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江冬秀，世人知我，一是胡適之妻，二則是民國“母老虎”。

可誰又知道，我這一身“惡名”，只是一介女子爲了保全自己的婚姻，所做的掙紮呢？

生于新舊交替的時代，男人都以抛棄封建的小腳妻子，與接受新教育的女學生談戀愛爲榮。

可被封建禮教馴化的我們，又做錯了什麽？如果可以，誰不願做人見人愛的“林徽因”？

所以，我扯下裹腳布自己解開身上的束縛；我將裁紙刀抵在孩子的脖頸上，阻止適之與我離婚；我站在法庭上爲瑞瓊作證，揭露梁宗岱的道貌岸然。

我是從封建時代走入新社會的小腳女人，嫁給了喝過洋墨水的北大教師胡適，可我敢說，我配的上他。

1933年，我鼓勵瑞瓊將北大外文系主任，也就是她的丈夫梁宗岱告上法庭。

我還親自出庭作證，證明梁宗岱道貌岸然，與女學生沉櫻戀愛抛棄發妻何瑞瓊。

“梁先生很喜歡美貌的女學生，每到學生中間，必定坐到最漂亮的女學生身邊，而且舉止親昵。

他和瑞瓊還沒離婚，不僅將瑞瓊趕出門外，還公然與學生沉櫻戀愛，簡直是枉爲人師。”我在法庭上痛陳梁宗岱的種種惡行。

最終我們勝利了，瑞瓊獲得了7000元的離婚賠償費。

梁宗岱因此事在北大也再難爲人師表，帶著沉櫻灰溜溜地去了日本。

因爲這件事，我在北平一炮而紅，報紙上有說我敢于爭取女性權利，是新時代女性的代表，也有罵我多管閑事，讓國家棟梁遠走海外。

對此，我毫不介意，讓那個出軌的男人付出代價，讓瑞瓊拿到應有的補償，就是我想做的。

原本我對梁宗岱並無任何看法，1931年，得知他回國後，適之立即邀請他去北大任教，說他有大才。

因剛回到北平舉目無親，適之便讓我將家裏的偏房收拾出來，給梁宗岱居住，我抱著支持適之工作的心理，將偏房裏裏外外打掃一番，梁宗岱便住了下來。

他也算一表人才，剛任教沒多久便傳出他和女學生沉櫻戀愛的消息，我也沒放在心上。

直到何瑞瓊找到我家，說是梁宗岱在老家的原配妻子，梁宗岱嫌棄他沒學問誓要與其離婚。

瑞瓊不同意離婚，這才找到了北大，我還記得梁宗岱上完課回來，看到屋裏的瑞瓊。

話都沒說，直接拿起她的行李扔到了院子裏，趁瑞瓊拾行李的時候，他將門砰地關住，並喊道：“哪來的回哪去，我們說好了離婚，我不允許你來這。快走，快走。”

瑞瓊是個老實的女人，沒有大喊大叫只是低著頭站在門口抹眼淚，我看不下去將她扯到我屋裏。

聽她講述了他們的過去，原來她和梁宗岱的婚姻是家裏老人許諾下來的，當初梁宗岱根本不同意，但是見面後發現瑞瓊長得天仙一樣，也就半推半就地同意了訂婚。

等他再次回家結婚後，才得知瑞瓊只上過三年級沒有什麽文化，氣得立馬要離婚。

瑞瓊不同意，這才趕到北平來找梁宗岱。

“這個沒心肝的男人。”我聽後忍不住拍桌而起。“我生平最恨抛棄原配的男人，瑞瓊你放心住下，我就不信這北平城還治不了這個沒良心的男人？”

這才有了我鼓勵瑞瓊，將梁宗岱告上法庭的後續。

每次聽到男人抛棄妻子，另找女學生的例子，我都會想起我的婚姻危機。

世人都誇適之是難得的好男人，外出留學接受新式教育，回來後還能迎娶小腳女人，並做到了一生一世。

可沒有一位學者肯站出來爲我說句公道話，寫一寫我在這段婚姻中所做的掙紮與取舍。

都說適之怕我、敬我更愛我，卻不說他曾有過6個紅顔知己，還曾讓曹誠英懷上了孩子，如果不是的“以死相逼”我們的婚姻早就破裂了。

1923年，適之身體不好，南下杭州養病，我留老家照看母親和孩子並未跟去。

杭州的學者聽說適之去了，便頻頻拜訪，其中就有著名才女曹誠英。

曹誠英我是認識的，她是適之嫂子的娘家妹妹，我們結婚時因適之接受過西式教育，故采用了西式婚禮，曹誠英就是我的伴娘之一。

當年婚禮上我並未意識到，我的新郎和伴娘兩人因一刹那的眼神接觸都被對方驚豔過。

曹誠英家境殷實，5歲上私塾，從小就偏愛文學，尤其愛詩詞，長大後更是成爲江南一帶的才女。

她不僅有才，臉蛋和身材更是江南女子特有的聘婷和袅娜，適之見其第一面便被其吸引，甚至還爲她做了詩：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婚時。

她對于適之更是一顧傾心，礙于身份只能將愛意深藏心底。

當時身爲新娘的我，只顧沉浸在接下來的幸福生活裏，對此事並不知曉。

1923年，曹誠英因被婆婆嫌棄生不出兒子而離了婚，適之恰逢其時地出現在了她的面前。

兩人無論在文學上，還是在生活上都將對方視爲此生的靈魂伴侶，適之完全不顧及我和孩子，公然與其住到一起，甚至到了懷孕的地步。

還是徐志摩旁敲側擊地提示我，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此時，適之正好回家探親，說是探親，回到家卻不曾看母親和孩子一眼，只將我拉到屋裏對我說：“我們離婚吧，誠英懷孕了，我想離婚給她一個家庭。”

“你想給她一個家庭，你就要拆散我們的家是嗎？你讀書都讀到狗肚子裏去了嗎？你不要臉婚內出軌還有理了？

想要離婚是嗎？想要跟那個賤女人過是嗎？”我抓起桌上的裁紙刀，將兩個孩子拖到他面前。

“你要是離婚，今天我們娘仨就在你面前抹了脖子，都別活了，反正你心裏也沒這個家了，我們死了也順了你的心。”我大聲嘶吼著，將刀緊緊地貼著孩子的脖頸上。

頭發、眼淚糊了一臉，我嘶吼著狂怒，像個瘋子一樣將刀死死地抵在孩子的脖頸上。

老大的脖子被刀刃蹭破往下滴著小血珠，孩子被嚇得哭鬧不止，適之也被嚇住了，他急忙上前欲奪下我手裏的刀。

我側身閃過他，並吼道：“你再往前，我就先劃破老大的脖子，你不信試試。”

他確實沒再敢動，只是忙勸我放下刀，別傷了孩子。

我問他還敢不敢離婚，他流下眼淚道：“不離了，不離了，再也不離了，我馬上和誠英分手，我們好好過日子，好不好？放下刀，別傷了自己。”

適之很膽小我是知道的，最終這番“鬧劇”在適之的妥協下結束了，他回到杭州與曹誠英分了手，並讓其打掉了孩子。

我的行爲也被當時很多人添油加醋，當作我“母老虎”的有力佐證，可他們哪裏知道。

那天我是下了必死的決心的，結婚時我就想過這輩子我就結這一次婚，婚後和丈夫和和美美地過日子。

我不做朱安，一輩子都在等一個男人轉身，卻到死都沒能等到；我也不做高曉岚（陳獨秀第一任妻子），爲了成全陳獨秀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長大；我就要做江冬秀，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輩子在一起。

如果那天適之堅持離婚，我想我真的會帶著孩子離開這個世界，我要讓他一輩子都活在陰影中無法自拔，我承認我不是個善良的女人。

身爲女子有太多的不易，女子如果婚後找男人，你的脊梁骨恨不得都被別人的流言蜚語戳穿。

男子婚後找了女人，不僅不被恥笑，還會被歌頌爲突破束縛尋找靈魂的出口。

婚後即使我知道適之也會被青春靓麗的女孩子吸引，但只要不做出過分的舉動，我都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次確實是威脅到了我的婚姻，我只能采取制裁手段。

1962年2月24日早上，適之像往常一樣出門上班，此時他已經72歲了，但依舊放不下學校的工作。

這兩年他的身體愈發不好了，尤其是心髒，前段時間還多次因心髒病住院，這才剛出院他又要到學校去了。

“適之，你早點放下工作，我們回老家去吧，回老家我們也弄弄花草打打麻將多好？”我向他抱怨。

“等我忙完這一段時間，就辭職陪你回老家，陪你打麻將。”他邊說邊笑，拿著帽子推開門出去了。

我站在門口目送他，台灣那天的天藍極了，陽光灑下來鋪在他身上，70多歲的他並不曾發福，依舊是瘦瘦高高的。

我好似看到了年輕的他，還記得那時我倆雖訂了婚，卻不曾見面，那年他留學回來特意要見我，我害羞地用帷幔擋住自己，但還是看到了他清秀挺拔的身姿。

不知怎的，73歲的我看著眼前漸漸走遠的男人，依舊會內心澎湃。當天下午有人到家裏接我，說適之突發心髒病在大禮堂暈倒了，我坐車趕到醫院時，他已經被蒙上了白布。

隨後，小兒子祖望也趕到醫院，我哭著跟他說：“你父親走了，你通知思杜（大兒子）再來看他最後一眼。”

沒想到祖望說到：“哥哥，已于父親前頭走了，怕你們接受不了，一直沒敢告訴你。”

“什麽，你說什麽？”我撕扯住祖望的衣袖，一時間不敢相信他說的話。

平時還算硬朗的我，那一刻雙腿軟的好似爬過泰山一般，毫無力氣，呼吸也是上氣不接下氣。

一生連忙給我打了一針，我才舒緩過了，也逼著自己接受這個事實。

他最終沒能陪我一起回老家，過上侍弄花草，打牌喝茶的退休生活，他食言了。

安排好他的後事，我一個人回到了老家。

1975年，我85歲了，躺在床上回顧一生，想起的大多數事情都和適之有關。

我怕他當慣了扶危濟貧的老好人，肆意揮霍錢財，讓他將工資統統交給我，他如實上交；

未必免他到處拈花惹草，規定10點之前必須回家，他也乖乖照做；我愛打麻將，有時候太太們湊不齊，總是三缺一，他即使忙于工作也會頂替一會。

此時想來他確實是個不錯的丈夫，我好像也是個幸福的女人了，也該知足了。

我緩緩閉上眼睛，嘴角不自覺上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