，兩人第一次見面，毛主席問道：“當年你爲什麽不聽我的，執意要離開呢。”
賀子珍流著淚說：“當時太年輕，不懂事。”
這次見面之後，由于過度思念毛主席，賀子珍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每到假期，李敏都會到南方來看望她，這讓賀子珍的心裏有了一絲慰藉。
1976年，毛主席病逝，賀子珍被告知不允許進京參加毛主席的追悼會，于是他只能聽著廣播，看著毛主席當年的照片默默流淚。
直到1979年，賀子珍才被批准進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看著毛主席的遺體，她的內心五味雜陳。
晚年的賀子珍患上了多種疾病，除了中風偏癱之外，還被糖尿病等疾病折磨。每當看到母親虛弱的樣子，李敏都會十分心疼。
1984年4月15日，李敏突然接到了中央辦公廳的電話：“賀子珍同志病重，組織已經爲你安排好了前往上海的專機，請立刻前往機場。”
得知這個消息後，李敏叫醒了正在睡覺的女兒孔冬梅和丈夫孔令華，一家人急匆匆的趕往了機場。
當時李敏的身體狀況也不好，但那一晚她一夜沒合眼。來到上海華東醫院後，李敏看到了病床上虛弱的母親，她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針孔依然清晰可見。
看到女兒來了，賀子珍從嘴角強擠出了一絲微笑，雙手緩緩的搭在了李敏的胳膊上。
“媽媽，您要堅持住，您哪裏不舒服？”李敏焦急的問道。
“我仿佛看到了毛主席在向我招手。”賀子珍用低沉的聲音說道。聽到這句話後，李敏泣不成聲。
四天之後，賀子珍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終前，她只向組織提出了一個要求，把自己葬在北京，鄧小平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刻批准了這一要求。
賀子珍爲何想要被葬在北京，或許是因爲她想與毛主席離得更近一些。
賀子珍的遺體進行火化時，李敏在母親的骨灰中發現了幾顆彈片。據說這幾顆彈片正是當年長征時留下的，它們折磨了賀子珍半生，當年賀子珍執意要去蘇聯，主要也是因爲想要取出這幾顆彈片，但受到身體狀況的影響，這一手術一直未能進行。
從一名豪紳家的大家閨秀，到井岡山的一名女戰士，賀子珍原本不必過刀尖舔血的日子，但爲了信仰，她義不容辭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她與毛主席之間的愛情更是將她的高尚品質體現的淋漓盡致，在你最艱難的時期忠實的陪伴在身邊，當你成就一番事業後又默默離開。雖說他們的愛情充滿了遺憾，但卻被後人永遠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