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年，浙東史學學派由黃宗羲所開創，該派倡導經世致用之學、注重史學研究，曆經百余年的發展，在清中期出現一位頗具代表性的人物——章學誠。章學誠（1738年—1801年），浙江會稽人，清代史學家、史學理論家、方志學家、目錄學家，他的《文史通義》在繼承浙東史學學派優良傳統的基礎之上，倡六經皆史，力主史意（史義），創立了更爲完善的史學理論體系，將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推向高峰。
史學的源流
在《文史通義》開卷，章學誠即論述史學的源流：“六經皆史也”。章學誠認爲，《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典籍並不僅是“聖人立言以垂教之經”，而都應視爲史學著作。曆史上，經史有別的爭論早已有之。北宋蘇洵認爲，經史自古泾渭分明，“經文簡約，以道法勝；史文詳盡，以事辭勝”。到了明代，潘府、王陽明、王世貞、李贽則認爲經史無異，已有“五經皆史”的論述。清中期，章學誠再度提出這一史學研究命題，並進行系統理論研究。在“浙東學術”部分，章學誠闡釋：“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孔子倡言“見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史學所以經世，是史學的根本所在，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談論史學。“六經皆史”命題之所以提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六經屬政典，記錄了中華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經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須與“時王制度”有機統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經皆史”的含義。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時而制，在致用中不斷完善，並不是因循不變，而“變”則是萬古恒常的。章學誠由《易》推論《詩》《書》《禮》《樂》《春秋》，甚至凡涉著作之林“無一非史”。
提出“六經皆史”顯示出章學誠泛史學的傾向，但其核心目的還是擴大、深化對曆史真相的認知，將史學的源流上溯至六經之前，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疇。同時，“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切人事”的致用之效，在乾嘉時期有著針砭時弊的意義。針對當時“舍今求古”的漢學與“空談性天”的宋學兩個極端導致的僵化學風，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表現出深刻的“經世致用”理念。
史學的範疇
史學發展到今天，通常認爲“史料”是研究或討論曆史時的根據材料，而“史著”則是在史料的基礎上闡發“會通因仍之道”，尋求其“變通張弛之故”。章學誠《文史通義》對“史著”與“史料”進行了明確的區分：史書根據其內容，可分爲“著述”“纂輯”兩類。著述是史家獨斷之學，即史著；“纂輯”是文獻資料彙編，也就是史料。
基于這種認識，章學誠推崇“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紀事本末體，認爲其“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兼有司馬遷的《史記》這種紀傳史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這種編年史的優點。章學誠對于通史亦推崇備至，認爲如宋代史學家鄭樵撰述的《通志》是真正的史著，其特點有“免重複”“均類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詳鄰事”的“六便”，以及“具翦裁”“立家法”的“二長”，共計8個優點。但通史也有“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的“三弊”。
章學誠對史學作出的另一突出貢獻，是把方志納入史學研究範疇。中國的方志雖然起源很早，《周禮》《鄭志》《周志》《尚書·禹貢》都有方志的雛形，但方志一向被視爲地理。章學誠從性質上劃分了方志與地理的區別，認爲“地理之學，自有專門”，方志不是地理，而是“史體”，不應將二者視同。方志的內容是記載一方曆史，則不應只限于地區沿革，對于史料文獻的研究也應加強。章學誠主張方志在體例上要有系統性：以“通志”記載人物和大事記、以“掌故”記載制度及典章、以“文征”記載資料詩文等，再以“叢談”作爲附錄進行補充。章學誠還主張各州縣應建立志科機構，日常可以征集文獻資料，爲編修方志做好基礎性工作。這些論述分布在《文史通義》的外篇，今天均已成爲方志研究的具體實踐。由此可見，章學誠在我國方志學發展與完善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史學的學風
章學誠以闡發史意作爲《文史通義》一書的宗旨，提倡學術研究要具備真知灼見，這與清中期的學術風氣有關。他在《與汪龍莊書》一文中寫道：“今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辟，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辟其蓁蕪。”清中期與明代末期學術“無本空談”的極端現象相反，自清朝初年顧炎武開創考據學派，到了乾嘉時期，學者們已形成過分強調征實的另一個極端：治學方式僵化，整日埋頭故紙堆，在典籍中尋章摘句，做材料整理、排比、考證等缺乏創造性的工作。學者們不谙世事，研究內容瑣碎無味，也脫離了社會實際。
在章學誠看來，所謂“功力”與“學問”“實相似而不同”，且有著雲泥之別。考據學盡管確實有其內在價值，但這種表面化的材料呈現只能是“功力”，做學問則是基于材料的思考與升華，“于數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闡古人精微，下啓後人津逮，其中隱微可獨喻，而難爲他人言者，乃學問也”。所以，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的出發點，與曆史研究的意義是一致的，是爲了闡發史意，史家通過研究洞察曆史發展變化與演進，在著述中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史學的任務
章學誠年過花甲時，撰《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表示：“學誠讀書著文，恥爲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于世教民彜，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之義焉。”這裏的“世教”指的是儒家學說。章學誠認爲，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史學研究始終有著明確的任務：“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綱紀天人，是說史學不僅要記載人物、事件等基本要素，還要記載天文等自然現象，以此闡明自然變化與社會變遷的關系；推明大道，指史學要能總結文明、社會、曆史演進變化的成因與經驗；通古今之變，是在特定的曆史事件發生、發展、結果的過程中，分析其原委，從而在古往今來的世事變遷中發現曆史的規律。從這一內容來看，章學誠之所以推崇通史，恰是因爲通史更利于在通覽社會曆史演變的過程中尋找規律與秩序。
史學的任務還在于“史德”的彰顯。章學誠認爲，“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曆史研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天人之際”所指史實的客觀性高于史家的主觀性，主觀見解不能淩駕于客觀史實之上。學者要對曆史真實性有尊重的基本態度。“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章學誠所說的“史德”，是端正的治史態度。“欲爲良史”，就要先具備史德。
通過曆史研究，學者應樹立社會與“道”的內在聯系，明確學者需關注社會“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現實，這是章學誠認爲“立言之士”的價值追求。“事變之出于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章學誠言行如一，他的大半生都在關注學術經世的問題。嘉慶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後，嘉慶帝賜死和珅、查抄和府，滌蕩官場、從谏如流。章學誠多年以來在大江南北遊曆，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感觸日深，在“天子虛已求言”的感召下，他先後撰寫《上執政論時務書》《上韓城相公書》《再上韓城相公書》《三上韓城相公書》《上尹楚珍閣學書》《與曹定軒侍禦論貢舉書》等6篇政論，痛陳貪官汙吏、巧取于民、賣官鬻爵等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
《文史通義》建立了完備的史學理論體系，“經世致用”“六經皆史”“史意”“綱紀天人”“史德”等史學理念深刻影響後世，對史論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章學誠還在吸收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方志理論體系，並提出“志屬信史”“三書”“四體”“方志辨體”以及在地方設立“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以上都綜合體現在《文史通義》這部著作當中，也奠定了章學誠在清代史學領域的重要地位。（完）（原標題：《文史通義》中的史學觀）
作者/陳本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