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說起王安石肯定會想到他的這些名號：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著作有《臨川先生文集》。

“春風又綠江南岸”這樣春機盎然的詩句就出自王安石《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寫的是“春風又到江南岸”，王安石總覺得“到”字無法表達出春回大地的意境，又改爲“過”字、“入”字，還嫌不好。經過十多次的反複推敲修改，最後確定爲“綠”字，一下子就把春回江南的意境表達出來了，這種千錘百煉的寫作的風格在他的文章中也處處體現。

王安石的詩好，散文也很獨特。他的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因爲散文的藝術成就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如《傷仲永》、《答司馬谏議書》、《讀<孟嘗君傳>》等，往往一筆切中要害，讓人無反駁的余地。即使在他的遊記中也有濃重的議論成分，脍炙人口的《遊褒禅山記》就屬于此類。

王安石的文章大多是政論文，不平凡的人生經曆注定了他的文章處處透露出“務爲有補于世”的主張。

俗話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這一句用在王安石身上在恰當不過。雖然王安石在文壇上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政壇上官至宰相，力主變法，挽救北宋于積貧積弱……

王安石

但日常生活中的王安石，說他不拘小節，簡直太含蓄了。史載王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什麽驚才豔豔的北宋才子？什麽威風八面的宰相大人？不存在的，不修邊幅的才子，蓬頭垢面的宰相，倒是有一位。

王安石年輕的時候，在時任揚州知府的韓琦手下做幕僚。“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荊公初及第爲佥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生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荊公之賢。”

王安石不僅年少時就這麽不修邊幅，後來官至宰相，也仍對外在形象混不在意，可謂曆史上有名的“邋遢宰相”。蘇洵曾在《辨奸論》裏刻畫王安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雖然蘇洵這樣評價王安石，不乏政敵之間的刻意攻讦，但他對日常生活中的王安石形象刻畫得還是入木三分——王安石的確經常不洗臉，不換衣服，對食物的要求也基本停留在能吃就行的標准。

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安石

宋代筆記小說《遁齋閑覽》諧谑篇以及《山中一夕話》、《雪濤諧史》等書中都提到了一件類似的事，那就是王安石——招虱子。“荊公、禹玉，熙甯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須。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辄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須，曾經禦覽。’荊公亦爲之解頤。”

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記載：“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與吳沖卿同爲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爲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雲。王介甫雲出浴見新衣辄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古今譚概》裏寫到了王安石最親近的人——王夫人：“荊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甯乞歸，私第有一官藤床，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爲長女制衣贈甥，裂绮將成，忽有貓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其腐敗，終不與人。荊公終日不梳洗，虮虱，當是月老錯配。”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他的父親在南北各地做過幾任州縣官，小時候跟隨父親去過很多地方。王安石少年時期就愛讀書學習，記憶力特別好，寫作更是精彩，顯示出了很高的文學才華。“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跟隨父親曆經南北的經曆，讓他親眼目睹了“民勞財匮”的民生和社會現狀，也對民間疾苦有了更深的體會。這樣的經曆對他後來大力推行改革埋下了種子。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二十二歲的王安石考取了進士，到淮南出任判官。

任滿後，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升遷機會，調爲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發展生産，他在基層做了很多務實爲民的工作。鄞縣任職之後，王安石又輾轉到舒州、常州任職，他在基層任職長達十七年之久。

王安石

期間王安石體察民情，對宋朝開國以來積貧積弱的現狀進行深刻分析。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江南東路提點刑獄的任上被召回京述職，給宋仁宗上了一份《言事書》。這篇文章是一篇政論文，文章有九千多字，也稱“萬言書”，內容是在地方任職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及關于朝政的深思熟慮的意見看法，還有王安石的施政綱領。宋仁宗沒有采納王安石的建議，但這篇《言事書》在朝廷大臣中間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爲十年之後的變法做一定程度的輿論准備。《宋史》記載：“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是嘉祐三年也。按時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措注，大抵皆祖其書。”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駕崩，宋英宗繼位。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駕崩。同年王安石的母親病逝，王安石回家服孝，並繼續在地方任職。宋英宗在位的四年裏，王安石在舒州任職，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職，王安石拒絕了這些升遷的機會。

王安石認爲自己的施政綱領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赴京任職不會有大作爲，在基層任職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學抱負，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實事。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趙顼即位。趙顼在兒時就久慕王安石之名，而且對百姓疾苦非常同情。宋神宗繼位之初，銳意進取、勵精圖治，想通過一番作爲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匮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曆精圖治，將大有爲。”

君臣想法不謀而合，神宗即位後立即起用王安石爲江甯知府，馬上又诏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君臣促膝長談，商討國家大事，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趙仲針

熙甯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爲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又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宋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竭盡全力完成這一任務。

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文中詳細闡釋了宋朝自開國以來一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文章針砭時弊，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各種社會問題，認爲“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一文，無疑給宋神宗打了一劑強心針，讓宋神宗更加堅定了改革的決心。

宋神宗熙甯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並設立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理司”，專門用來頒布新法。制置三司條理司的設立宣示著變法正式拉開了帷幕。

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條例法規立即頒布，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以“理財”和“整軍”爲中心。

“理財”方面的有青苗法、市易發、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整軍”也就是強兵，這方面的法規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

王安石

王安石任命了許多支持他的人參與到變法的行動中去。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余輩，頒行分下。

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變法一開始，反對的聲音很大，尤其是遇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和抵觸。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與反對變法的人展開激烈的辯論。

不管是面對面的激烈辯論，亦或是書信方式的辯論，王安石都將變法的思想、宗旨和目的表達得非常清楚。

王安石在與反對變法的人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爲武器，有力地回擊了反對的聲音。

趙仲針

變法伊始，神宗是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以言論侮辱王安石或者進行人身攻擊的人，也被神宗罷免或貶谪，“右谏議大夫、禦史中丞呂誨以論王安石，罷知鄧州。”這是對變法順利推行的大力支持。

宋神宗熙甯三年（1070年），變法如火如荼地全面展開。這一年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三月，大臣孫覺、呂公著、張戬、程頤、李常等強烈反對新法。王安石與反對變法的人交鋒也越來越激烈。

司馬光是強烈反對變法的人，也是反對變法的領軍人物。他們在變法問題上的辯論也日趨白熱化。司馬光認爲沒有必要實行新法，遵循舊法、開源節流就行了。王安石的變法思想與司馬光截然相反，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是“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事，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爲此司馬光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列舉了變法的弊端，強烈要求王安石遵循舊制，廢棄新法，並對變法加以攻擊。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以回信的方式向司馬光詳細闡述了變法的宗旨和決心，這份書信就是《答司馬谏議書》：“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谏。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王安石

在信中，王安石言辭犀利、針鋒相對地駁斥了司馬光對變法的汙蔑和人身攻擊，尤其對司馬光所說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謗”五個罪名逐一作了反駁。並措辭強硬地批評了以司馬光爲代表的反對變法的人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同時也表明變法的決心。

王安石和司馬光圍繞變法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司馬光收到回信後，立即給宋神宗上書《彈奏王安石表》，一來彈劾王安石，二來反對變法。

在《彈奏王安石表》中司馬光說到：“晨之與安石，猶冰炭不可共器，若寒暑不可同時。”由此可見這次變法的反對聲音是由多麽強烈，阻力是多麽大。

王安石爲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用以表明變法的目的，這篇文章就是《答曾公立書》，也是一份書信。信中王安石從正面詳細闡明了青苗法對政府財政來源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是對青苗法的有力宣傳：“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

青苗法的初衷是非常好的。農民在春季青黃不接的時候，向富人借錢借糧，並支付一定的利息，秋季莊稼豐收之後，就還回去。

青苗法是要把農民向富人借錢借糧改爲農民向官府借錢借糧，而且收取的利息低很多，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利息可以推到下一年。這樣既可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又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關于“理財”，也就是如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王安石是有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他在文章《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中就提出了“理財”和“用人”對國家的重要性：“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闾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

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年），是變法極其重要的一年。王安石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廢除了以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代之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王安石

王安石主張文章要“適用”，“務爲有補于世”，也就是文章要爲社會服務，要有實用性。

王安石的這些思想其實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就已經形成，文章《興賢》說的就是選取人才的重要性，而在文章《取才》中這種觀點就更加明顯。文中提出文章要“適用”和科舉制度改革的主張，而且認爲錄取人才不應有年齡的限制：“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王安石的一系列變法始終是圍繞著“富國”、“強兵”、“取才”的最終目的而展開的，在熙甯五年（1072年）、熙甯六年（1073年），雖然反對變法的聲浪依舊很高，阻力依舊很大，但是變法持續進行著。

熙甯七年（1074年），變法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一年春天天氣大旱，農民顆粒無收，饑民流離失所，這時監安上門鄭俠繪制了一幅《流民圖》上呈給宋神宗。圖中描繪了百姓流離失所的慘狀，鄭俠借機論述新法的諸多錯誤和過失。宋神宗也對變法産生了動搖，反對變法的人也力谏罷免王安石。

四月，“慈聖、宣仁二太後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

王安石回到了江甯府，但是變法並沒有停止，王安石的繼任者韓绛和呂惠卿繼續執行變法。

王安石

呂惠卿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變法的堅定支持者，可他卻是一個忘恩無義之人。王安石罷相後，呂惠卿獨攬朝政，爲防止王安石再度回朝，借機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企圖徹底傾覆王安石。韓绛得知呂惠卿的險惡用心之後，將此事秘密彙報給宋神宗，宋神宗則立即召回王安石，繼續讓王安石主持朝政。“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绛爲相不能制，請複用安石。”

宋神宗熙甯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度拜相，繼續推行變法，但是這一次的變法更是舉步維艱。

一是支持變法的人越來越少，連宋神宗也産生了搖擺不定的態度；二是變法中出現了急功近利的現象，一些新的法規沒有得到有力地執行和貫徹，反而出現了負面的效果；三是守舊派強烈的阻撓和反對。

熙甯九年（1076年）變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加之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便辭去了宰相職務，退居金陵，不在過問朝政。

元豐八年（1085年），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駕崩，新法被宋哲宗全面廢除，也宣告著持續了十五年的變法失敗了。

在此後的十年裏，王安石一心著書立說、潛心學問，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病逝，享年六十六歲。

司馬光

人們總是拿司馬光和蘇轼對王安石的批判去抹黑王安石，其實這是對這三人最大的侮辱。三人政見雖然不同，但是互相之間也只是在公事上有分歧，私交並不差。王安石去世後，“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這就是著名的“司馬牛”對王安石這個“拗相公”的評價。蘇轼在代表宋哲宗給王安石的制詞《王安石贈太傅》中說：“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甯之有爲，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于漁樵，不亂群于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禦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摹，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赙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雖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溢美之辭，但也可看出蘇轼並非絕對反對王安石的。三人之間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宋史》中有一段記載王安石的話語：“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王安石的性格鑄就了他的行事風格，變法中他固執己見。對于反對變法的人，他是不能包容的，也是毫不容情的。

或許是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同時代的人不能理解變法的真正內涵。這種對王安石變法的否定一直延續到清朝，連同樣是“戊戌變法”支持者的清德宗在《宋神宗》詩中也是否定的：“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側媚臣。可惜有才偏執拗，終教新法病斯民。”也真是“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也難說身後罵名滾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