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聽說，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的墓位于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第一次去拜訪的時候有些小波折，久尋不至，後來景區內一位通州土生土長的工作人員熱情地告訴我：“李卓吾的墓不在新園內，在馬路對面的老園裏。”
李贽現在的墓碑，依然還是其生前好友，明末思想家焦竑（1540-1620）所書的“李卓吾先生墓”，但墓地從明末到現在已經經曆過兩次變遷：第一次是1953年從明末所葬的通州北門外馬廠村西遷至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南，1983年又遷至現在的西海子。
作爲“明代第一狂人”，李贽反對封建禁锢，追求個性解放；反對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他猛烈抨擊以程朱理學爲代表的封建倫理說教，反對以孔子的言論作爲判斷是非的標准。這些封建統治者眼中的“異端邪說”，曾在四百年前于民衆中掀起巨大的思想浪潮。但現在的李贽墓前，除了不遠處嬉戲的兒童、散步的老人外，似乎極少有人專程至此來拜會這位老先生了。
李贽墓 郭苑潔攝
李贽之死
說起李贽與北京的關系，很多人首先就會想到李贽的死。
《明神宗實錄》中記錄了萬曆三十年（1602）閏二月乙卯日，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彈劾李贽，列舉了李贽的劣迹：“李贽壯年爲官，晚年削發，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武帝爲可笑，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大都剌謬不經，不可不毀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于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于禽獸，而不之恤。”
之所以此時才彈劾李贽，張問達也說得很清楚：“近聞贽且移至通州，通州離都下僅四十裏，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贽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贽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刊者，盡行燒毀，毋令贻禍亂于後，世道幸甚。”核心意思就是說，李贽現在已經跑到北京附近了，會繼續蠱惑北京的民衆，保不齊成爲“麻城之續”。
從明史的記載來看，這位上疏彈劾李贽的張問達也算是一位正直的官員，雖然其勤勉的一生給神宗的建議裏真正被皇帝采納的並不多，但李贽一案算是難得的一件，也是最被世人所銘記的。不管是張問達、還是久已不問朝政的神宗，之所以對于李贽的問題如此敏感，核心還是李贽的“離經叛道”對于那個時代的震動的確太大。
李贽像
四十不惑 思想轉變
李贽死在、葬在通州，作爲一位明朝的官員，他也曾經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而那段時間正對李贽此後的思想變化起著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贽結束在泉州的三年丁憂，攜著一家老小來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崗位。李贽在泉州時，恰逢倭寇進軍，他一到泉州就開始投入戰鬥。不僅如此，全族上下的吃飯問題也都落到這位年輕的基層官員身上，可以說，李贽已經開始被家族巨大的壓力壓迫得有些窒息了。來到北京，並沒有可以上任的崗位，迫于生計，李贽只能“假館授徒”，靠教小朋友來糊口。雖然現在有很多文章贊賞李贽對于孩子的教育強調如何尊重天性、如何貼近生活，但是對于當年以此來貼補家用的李贽而言，最初的授課僅是無奈之舉。到了次年，李贽幹了十個多月的教書先生後終于得了一個空缺，那就是出任北京國子監博士。
嘉靖四十二年（1563）對于李贽來說，既是幸運的一年也是不幸的一年。剛剛得了差事，沒過多久，其祖父過世的消息又傳來。禍不單行，偏偏這時候李贽的兒子也病逝了。離開北京之前，李贽得到了一筆上級及同僚贈予的還算豐厚的“赙儀”，他把一半帶回家鄉泉州，另一半則在河南買了一塊地，把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那裏。之所以不帶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家，還是因爲窮。三年後，當李贽回到河南看望妻子時才知道，自己走後，兩個女兒都餓死了，妻子也只能在朋友的幫襯下靠紡布爲生。
那時李贽的內心正如其在《焚書》中所言：“吾時過家葬畢，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設身處地想，一位家境貧寒的年輕人因爲參加科舉考試成爲中低層政府官員，但不管是從收入還是社會影響都遠遠達不到鄉人對自己的期待，這種高期望值對一位年輕人而言是一種致命的壓力，這或許是李贽此時“無宦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贽實實在在地要承擔類似三世的安葬、族人在戰爭中的糧食等一件件沉重的負擔，而這些困境也讓李贽對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孔子雲：四十不惑。李贽也是在四十歲這一年開始接觸王陽明的思想，從而實現個人思想的巨大轉變。之所以接觸到王陽明的思想，還是源于李贽的兩位好同事。
雖然李贽以“怼天怼地”著稱，也自言到哪都與上級、同僚鬧矛盾，但其在《陽明先生年譜後語》中談道：“不幸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徐用檢（1528-1611）所誘，告我龍谿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關于這件事，不僅在李贽自己的文字中有所記錄，黃宗羲在其所著《明儒學案》也談起過這件事情：“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贽不肯赴會，先生（徐用檢）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贽始折節向學。”此後的李贽就是“五載春官，潛心道妙”，在王陽明開辟的道路上奔馳而去。
李贽所著《李氏焚書》
一位“穿越的當代青年”
隆慶五年（1571），李贽45歲的時候改任南京刑部員外郎，隨後在南京頻頻開始聚友講學，繼而結識了王畿（1498-1583）、羅汝芳（1515-1588），後拜泰州學派王艮（1483-1541）的兒子王襞（1511-1587）爲師也是順其自然的事情。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是道”也在李贽思想中得到延續及發展。在此期間，他也與焦竑、耿定理（1534-1584）、耿定向（1524-1596）等友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對于李贽而言，在北京這幾年的境遇加之對于陽明思想的研習，才是此後思想變化的重要原因。
李贽再次來到北京已是30年後，74歲的李贽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來到北京近郊通州。前一年的李贽還在應河槽總督劉東星的邀請前往山東濟甯，把編錄好的《陽明先生道學鈔》和《陽明先生年譜》在濟甯進行付刻，並開始對《易因》進行修改。
李贽的“超級粉絲”通州馬經綸（1562-1605）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第一次在濟甯與李贽見面，馬經綸說來也是一位年輕有爲的官員，27歲中進士，擔任6年山東肥城知縣，算是政績非常顯著的年輕幹部，但在提拔爲監察禦史後因爲敢于直言被皇帝免職。
李贽很高興認識這麽年輕的“粉絲”，他不僅帶著馬經綸遊覽了濟甯附近的不少景點，而且一路送馬經綸北上，過臨清，一直到直沽，也就是今天的天津。七十多歲重病纏身的李贽，其實只想回到湖北麻城這個熟悉的地方，並沒有想過再次北上，但其反對者並不能讓李贽安享清淨。正如馬經綸在《與當道書》中所言：“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聞檄被驅，狼狽以避。……緣麻城人以異端禍惑世目之，以宣淫誣之耳”。爲了躲避迫害，李贽躲入河南商城黃蘖山。當年十月份，馬經綸就來到黃蘖山看望李贽，並在次年二月把李贽接到通州，自此以後李贽在通州繼續修改《易因》，這本書後來改名爲《九正易因》。
李贽對于生死早已看淡，他在被錦衣衛抓捕之前已經寫好了《遺言》。其道：“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席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我心安焉，即爲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于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這種坦然、這種樸素，放到現在也值得佩服。不僅如此，李贽還言：“我生時不著親人相隨，沒後亦不待親人看守”，徹底斷了六親。
李贽的思想巨大轉變起源于北京，最終在通州結束了自己戰鬥的一生。對于李贽的思想觀念了解得越多，越有一種想法萦繞在腦海中，那就是暮年的李贽似乎如同一位當代青年穿越至四百年前的明末。不管是他的反對理學、提倡功利主義，還是他所倡導的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就是他所提出在當時爲自己惹來無數“非議”的尊重婦女、提倡婚姻自由也都是當代人習以爲常的觀點。
如果有時間，我們還是應該去西海子公園的李贽墓前走一走。每個人都生活在某一個時代，但思想絕不只屬于這個時代，盡管那些“異類”的思想是李贽當年以生命爲代價做出的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