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越文化往往作繭自縛，過度的優越感，導致自我中心，旁若無人的心理。契丹是壓境強鄰，理應知彼知己，事實恰巧相反，朝廷怕大臣通外語，會通外敵，而大臣們居然也無人指出了解敵情的必要。

北宋如此，南宋尤甚。出使親曆金國，無從考察，眼看金國用通漢語的人，也無動于衷。開禧年間，貿然作戰，就出于誤聽不確的片段情報。蒙古幾次進攻，竟也不知虛實。

宋代不重外語的習慣，一直傳到近代。清末一群名爲講洋務的大臣，有幾個通曉外語？在抗戰前後，知識分子很少學日文，好像學日文，就有想作漢奸的嫌疑。抗戰既不知彼，戰後清查日本劫奪的資産，照樣胡塗。

——劉子健《宋史測度·引言》

北宋安定，澶淵之盟之後對契丹保持長期和平是一個大因素。和契丹辦外交的大臣是不是有通契丹語的呢？這也是頗有興趣的問題。一般印象之中覺得好像很少。儒臣不學這種夷語的末技，多半用通事通譯。反映中國文化“自我中心”的態度，對于外國情形，不夠注意。並且通外國語，還可能被君主懷疑，戴上一頂帽子，說是有私通外國的嫌疑。

耶律弘世墓墓道東壁“契丹官吏圖”

但是姚從吾先生以爲有重要的例外。負責澶淵交涉的曹利用是通曉胡語的（原載《大陸雜志》六卷三期《女真漢化的分析》，收入《宋遼金史研究論集》，頁二七八—二九〇，1960年）。證據是楊仲良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本末》（以下簡稱《長編本末》）卷一五。這書有廣雅書局光緒十九年本，頁一四，的確有這樣的文字。曹利用說：“臣鄉使胡，曉胡語，又密伺韓

（是契丹的使臣）。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不同。籲，可畏也！”

這例外有點突兀，因此引起懷疑和一點小考訂。《長編本末》另有一個清抄本（台灣圖書館藏），比廣雅刊印得早，還有題跋，眉批，和斷句。這本子卷一五，頁一五的文字不同：“利用對曰，臣鄉使胡。曉胡語人密伺韓

。”下文相同。“曉胡語人”四個字下面沒斷句。校勘的人覺得句法不順，不知道怎麽講好，加了個眉批說：“疑胡人語。”這眉批也是覺得曹利用可能通曉“胡人語”。

宋代楊邦基《出使北疆圖》（局部）

其實，原文不算太錯。應該解釋爲曹利用派了一個“曉胡語人”去“密伺韓

”，取得情報。曹利用以使臣身份，常和韓

在一起，按情理不便先走開，然後又偷偷回去，躲在一邊，親自去“密伺”對方的使臣。還有一點證明。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浙江書局本），卷五八，頁一四說：“利用對曰，臣鄉使曉契丹語又密伺韓

。”這句法有點不順。其實這“又”字是“人”字之誤，應該讀爲“臣鄉使契丹語人，密伺韓

”。曹利用剛剛使胡回來，用不著說“臣鄉使胡”。抄本的《長編本末》可能是多了一個“胡”字，可能也是“臣鄉使曉胡語人”。這樣解釋就使《續長編》的原文和《長編本末》所引用的都一致了。至于廣雅書局本的《長編本末》，兩個錯都有，多了一個“胡”字，也把“人”字誤爲“又”字，句法就不順了。

從這版本小考訂看來，派個懂契丹語的人去偵探，曹利用自己是未必通契丹語的。不但如此，一般說來，學契丹語還是罪狀。《歐陽永叔集》（國學基本叢書）卷三，頁八一，余靖的神道碑銘說，出使契丹而貶官：“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像夏竦誣告石介詐死出走，想結合登州萊州的強悍，暗通契丹，因此開棺驗屍。又像富弼出使，剛回來就被懷疑有暗通契丹的嫌疑。這都是有名的案子，可以看出北宋君主的心理，怕契丹，猜疑臣下，一以鞏固君權爲重，甯可讓有辦外交能力的人員不通外語，不能直接通曉外國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本文轉載自“中華書局1912”，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