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門的提琴

編輯|卡門的提琴

東晉文壇領袖人物阮籍，堪稱中華文化史上一位全能的出衆大師。

他是當時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在詩詞、散文、書畫、思想等領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然而，這位全能大師的晚年卻飽經坎坷。

晚年的他思想日趨出世消極，經常與自己的三五好友喝酒度日，最終在263年前後郁郁而終。

那麽，阮籍都經曆了什麽？爲何會從一個飽含志向的人變成一個整日酗酒的酒徒呢？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出生于漢建安十五年，在曹魏時期，阮籍曾官至步兵校尉，所以後世常稱之爲“阮步兵”。

阮籍是魏晉之際著名的玄學名士，與嵇康同爲“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他寫的散文非常出色，但更擅于詩歌的創作，以五言“詠懷詩”名動于世。

阮籍的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音樂上也有頗深造詣，能彈琴，善喊。阮籍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著有《阮籍集》傳世。

阮氏也是名門世族，世代習儒，也是阮氏門第“清望”的必備條件。

阮籍之父阮璃，字元瑜，是建安時代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

阮璃從小師從漢末名士蔡邑，史載“璃少受學于蔡。”蔡皇是東漢末年學識淵博的著名儒家學者，同時又有黃老道家思想傾向。

他十分看重阮璃，而“璃少有俊才，應機捷麗，就蔡邑學”，蔡邑歎曰：“童子奇眉，朗朗無雙。”

所以蔡邑的思想傾向和治學態度對阮璃影響不無關系，阮璃生活與漢末動亂時代，海內人士皆飄蕩無定。

目睹社會的動蕩，政治的黑暗，他並不打算進入仕途，因此，當他曾拒絕曹洪的征召，但當曹操召他爲司空軍某祭酒，管記室時，他“即投杖而起”開始他的幕僚生涯。

這些官職雖居位不高，但卻一直受到曹操的信任，後來又轉爲操掾屬主要爲曹操起草書令文牍，阮璃才思敏捷，落筆成章，阮璃在文學上的成就，對阮籍有著深刻影響。

但阮籍的早年生活是不幸的。

在他三歲時，其父阮瑀因病去世，留下二子一女，長子阮熙，次即阮籍，女佚名。

阮籍的母親，史書記載甚少，阮瑀死後，她就過著寡婦的淒苦生活，帶著子女艱難度日。

“建安七子”依附于曹氏的六人中，阮璃死得最早，這給他的詩友們帶來了精神上的哀傷。曹曾多次懷念過他，可能在生活上給予了阮氏孤兒寡母以照顧。

幼年喪父，是人生一大悲劇，阮籍與寡母相依爲命，淒苦的家境給阮籍的心靈帶來強烈的壓抑感和失落感。造成了阮籍“孤傲怪僻”、“寡寡落合”的性格一面。

阮籍還有一位族父阮武，字文業，也有書載謂“文業爲阮籍族兄”。

但阮武是位學問淵博，通達儒雅之士，《三國志魏書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稱其“闊達博通。位止清河太守”，“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

他著有《政論》五卷，阮武因“清倫鑒識”而成爲少年阮籍的知己，他最先發現少年阮籍的

才能，《陳留志》謂“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

“由是鹹共稱異”，在重視人物品評的魏晉時代，得到“清倫有識鑒”的阮武的稱許，對阮籍年少成名有很重要的影響。

阮籍的哥哥爲阮熙，他的兒子就是與阮籍同入竹林的阮鹹。阮鹹字仲容，也是“竹林七賢”之一，後官至始平太守。

可見二阮都是蔑視禮法之士。阮鹹的“任達不拘”帶有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

總的來說，陳留阮氏是當時的世族名門，到了阮籍這一支，由于“尚道業，好酒而貧”，家道已經中落了，但阮籍這一系的窘迫，恐怕更多的與阮瑀的早死有關，而非“尚道業好酒”的緣故。

家庭境況對阮籍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盡管阮籍幼年就遭遇失父的不幸，但似乎更激發了他要坐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這應該是受時代的影響的。

東漢末年，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從根本上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基礎，統一的東漢王朝出現了分裂、混戰的局面。

百姓流離失所，人口大量死亡，社會生産和經濟生活遭受嚴重的破壞。

阮籍出生的時期，中國北方地區正由混亂分裂向統一穩定的狀態轉化。

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曹操逐漸控制了北部中國的廣大地區，曹操之後，其子曹代漢而創魏國，劉備與孫權先後稱帝，建立蜀、吳二國，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形成。

曹在北方繼續實行屯田和發展農業的政策，取得了相對顯著的成效，爲全國的統一打下了基礎。

爲了獲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曹在文化上改變曹操壓抑豪強的政策他接受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官人法”。

這一政策的初衷本是選拔那些享譽鄉裏的士人，但最終被世家大族所壟斷，“九品官人之法”是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的用人制度，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

在這種社會背景和社會環境下，早期阮籍在其精神面貌方面主要表現出一種樂觀、自信、進取的積極人生態度。

少年時代的阮籍好學不倦，酷愛研習儒家的《詩》、《書》，同時也有淡泊名利，以道德高尚、樂天安貧的古代賢人爲效法的榜樣的志向。

阮籍早年是以儒家的道德作爲自己行世的操守。阮籍早年“建功立業”、“平天下”的志向體現在他的《詠懷詩》中：

少年學擊劍，妙技過曲城。英風截雲寬，超世發奇聲。揮劍臨沙漠，飲馬九裏銅。旗中只何翻翻，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

這首詩是阮籍的回憶之作，反映了阮籍年少時期是有治平天下，建功立業的雄心的。

他志在消除分裂，統一全國，建立功勵，但後來政局形勢發生巨變，曹氏與司馬氏兩大勢力內鬥激烈，其時慘烈的悲劇，讓他深感自己的志願難以實現，産生了強烈的悔意。

這雖是其後期的回憶之作，但從中不難看出，早期阮籍是有“濟世之志”的。

他既潛心于儒家的經典，立志于救時濟世；又學習武技，向往以軍功報國。

與此同時，阮籍作爲一個士族子弟，少年時代身上又有些級绮習氣，這與阮籍生活的時代有關。

在魏晉時代以浮華爲尚是貴遊子弟的通病，阮籍幼年即失去父愛，因此他帶有清蕩放縱之習氣，是可以理解的。

顯然，早期時代的阮籍，他的志向和行爲是極爲矛盾的。

史載在阮籍約十六七歲時，有一次隨其叔父阮武到東郡，參加正式社會活動，兖州剌史王誕與他相見時，他“終日不開一言”，王誕“自以爲不能測。”

這說明阮籍性情的孤傲、寡合。

阮籍早期的精神和生活態度，一方面是希望以儒家的理想和信念爲基礎做一番事業；

另一方面，他又表現了“傲目兒外物”、“放縱任誕”“遺落世事”的傾向。

而這一傾向在阮籍的人生道路中特別是阮籍人生後期成爲他的主要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特質。

但是阮籍人生理想在殘酷的動蕩政治現實中逐漸破滅了。

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我們當然不能僅關注外部政治環境，而其中最根本的應是“阮籍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使他不可能找到既理想、又切實可行的人生道路。”

魏明帝死前（年）把政權托付給曹爽和司馬戴兩個大臣。

齊王曹芳繼位，改元正始。

從正始元年到嘉平元年（年，正始十四年改元）剛好十年，在這十年中，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由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勢由相對的穩定走向動蕩不安。

這個時期也正是阮籍人生道路開始劇烈而痛苦的轉變時期。

阮籍在青少年時期本對“王業”本有極大的熱情，渴望建功立業，有一番轟轟烈烈揚名青史的作爲，並幻想朝廷能集合天下人才，通力合作，完成統一天下的偉業。

但政治局勢的發展卻與阮籍的願望相俘，曹魏政權經過短暫的相對穩定後，內部兩大勢力政權日趨惡化。

阮籍産生了無力感，因此，阮籍滿腔的熱情很快就冷卻了下來，他希冀做一個萬載垂清風”之士。

史載正始中，太尉蔣濟及曹爽本人皆曾辟召阮籍，而阮籍皆婉拒不就，此種冷漠仕宦態度，與他早年完全不同。

正始十年正月，司馬懿趁機在洛陽發動政變。

從此曹魏大權轉移到司馬氏集團手中，司馬氏父子相繼把持朝政，實行高壓統治，動辄殘殺異己，以致天下“名士減半”。

司馬戴以“陰謀反逆”的罪名斬曹爽兄弟，對曹爽勢力集團人員何晏、鄧網、丁溢、畢軌、李勝、桓範等皆夷三族。

這樣大規模的殺戮，使全社會一時間籠罩在恐怖氛圍之中。魏晉正直的知識分子都處在“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殘酷的現實對阮籍造成極大的沖擊，一方面，作爲一個正直的文士，自幼受曹魏恩澤，對司馬氏之卑鄙殘忍手段攫取政權行爲深爲厭惡，內心報強烈之反感，這決定了他與司馬氏集團之間存在根本分歧，難以調和；

另一方面，目睹著一系列殺戮事件，阮籍對司馬氏集團的殘暴面目亦深有了解，出于“保身”之考慮，他又不敢表達明確的反對態度，于是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然而這時的阮籍早已聲名顯著，司馬氏必然要對其倍加重視，這更令他處境艱難。

內心的矛盾和難以行發的苦悶，令他在行爲方式和人生態度上有了不一樣的表現。

在時事政治上，阮籍表現得非常謹慎，但在生活態度上，阮籍“放浪形骸”，“遺落世事”，且“嗜酒成癖”。

他的任誕、放達在當時竟成爲一種風範，讓阮籍成爲了魏晉最著名任誕人物之一，他與稲康、山濤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從阮籍及其他名士的處境來說，如果不這樣消極的話，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如何晏、夏侯玄似的爲魏室來力挽頹殘的局面，

一條是如賈充、王沈似地爲晉作佐命功臣，建立新貴的地位。”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晏、夏侯玄爲魏之宗室姻親，自然要知其不可而爲之；

那麽只好終日酣暢，不問世事；于是出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他們想全身，那麽在這時期最好的隔絕人事的方法，自然是飲酒。”

因爲即使說錯了一句話，做錯了一件事，也可以推說醉酒，求人原諒了。

所以阮籍的人生理想很快就被日漸肅殺的黑暗政治碾壓得粉碎，爲了逃避現實，爲了保全性命，他不得不韬晦，不得不“至慎”，不得不沉湎，而飲酒實在是一種很好的寄托和放縱的方式。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阮籍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