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爲，明朝是被那幫白拿俸祿的宗親“吃”垮的。也有人認爲，明朝之亡是源于富戶，特別是所謂的江南富商集團。他們不僅在皇朝危難時一毛不拔，各種社會乃至黨爭問題也和他們直接相關。

明朝的宗室供養確實是個問題，也是皇朝財政的一大負擔，但這個負擔並未嚴重到拖垮明朝的程度。

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爲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慶初，隸屬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隸屬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頃歲甲辰，隸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

《徐光啓集·處置宗祿查核邊饷議》

首先，明朝的宗室人口數量被很多人高估了。

按照徐光啓的統計和測算，明亡時宗室也多不過二十萬，距離所謂的“百萬之衆”相去甚遠。作爲對照，清朝曆時和明朝相近、社會人口增長率大于明朝、宗室奪籍比明朝少得多，至清亡時宗室人口也就是二十多萬。

其次，明朝從弘治朝開始就主動縮減宗祿規模，而且方法非常“硬核”。

一，通過“本折各半”強行克扣宗親們的宗祿。將宗親們的宗祿分爲兩部分，一部分照舊以糧食這種實物發放，一部分換成已淪爲廢紙的寶鈔。“郡王、將軍祿米七分折鈔，中尉祿米六分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宗藩條例》）。

二，大搞宗室版“計劃生育”。朝廷要求宗親們納妾需報備並限定各級宗親妾室數量，“親王妾媵十人，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 … 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 …”。不是朝廷“認可”的妾室生出的孩子（包括他們的後代），朝廷不錄入玉牒，更不會授爵、發祿。

這兩下一折騰，至嘉靖朝中後期，大量出現宗親生活困難、在市井流浪行乞、甚至于餓病致死的事例。連原本看不上宗室的朝廷官員都開始爲他們喊冤，“八口之譏馑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無望，雖生于皇家，適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

最後，宗祿負擔主要壓在宗藩所在的地方，並且地方府衙在難以承受時不是勒緊褲腰帶湊宗祿而是拖欠。

明朝宗室的宗祿有兩種發放形式，親王和郡王由朝廷賜予祿田，他們收取田租作爲宗祿。其余宗親和地方官員一樣，從所在地的布政使司領取各自宗祿。所以宗祿負擔主要壓在宗藩集中的地域，例如山西，高峰時一省的糧賦不夠支付宗祿。

但地方官員怎麽可能自己吃糠咽菜以集中資源去供養無權無勢的中下層宗親呢？遠居京師的皇帝，會因爲親情額外照撫自己的兄弟、兒子們，但真會把這些八杆子都打不著的遠親當回事兒麽？

所以支付壓力大時，地方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拖欠，例如嘉靖七年山西巡撫王德明奏報多年來山西已累計欠宗祿147萬余石。這也造就了親王們爲數不多的“正事” – 向朝廷討俸。而朝廷財政本身也不寬裕，皇帝本人也不願意去負擔這些遠親，那怎麽辦？

一是，將部分宗藩向産糧區、宗祿負擔低的地區遷徙。二是，搞了個一刀切的辦法“定額”，劃定各宗藩宗祿總額（折算爲白銀），人丁滋生也不增加。

據《明代宗祿問題之研究》中的數據，明末宗祿最高額出現在天啓三年爲白銀156萬兩，當年明廷總歲入（含加派）折白銀1800萬兩。所以宗室宗祿對于明朝確實是個問題，但這個負擔沒重到會拖死明朝的程度。

持“富戶害明說”的朋友，大體持有兩種觀點。一是這些富戶不配合朝廷，導致朝廷收不到商稅。二是這些富戶大量持有土地，以至于朝廷稅賦源大減、貧民生活無著而至社會動蕩。

在立朝之初，太祖就旗幟鮮明地將小農經濟定性爲皇朝的支柱並發布諸多歧視“商”的政令和法規。整個明季朝廷不僅沒有扶持農業之外其它産業的主動舉措，還積極打壓其它産業的發展，如禁海、鹽引改制、禁礦等。

在皇朝的歧視和限制下，明朝的商業發展以及相關經濟規模都很低。所以不論富戶們配合不配合，針對它們收稅的基礎在哪裏呢？又憑什麽指望商稅去填補朝廷的財政大窟窿呢？

一些朋友覺得，隆慶朝放開海禁之後，財源和白銀蜂擁而入，那些富戶們各個賺盆滿缽滿、富可敵國。如果能從它們身上順利征收相關貿易稅賦，則明朝歲入翻翻都不止 ……

這種觀點其實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是不是事實。

首先，即便開禁，明朝仍然是以農業爲基礎的皇朝。明朝對海貿的重視以及整體的發展，遠不如有歲幣壓力的宋朝（特別是丟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其次，隆慶朝也沒有完全解除海禁，不僅只開放了月港這一處市舶司，對貿易地、品類等仍有限制，如依舊針對貿易大戶日本禁市。

所以，明朝海貿的總量不如宋朝，也就是說其相關稅賦即便順利收取，也不可能超過宋朝。那麽宋朝的相關數據是什麽樣的呢？

宋仁宗皇佑年間宋廷歲入大概3700萬貫，其中只有53萬貫來源于市舶司。南宋紹興十年朝廷歲入4500萬貫，其中來源于市舶司的不足5%(將近200萬貫)。所以明朝憑啥能靠海貿稅收解決財政問題，甚至歲入翻翻呢？

富戶大量持有土地，導致明廷稅賦基數縮減，這確實是事實。但是明朝自己其實沒理由去責備他們，因爲這是皇朝必須付出的代價。

朱元璋雖然極端反感“君與臣共天下”，但在皇帝集權制度之下，他也無法讓他的皇朝跳出這條曆史規律的束縛。不然憑什麽就因爲你姓朱，全天下就是你家的？

所以即便殺光“一屆”的士紳，皇帝們還是得培養出新的士紳階層，並向他們渡讓土地權利，以換取他們輔佐自己統禦天下。

與其稱呼那些大量占有土地的人爲“富戶”，不如稱呼這些大地主爲“缙紳”。相應的稅賦減免、更多的占有土地，甚至可以說是他們“天然”的權力。明朝的名臣們，除了極個別的“異類”之外，其余的手裏不都大量握有土地麽？如楊士奇、徐階、張居正 ……

正是因爲“共天下”，所以當明朝積重難返時，他們大多不會選擇承擔更多的責任，去挽救這個行將就木的皇朝。而是像當初扶起大明一樣，選擇更具成效的方法，換一個“共”天下的合作夥伴。

所以明朝滅亡的鍋，扣不到宗室或者富戶頭上。就如人都會生老病死一樣，明朝只是到了該亡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