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初年的福建巡撫耿定向是湖北黃安人，他在19歲的時候，被征發到麻城縣服10年一次的徭役。

明朝後期是小冰河期，冬天的湖北也有鵝毛大雪，耿定向和族人在南方濕冷的雪地勞作，受盡折磨和屈辱，這也導致他後來立志讀書，終于在32歲那年進士及第。

現代人教育孩子讀書，有一些辦法是吃虧，只有吃過了苦，才知道讀書的可貴，古人也是如此，不過相比之下，古人是真的吃苦，而現代人只不過是短暫的憶苦思甜罷了。

明朝的徭役10年輪一次，也就是“一勞九休”，在明初還好，大家都比較守規矩，後來這個制度被破壞了，有些地方甚至每年都有，導致民衆苦不堪言。

徭役分很多種，裏甲役，均徭役，雜役，差役。比如說在牢裏當獄卒，給縣太爺擡轎子就是雜役，當驿站的馬夫，民兵這些就是差役。

徭役比種田辛苦，因此，很多農民不要土地了，廉價賣給有功名的地主鄉紳。

爲什麽徭役會越來越辛苦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邊患問題嚴重，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民力去穩定邊疆。

▶第二，內部開支過大，比如說皇親國戚，以山西省爲例，在洪武初年只有晉王府，一年支付的祿米1萬石，到了嘉靖八年，郡王，鎮國將軍，中尉等有爵位的皇族1851人，一年祿米87萬石，到了嘉靖四十一年，這個數字增加到312萬石，山西如此，全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這對明朝來說是沉重的負擔，不但是錢糧，還有雜役負擔。

▶第三，一旦地主鄉紳和皇親國戚的土地增加，就導致民衆的土地減少，也就是服徭役的人口是減少的，可是總的徭役數量在增加，因此，越來越少的人需要負擔越來越多的徭役，這種負擔就更加嚴重。

針對這種情況，張居正開始了強力的改革，所有改革的基礎就是清丈：把全國所有土地重新量測一遍。這樣做的目的是減輕農民的負擔。

比如說農民有100畝地，每畝地交稅100塊，總稅收就是1萬塊，清丈之後如果變成了120畝地，每畝地就只需要交稅83塊就夠了，因爲總稅收1萬塊保持不變，這種政策對底層民衆來說是很好的。

張居正要求的清丈包括所有土地，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軍隊，或者退休閣老，都必須要清查到位。他詳細制定了各地區的巡撫人選，保證清丈能開展，還能繼承。

到萬曆十年，除了部分偏遠地區以外，全國土地清算完畢，增加土地1828543頃，約占萬曆六年全國土地總額的26%。

可以這麽理解，張居正的清丈讓全國百姓減輕了26%的負擔，這是多大的功業。如果沒有張居正，估計萬曆就是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清丈開始後，饒陽王府鎮國中衛廷璞，潞成王府封國將軍俊椁等人，仗著皇親國戚的身份，煽動百姓，四處阻擾，萬曆下旨戒斥，依然不屈不撓，還要離開封地，赴京城告禦狀，最後被貶爲庶人。

此後朝廷下诏，如有阻撓清丈，無論宗室，官宦，軍民，都要按律法嚴懲。

張居正的改革力度之大，明朝沒有過，他幾乎是和所有人站在了對立面，除了百姓。因爲這個清丈問題，張居正得罪了幾乎所有人，以至于在他死後全家都被清算。

張居正的改革表面上看是因爲得到了萬曆和太後的支持，實際上是底層民衆在支持他，如果不是負擔減輕，張居正肯定會重蹈王安石的覆轍。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延綿不絕，因爲我們的文化有一種自我改革的潛能，每到一定時期，就會有人站出來，對內實行改革，對外驅逐強敵。

其實回想一下，當年明朝遇到的問題，我們現在也遇到了。

▶明朝有北方邊患，我們也有美國問題；

▶明朝有內部開支過大，我們現在也是，所以進行了多次的機構精簡和降薪，這次河南進行大幅度的事業編改革就是典型案例。

▶明朝貧富分化，一些官宦和宗室獲取太多的土地，導致民衆負擔過重，現在也是貧富差距過大，特別是金融領域的問題尤其嚴重，金融既得利益者攫取的利益過于龐大，嚴重的阻礙了國民經濟的運行。

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各方勢力，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敢反抗，因爲張居正的權力很大，宗室和官宦集團只能用他父親去世不丁憂這種事情去攻擊他，僅此而已。等到張居正死後，所有勢力才開始反撲。

與之相對的是王安石的變化，雖然也罷黜了反對派，可是王安石的權利畢竟有限，反對者阻力過大，最後就是他自己被罷免，宋朝滅亡。

當代社會的金融改革，就是古代的土地改革，這是只能成功，不能半途而廢的改革。

這兩天大A的大幅度震蕩，就是金融改革的一個具體表現。

當監管要提高量化的手續費，要求上市公司分紅，對上市企業加強監管，這些都是在斷金融既得利益者的根，在這場強監管的改革中，遊資很受傷，質量不行的造假公司很受傷，中間的利益輸送者也沒了財路。

以往幾十年在股市中通過各種潛規則和不法手段牟利的人都成了利益受損者，他們的反抗是必然的，激烈的對抗，就意味著劇烈的波動。

我們安安靜靜地看，不要被蠱惑，等待結果出來就可以了。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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