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美蘇爭霸中，美國處于守勢。而中國雖說在珍寶島讓蘇軍铩羽而歸，但蘇方部署在邊境的百萬大軍依然讓我國倍感壓力。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1969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委托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以及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向中國傳達想要和解的意願。

爲了改善中國的外交環境，毛主席在一年後給予了回應，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閉幕後，中國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乒乓外交”是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開始，這也意味著在美華人返回故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乒乓外交”的消息傳到美國後，楊振甯喜出望外，立即預定了一張回國的機票，雖說身在美國，但他始終關注著祖國的發展。

楊振甯回國後，最想見的便是自己的同窗好友——鄧稼先，兩人都曾赴美留學，但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鄧稼先與楊振甯早在中學時期就認識，兩人算是同鄉，楊振甯比鄧稼先大兩歲。楊振甯跟隨家人來到了北京生活，兩人因此短暫分別。

雖說不久之後鄧稼先也來到了北京，但兩人家庭住址相隔比較遠，楊振甯住在清華大學職工宿舍，而鄧稼先住在中山公園附近的一個胡同，兩人並沒有太多交集。

1936年，鄧稼先考入了楊振甯所在的崇德中學，兩人的友誼在此得到了延續。其實鄧家和楊家父輩就算是好朋友，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和楊振甯的父親楊武之都曾在海外留學，之前就沒少打交道。

所以楊振甯對這個小兩年級的學弟非常照顧，兩人都對數學和物理比較感興趣，鄧稼先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第一個想到的便是楊振甯。

除了學習之外，兩人還是比較好的玩伴，據楊振甯晚年回憶，自己與鄧稼先小時候經常一起彈玻璃球、爬樹。

但是，兩人相處了一年多便再次面臨分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北平迅速淪陷，崇德中學被迫停課，楊振甯不得不跟隨父母南下躲避戰亂，但日軍侵略的腳步遠比他們逃難的腳步要快，楊振甯一家先是在安徽老家生活了一段時間，然後又繼續南下，定居在了昆明。

鄧稼先一家則是繼續留在北平生活，但是滿懷愛國熱情的他並沒有當日本人的順民。日軍進入北平後，爲了耀武揚威，逼迫城中百姓手持日本國旗夾道歡迎，並且家家戶戶門外也要懸挂日本國旗。

鄧稼先看見“膏藥旗”氣就不打一處來，有一次，他忍無可忍，撕毀了一面日本國旗，然而這一幕正好被一名保安隊長看見，保安隊長爲了向日本人表忠心，向憲兵隊告發了這件事。

幸虧鄧父的一個同僚提前將這件事告訴了他，鄧稼先一家才有充足的時間離開北平。

鄧稼先與父母乘船途經上海、香港、越南等地，最終來到了昆明。受戰爭影響，清華、北大、南開等高校轉移到了內地，並合並爲西南聯大，有幸鄧稼先和楊振甯都考入了這所名師雲集的高校。

大學畢業後，楊振甯獲得了赴美留學的資格，三年之後，鄧稼先也登上了赴美的輪船。

由于鄧稼先剛到美國時，人生地不熟，經濟方面也比較拮據，所以在生活上沒少向自己的好大哥楊振甯尋求幫助。

在美國學習期間，兩人均學業有成，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但是到了1950年，兩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雖說中國暫時沒有出兵朝鮮，但美國時刻注意著中國的舉動，歸國的大門隨時都可能關閉。

中國出兵朝鮮前兩個月，鄧稼先登上了歸國的輪船，當時距離他拿到博士學位剛過九天，假如錢學森當時也能與鄧稼先同行，可能也就不會有後來艱難的回國曆程。

與兩位愛國學者一樣，楊振甯也十分希望能夠回到祖國，但考慮到研究的課題暫未結束，所以只能暫緩這一計劃，令他沒想到的是，自己的這一決定險些讓他與同窗好友分道揚镳。

在美國學習期間，楊振甯師承物理學家泰勒，泰勒稱贊他是：“我所遇到過最聰明的學生。”

在泰勒的幫助下，楊振甯在芝加哥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之後又前往了普林斯頓大學進修博士後。

在普林斯頓大學，楊振甯又結識了諸多物理學泰鬥比如費米、愛因斯坦、奧本海默、李政道等，他的研究方向爲粒子物理學。

量子力學是粒子物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名鼎鼎的薛定谔方程就是出于量子力學。但是薛定谔方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一方程只能在非相對論的情況下才具有適用性。

經過楊振甯和米爾斯的合作，楊米方程問世。楊米方程彌補了薛定谔方程的局限性，這一方程能夠描述相對論情況下的粒子行爲，它的出現讓人類對微觀世界的研究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1956年，楊振甯與李政道提出了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理論假說，簡稱“楊李假說”，一年之後，該假說被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通過實驗證實，楊、李二人憑借該假說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也成爲了首二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

除了科研工作上有所成就外，楊振甯在感情上也順風順水。有一次在中餐館吃飯時，他遇到了一名華人女子，這名女子看上去很面熟，兩人目光對視後，女子吃驚的大喊一聲：“楊助教！”

原來當年從西南聯大畢業後，楊振甯曾留校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助教，這名女子當時還是一名大二的學生。

故人相見，分外熱情，兩人坐在一起聊了好久，這名女子叫杜致禮，大學畢業後她也赴美深造，因此兩人才得以相遇。

值得一提的是，杜致禮的父親正是抗日名將杜聿明，大概因爲是名將之後，杜致禮性格豪爽，這讓她與沉默寡言的楊振甯形成了性格互補，兩人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在學習和生活上，楊振甯也經常給予杜致禮一定的幫助，兩人的感情逐漸升溫。1949年，楊振甯與杜致禮在美國結婚，證婚人是前清華校長梅贻琦。

結婚之後，杜致禮成爲了楊振甯的賢內助，楊振甯能夠在學術領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離不開杜致禮背後的支持。

雖說楊振甯在美國事業、愛情兩豐收，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家鄉在中國。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楊振甯與合作夥伴李政道因爲署名問題産生了糾葛，兩人關系一度決裂，楊振甯少了一個能說心裏話的人。

每當自己思念故鄉，他都會拿出報紙看看中國發生的大事，並把一些最新消息分享給妻子杜致禮。楊振甯突然從報紙上看到，“中國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他瞬間被這一消息震驚。

當年自己的同門師兄奧本海默爲了搞出原子彈用了七年的時間，中國一沒技術，二沒設備，憑什麽這麽短的時間就搞出了原子彈？

楊振甯一度以爲這是中國爲了迷惑美國，釋放的“煙霧彈”，直到1971年回國，他才感觸到新中國科研人員的偉大。

“乒乓外交”之後，楊振甯迫不及待的回到了闊別已經的中國，作爲老朋友，鄧稼先接待了他。

由于在美國時楊振甯就已經聽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師是鄧稼先，所以他懷著疑惑的心情詢問鄧稼先：“原子彈真的是中國人民自己搞出來的？”

由于當時楊振甯已經加入了美國國籍，而且當時中美關系剛剛正常化，所以回答楊振甯的問題時必須慎之又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這可難爲了鄧稼先了，他是個出色的物理學家，但不是一個外交家，面對楊振甯這個問題，鄧稼先只能說：“這個問題我暫時不能回答你，你先走吧。”

與楊振甯辭別後，鄧稼先立即給周恩來彙報了接待情況，並將楊振甯的問題複述了一遍，請教如何作答，周恩來只說了五個字：“如實告訴他！”

得到周恩來的答複後，楊振甯連夜給楊振甯也了一封信，楊振甯閱讀這封信時，他已經坐上了返回美國的飛機。

研究原子彈時，中國正逢自然災害，中蘇關系惡化後，蘇聯又撤走了所有專家和設備，數以萬計的科研人員爲了原子彈工程奉獻了自己的青春，他們紮根于西北戈壁，靠手中的算盤打出了中國人自己的原子彈。

得知中國研制原子彈的艱辛之後，楊振甯淚流滿面，他究竟爲什麽會哭？是爲當年沒有支援祖國建設而感到悔恨，還是爲祖國取得如此成就感到激動？這一點除了他自己，沒人知道。

其實國人對楊振甯的非議一直比較多，尤其是82歲時娶了28歲的翁帆之後。

但是，相比于晚年的婚姻，最讓國人難以接受的是，楊振甯早年加入美國國籍，年邁之後又回到中國養老。其實這些人只是對楊老有一定的誤會。

楊振甯當年沒有選擇回中國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楊振甯的嶽父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

雖說杜聿明在抗日戰爭時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解放戰爭中也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淮海戰役被我軍擊敗後，杜聿明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如果楊振甯回國，可能會帶來一些影響。

第二，楊振甯所研究的方向更偏向于理論物理，而錢學森、鄧稼先等人則是偏向于應用物理。

應用物理方面的研究轉化爲成果的難度相對較低，對于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來說，應用物理的需求程度要遠比理論物理要強。

第三，當時的中國設施落後，暫時沒有能力爲楊振甯提供良好的科研環境，如果楊振甯回國，也就意味著他之前對物理學的研究宣告中斷。

至于後來加入美國國籍，也完全是爲了科研。當時楊振甯已經是物理學領域金字塔頂端的人，美國許多研究院的實驗室有明文規定，不允許外籍人士進入，爲了能夠持續自己的研究，楊振甯只能忍辱負重，加入美國國籍。

從此之後，楊振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始終沒有忘記父親楊武之的教誨：“血汗應該灑在自己國家的國土上。”

老丈人杜聿明在他獲得諾貝爾獎後也寫信提醒他：“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這是民族的榮耀，你要注意政治。”

中美關系正常化後，楊振甯第一時間回到了中國，雖說拿著美國護照，但他的心始終面向中國。

他帶回中國的不僅僅是前沿性的知識，還有自己在美國工作多年攢下的資金，據統計，他共爲清華大學捐贈了六百萬美元，全國範圍內協助建立60多座一流物理實驗室。

至于婚姻，我們就更沒有評論的資格，法治社會人人享有婚姻自由。翁帆曾公開表示：“我非常崇拜楊先生，所以愛上他也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

楊振甯也說：“翁帆把我照顧的很好，我們的婚姻是成功的。”

如今的楊老已經年過百歲，並且已經恢複了中國國籍，只希望他能夠健康長壽，目睹祖國的日益強大。

什麽是愛國？愛國應該體現在行動上，而不是體現在嘴上，義和團式的愛國主義非但不會讓祖國更加強大，反而會把祖國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

是不是一名合格的中國人，從來不體現在護照上，只有心系祖國，隨時隨地願意爲祖國奉獻，才堪稱一個合格的中國人，楊老的所作所爲，對得起國家對他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