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熟悉黨史的曆史愛好者，對這個名字是絕對不陌生的。他總是和中國革命的曆史記述相聯系，當過中組部副部長；更是毛主席的秘書，是主席的身邊人。

李銳生于1917年，正是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的一年。四十年代，受到革命的召喚，他來到延安，從事新聞工作，在《解放日報》當了一名宣傳寫手。

不過，今天故事的主角並不是李銳，而是他的前妻範元甄。範元甄，1921年出生于湖北武漢，年齡比李銳要小幾歲。範家家境殷實，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崇尚革命、進步、自由。

1935年，北京爆發了“一·二九”運動，範元甄在武漢也舉起了橫幅，走上了街頭，聲援北京學生。這場運動成爲範元甄思想覺醒的契機，不久後，範元甄便加入了組織。

一開始，範元甄只是在南方局工作。期間，面容姣好的她結識了才華橫溢的李銳，兩人遂走到了一起。1939年，婚後的兩人前往延安，被普遍稱爲“美滿的一對”。

1940年左右，延安掀起了整風運動，兩人都深陷其中。

整風運動一大特點就是思想改造，改造的對象自然是天然具有“資産階級”特性的知識分子。改造的理論依據，應當是這句流行甚廣的名言：牛都可以改造得能耕田，爲農夫所用；人當然也可以改造，爲黨和革命所用。

這場改造運動，範元甄是成功的“搶救對象”，思想言行都“左”的出奇。李銳則恰恰相反，不管是批鬥、撤職；還是開除、流放，李銳還是李銳。

一個“左”，一個“右”，自然矛盾重重，不可調和。李銳後來曾在《世紀之交感言》中寫道：“延安的搶救運動，使我頭腦更加冷靜，較能在複雜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看法。”

執拗的性格讓李銳進入了監獄，他何以被捕呢？有兩三個人在逼迫之下，承認自己是特務，誣陷李銳是上級。這是主要原因不假，除此之外，李銳放言無忌地高談闊論，恐怕也早已引起了康生的注意。

康生汙蔑李銳對組織有殺父之仇，其實這只是欲加之罪。李銳的父親是在1922年病故，那時候還沒有紅軍，又何曾有殺父之仇呢？

從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李銳身陷囹圄，範元甄也受到了牽連。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範元甄竟然選擇了與丈夫離婚，來令自己置身事外。

出獄後，妻子範元甄又和李銳破鏡重圓，好似原有的分歧不存在似的。很有可能這次結婚的出發點不是真愛，而是妥協和自保。

新中國建立後，李銳主持湖南省委宣傳工作，妻子範元甄則擔任了湖南省工業廳秘書一職。

“廬山會議”時，李銳作爲秘書，受到波及。中直機關黨委負責人找李銳談話，透露要開除他黨籍的決定，問他的意見時，李銳則說：“贊成開除，沒有意見。”時隔多年，李銳回憶當時的場景，感到完全絕望，只有無限的悲哀。

李銳白天在機關挨批鬥，晚上回到家裏，又一場批鬥在等著他。自從李銳出事，還是妻子的範元甄就同他劃清了界線。不僅如此，範元甄還收集資料，揭發了丈夫不滿的言論。

巧合的是，李銳的秘書站了出來，爲其打抱不平。李銳的辦公桌的抽屜裏放著範元甄前不久給李銳的一封信，信中是範元甄對“大躍進”也懷疑，對放衛星也埋怨。

這位秘書便將此信交給了組織，有了罪證，範元甄的日子也不好過，成了被審查的對象，下放到車間當了一名工人。

範元甄一不做、二不休，進一步揭發李銳，寫了兩個筆記本的材料。1961年11月，李銳和範元甄又辦理了離婚手續。

從北大荒接受改造回來後，李銳又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繼續改造。這時候，李銳的朋友暗裏提示他，這是範元甄告狀的結果，而且涉及的是對主席的看法。

直到改革開放，李銳恢複了名譽，兩人的恩怨才告一段落。晚年的範元甄還想和李銳複婚，但這次李銳沒有同意。範元甄于2008年逝世，終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