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黨的第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也就是在會議期間，根據毛主席的提議，頒布了六條規定：

“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這六條規定，是爲黨中央即將遷居北平時特意提出的要求，時至今日，這六條規定還在西柏坡紀念館裏，供後人參觀留念。

直至建國後四年，即1953年，毛主席還又一次提到了這六條規定。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雖然親自提出這六條規定，卻爲了一個人曾違背過這六條規定中的其中一條。

即1942年5月，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犧牲在遼縣南艾鋪後，根據中央指示，將八路軍總部駐地遼縣改名爲左權縣。

據說左權犧牲以後，各地都曾掀起過把地名改爲烈士名字紀念的風氣，後來根據統計，我國共有37個縣曾以抗日烈士的名字來命名。

甚至于當時還有不少人提議，以毛主席等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各城市。

盡管在國外就有這樣的傳統，比如蘇聯的斯大林格勒，列甯格勒等等，但毛主席還是很反對這樣的提議。

1946年6月18日，《新華日報》還專門發表了題爲《革命領袖與烈士名字不能亂用》的文章：

“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機關……只局限於表面的紀念，隨便應用革命領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稱……這樣將先烈和革命領袖的名字混用起來,使很多群衆分不清。”

後來建國以後，許多以犧牲烈士命名的城市，大多數都改回原名，只有左權縣在毛主席特批下，至今仍然保留。

左權是抗戰時期八路軍犧牲最高級別的將領，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前總參謀長。

有很多人爲了突出這一點，還牽強附會說左權如果不犧牲，1955年授銜時保底大將，最高元帥等等。此類說法在我看來，均屬于揣測。

以授予何等軍銜來形容一個革命烈士過去的革命資曆，無疑是很狹隘的。

至少是在建國後，不少的開國將軍在授銜時，心中一開始想的並不是自己應該授予何等軍銜，而是那些過去犧牲的烈士。

左權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後來還曾赴蘇聯留學，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國後出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也正是在這段時期內，左權展現出過人的組織能力，後來逐漸受到了重用。

無論是在土地革命時期，還是後來抗戰時期，左權都是我軍中少有的出色將領。

左權作爲我軍之中著名的遊擊戰創始人之一，1989年經中央軍委評定，位列36個軍事家之一。2009年，左權將軍被評選爲“100位爲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

更讓人動容的是，左權對家人的那份深情厚誼。

左權與妻子劉志蘭是1939年4月成婚，也因爲前線戰事頻仍，夫妻兩人聚少離多，爲此左權將軍對妻子總是滿懷愧疚。

1940年5月27日，左權與妻子有了個可愛的女兒，後來朱老總親自爲孩子取名爲“太北”，因爲孩子出生在武鄉，而武鄉又位于太行山之北。

在左太北出生的頭幾個月裏，左權難能可貴的在妻子身邊陪伴了三個月。爲了能讓妻子休息好，左權幾乎是承包了全部的家務，他經常在半夜爲女兒換尿布，洗尿布。

不過三個月後，隨著日軍對根據地的掃蕩逐漸嚴重，根據時局變化，當時八路軍總部決定對華北日軍實施反擊，原計劃是調動22個團，但直至戰役結束，才發現調動的部隊有105個團。

後來還是彭老總發話，不管幾個團，就叫百團大戰。

身爲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前總參謀長，在百團大戰前夕，左權那時經常在指揮部忙于作戰部署，只有趁著一些空隙時間，他才能跑回去看妻兒。

劉志蘭埋怨丈夫長時間不回來探望，左權面對妻子的埋怨，也只是嘿嘿一笑，從來不辯駁，只是默默地拿著女兒換下來的尿布到河邊清洗，直至夫人氣消了，他才回來安撫。

左權心裏很清楚，自己對妻兒的愧疚，但他也無力去改變這個現狀，只能夠盡可能的安撫妻子的情緒。

考慮到前線戰事緊張，左權決定安排劉志蘭母女返回延安。

從分別直至後來犧牲，左權一共給妻子寫過12封信，除了丟失一封外，其余11封都被劉志蘭細心的保存下來。

對于送妻子到延安，左權是非常贊同的，不僅僅是爲了安全考慮，同時也是讓妻子在延安能夠有個安心學習的環境，可以不被前線環境和家庭生活所影響。

不過，左權雖然親手把妻兒送回延安，但從後來往來的信件中，卻總能看到他表露出“後悔”的情緒。

1941年5月20日，左權在給妻子的信中，鼓勵她學習的同時還在信中訴說自己的思念：

“志蘭！親愛的，你走後我常感生活孤單，常望著有安慰的人在，你當同感。常有同志對我說把劉志蘭接回來吧。我也很同意這些同志的好意，有時竟想提議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你求知欲之高，向上心之強總想求進步，這是每個共産黨員應有的態度。爲不延誤你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情打消忍耐著。”

另外在信中，左權將軍也不止一次的提到過女兒。

“托人買了兩套熱天的小衣服給太北 ，還沒送來，冬天衣服做好後送你，紅毛線褲去冬托人打過了一次寄你。如太北的衣服夠穿，你可留用，隨你處理，我的問題容易解決。另寄呢衣一件、軍衣一件、褲兩條及幾件日用品統希收用，牛奶餅幹七盒是自造的還很好，另法幣廿元，這是最近翻譯了一點東西的稿費，希留用。”

時至今日，我們在讀到左權將軍這些家書時，依然能夠感受到他那力透紙背的情感。

自從劉志蘭回到延安後，左權思念的情緒就沒中斷過，到1941年戰事稍緩後，左權又迷上了種蘭花，當時總部的一些官兵在院子裏面種滿了蘭花，左權一看見這些花就想起妻子。

1941年9月，左權在給妻子的信中，還特別提到了這些花：

“每次打開門簾，見到各種花的時候，就想著我的蘭，我最親愛的蘭。”

1942年5月22日，時任冀南軍區第二軍區政委江明准備回延安，臨別之前，左權囑托他給妻子帶回一封信，這封信也是左權犧牲前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

要知道距離左權上一封信寄回還不到半個月，此次他又寫這封信，本來只打算寫十幾個字，但後來一開頭就收不住筆，直至寫完才發覺已經差不多有五六百字。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願在黨的整頓之風下各自努力，力求進步吧！以進步來安慰自己，以進步來酬報別後衷情。”

可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封信寄出去三天後，左權將軍便英勇犧牲，時年37歲。

劉志蘭在延安收到丈夫犧牲的消息後，最初還不大敢相信，直至詢問上級，她才確信了這個消息。要知道在當時，劉志蘭也不過才25歲，驟然聽聞丈夫犧牲，這對她而言，打擊實在有些大了。

至于左太北，當時尚不滿兩歲，她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左太北從記事起，對父親的印象就只是停留在照片上，相比之下，她更熟悉父親身邊的戰友，比如朱老總，再比如彭老總。

作爲左權的老戰友，彭老總對左太北簡直是視如己出。也因爲彭老總夫婦對左太北太好，使得左太北在彭老總面前，總是敢于“放肆”一些。

建國後，左太北考上了北師大附中，但是因爲劉志蘭被調到外地工作，無暇顧及女兒，就把女兒托付給彭老總。

本來劉志蘭已經安排好左太北寄宿，但彭老總一聽說此事，眼睛瞪得溜圓：

“讀什麽寄宿，就住在家裏就行了，我家離她學校也近，正好還可以和我侄女彭鋼做個伴。”

彭鋼記得很清楚，伯父彭老總本來對她也很是照顧，可是左太北一來，伯父就讓她把住的房間讓出來給左太北，自己住在書房改的臥室。

相比之下，左太北對父親的了解，也是後來一點一滴從身邊人慢慢積累起來的。

一開始左太北了解到的父親就只是一名烈士，直至建國後參加父親的移靈葬禮儀式，她才第一次了解到，父親不僅僅只是單純的一個烈士，他還是一個民族英雄。

偶然的一次機會，左太北從彭老總口中知道了父親犧牲的經過，那時彭老總還很感慨的對她說：

“作爲一個老軍人，你爸爸肯定知道在日軍第一顆炮彈之後，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飛來， 躲避一下還是來得及的。但當時十字嶺上集結著大批的人員和馬匹， 你爸爸不可能丟下部下自己隱蔽。 他是死于自己的職守，死于自己的崗位，死于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啊！“

左太北在了解到父親的事迹後，便始終以父親作爲她的榜樣。

可在時隔多年以後，當她看到父親給母親的信時，心中卻又湧起難以言喻的情緒。

1982年，劉志蘭把珍藏了40多年的左權信件交給女兒，並將之稱爲“寶貴的遺産”。

左太北一封一封展開看，幾乎每一封信都寫滿了無盡的思念，唯獨最後一封信結尾，卻又有所不同。

“我雖如此愛太北，但是時局有變，你可大膽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給你受累，不再多妨礙你的學習及妨礙必要時之行動爲原則。”

左太北一度對信中父親對自己“可大膽按情處理”一事有著很深的芥蒂，父親是如此愛自己，爲什麽要在時局有變，要讓母親大膽處理自己呢？

在極度的悲痛之中，左太北慢慢的才了解了父親的用意。

“父親准備隨時犧牲自己的親骨肉，這決不說明父親無情，而是共産黨人個人情感服從革命事業的具體體現。父親作爲高級將領，關鍵時刻舍生取義，戰場捐軀就是明證。”

2002年，經左太北編輯，出版社出版了《左權將軍家書》。

與父親左權壯烈犧牲相比，左太北一生就有些默默無聞，身邊的同事也說左太北做事很多，說話卻很少，大家了解她，也是通過一些公開的資料，卻從來不曾在她口中聽她說起。

左太北其實她也做了許多工作，只是她並不經常提起，至晚年退休後，她又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追尋父親的足迹上，對她而言，這是她晚年最有意義的事。

“父親左權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甯折不彎的铮铮鐵骨。正因爲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國人民會永遠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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