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大，但其實只有兩個地方，一是城市，一是鄉村。中國人口十幾億，但其實也只有兩種人，一是城裏人，一是鄉下人。

中國兩千年的主旋律之一，不論是革命還是發展，歸根結底都是一個問題，就是農民怎麽辦的問題。

城與鄉，以戶籍制度爲代表的二元結構，長期以來，橫亘在中華大地，阻礙著人口的自由流動。

盡管近年來戶籍制度在不斷松綁，但仍是出去容易，回來難。想回遷，要麽無門可入，要麽只針對高校畢業生、退伍軍人等群體。

但湖南，如同再次站上近百年前的湘贛邊界，又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

近日，湖南省公安廳對外發布：2016年2月3日湖南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後，將戶口由農村地區遷往城鎮地區的戶籍人口，可以憑居民戶口簿，申請將戶口遷回原遷出地落戶。

時隔三年再次舊話重提，回遷的條件幾乎沒有限制，不論你是什麽身份，不論你在村裏還有沒有家，有沒有親人朋友，只要想回，就能回。可以說打響了歡迎城裏人自由回鄉的第一槍！

湖南這是要開曆史倒車，抑或更高級的逆城市化？

按照城市發展的規律，逆城市化一般都是城裏住不下了，交通住房環境各種毛病出來了，人們追求更高層次、高質量的生活才會往郊區等邊緣拓展。

但湖南，一個城鎮化水平拖後腿的省份，落後于全國平均，連一片遼闊的青海都比不上，憑什麽走在改革前頭？

翻開曆史，我們會發現，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曾有過兩次動員城鎮人口返鄉：

第一次是1962年，當時由于三年自然災害和決策失誤經濟受到嚴重損失，動員了2000萬城鎮人口返鄉；第二次是1968年至1975年，全國動員1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還不包括大批幹部下放和“再教育”。

前一次，因爲經濟問題。後一次，因爲政治導向。每一次，都意義非凡。

如今站在高歌猛進的城市化潮頭，湖南卻逆勢而爲，一而再地提出放寬人口回遷，背後意味，耐人尋味。

第一重考量，給予“新移民”回頭的機會。

曆史的規律告訴我們，當向上流動的速度減緩，空間變小，越容易滋生社會的不確定性。簡單說，不是什麽人進城就能更幸福，或者平穩地紮下根。

尤其是對低工資的人而言，人們渴望打破階層壁壘向上流動，但是當無法通過合法手段實現財富增長，社會救濟手段又跟不上，就難免走向反面。

比如近年來令人聞風喪膽的電信詐騙，其中最主要的“馬仔”就是那些沒有工作、收入很低的一群人。

根據智谷趨勢不完全統計，在去年從緬甸遣返的人群中，居然湖南人居首。而一項來自學界的統計，也顯示在2021年，湖南成了全國從事電詐最多的地區。

湖南的懷化、邵陽、衡陽、郴州、永州，均成了電詐的高值區。而且外溢效應明顯，與湖南接壤的江西、廣西、廣東以及福建、四川五省，已經呈現集中連片的態勢，甚至被扣上“南方電詐中心”的帽子。

我們當然無法將這一現象簡單歸結爲城鎮化急于求成，或者經濟低迷。

只是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並非人人都是統計數據裏的寵兒。只要滋生的土壤不變，總會有難以爲繼的人承受重壓，新移民和農二代這類最乏積澱的群體，感受更甚。

這也解釋了，爲什麽這次回遷雖然對個體沒有任何區分，但是有一條紅線，必須是2016年2月3日湖南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後遷出去的。

因爲這群人，正是在2015年國家推進“三個一億人”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出現的。

2015年，國家發改委發布，要紮實推進“三個一億人”城鎮化方案的實施。“三個一”也就是一億人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一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市棚戶區和城中村。

這其中，主體絕大部分就是農民。

正是在此種背景下，湖南在2016年實施了戶籍改革，放松了城鎮落戶限制，大量農民工、農民子弟流向城市，成了“新移民”。

說得殘酷一點，2016年之前想出去的人，只要想點法子，實現農轉非還是不難的。

而只有等政策驅使了才轉出去的，實際上已經說明他們本身就根基不深。

要麽是隨大流，要麽是嘗到了什麽甜頭。比如湖南第二“省會”、坊間稱“有400萬湖南人”的深圳就給出人才補貼，本科一萬五，碩士兩萬五，博士三萬，不少農民大學生趨之若鹜。拿錢的前提就是要有深圳社保，也就是要來深圳打工，給城市創造價值。

應當說，過去正是因爲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才有今日的城市化進程、工業化發展、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他們，是城市發展的底色。

但從社會層面而言，大量湧入城市的新移民、流動人口，生存壓力也往往最大。如果大家過得好，就都相安無事，但如果成本增加，競爭加劇，他們也最容易受到沖擊。

全球化呈現頹勢和解體，疊加疫情因素，大國脫鈎、經濟下行成爲趨勢。戴錦華在談及縣城文藝現象時說道，從全球來看，大城市越來越呈現出對資源的壟斷和對資源的榨取，機會的不均等越來越普遍。因此在此種環境下，頂在頭上的城鎮戶口，反而成了衆多人的桎梏。

湖南此刻提出，正是給想回家的人，敞開了一條明路。畢竟珠三角、長沙，作爲最主要承接湖南農民的兩個地區，如今在衆多“新移民”看來，都已經不具備性價比。

先看珠三角，第一，這裏幾乎是高成本的代名詞。越來越多的新移民，發現大城市的日子並不像前輩說的那麽容易。

今年春節回湘，聽到一個伯伯和阿姨聊天，伯伯說自己兒子在廣州的房子只有80平。阿姨說不可能吧，在廣州那麽多年呢，她的孩子在家鄉買的都是一百四十平。可誰讓人家把房買在了廣州經濟最發達，摩天大樓最多，還有“宇宙中心”的天河呢？

有人說，在深圳成家立業，自己和娃都上了戶口，但奮鬥十幾年，一家老小還是只住得起城中村，一個汙水橫流，電線亂拉，氣味濃郁，擡頭看見的不是天空而是別人家窗台的地方。

就連小孩，也只能上旁邊的公立幼兒園，老師也不像中産世界裏的牛津劍橋起步，清北只能卻步，而是那些民轉公留下的高中畢業生、中職生、大專生。

城中村給了外來人口最後一絲體面，也摧毀了他們對大城市的向往。底層，怎麽撬動起一線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價？

來源：知乎網友

第二，一份穩定的工作，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

2023年6月，中國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上升至21.3%，達到了統計局公布該數據以來的最高數值，甚至有北大學者稱青年失業率最大值已經達到了46.5%。

年薪幾十w被優化，月薪過萬成了空頭支票，越來越多的白領走向靈活就業。與此同時，新移民主要從事的制造業、建築業，這幾年也伴隨著珠三角地區“機器換人”和房地産的熄火，藍領的飯碗同樣動搖。靈活就業的池子，越兜越大。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至2021年底我國靈活就業達2億人，占勞動人口近1/4。目前該數字沒有更新，但你我可以從身邊的環境進行感受。

因此，盡管廣粵大地依舊塑普盛行，辣味遍地，但廣東對湖南的吸引力，正在逐級下降。

再來說長沙。人人只知長沙是一線城市的房價窪地，可無人想過這裏的人也備受高物價、低工資的煎熬。

“搞網紅城市，工資不漲，房租不降，消費越來越高”

“臭豆腐，梅幹菜烤餅，漲價漲得人都傻了”

“以前三塊錢一個，現在十塊錢一個”

筆者到現在都記得在家只買了一串葡萄加幾個橙子，花了157大洋。新聞裏說陽光玫瑰難逃爛市命運，但是不包括長沙。

來源：知乎網友

長沙的高消費，不僅有體感，更有觀感。根據各地公布的統計數據，智谷趨勢發現，2022年，長沙的消費占收入比在中部六省中最高，雖然賺的多，但是花得更多，最大的一筆支出，就是在“吃”上面，可以說，長沙人賺的錢，都吃進了嘴裏，喝進了肚裏。

而同爲萬億城市，長沙的消費不僅超過武漢，還超過了南京，盡管人均收入落後一截，但花錢能力更勝一籌。

難怪網上有個段子，說長沙年輕人如果晚上夜宵回去，只有25塊錢，不夠打車了怎麽辦。答案是他們會用25塊錢買包煙，然後通過網貸打車回家。

再加上沒有性價比的工資，難搞的老板，動不動就要“你要哦改咯”的火辣脾氣，讓一些久未在湘的人難以適應。

來源：知乎網友

于是全國人民都想擠進來的長沙，到了本地人眼裏：只剩房價一個優勢。

來源：知乎網友

原本從農村到城市，人們是在流動中尋求上升的通道，如今曆史的河流轉向，還沒有紮好根的他們，只在流動中感受到無助。

大洋彼岸的例子，已經給我們亮起紅燈。在巴西和墨西哥，城市化也曾被視作是支撐經濟增長的方式，但機械過度地推動，已經導致貧民窟擴張、社會底層失業率居高不下等惡果。

第二重考量，農業、農村亟需新的力量。

如果說以前的三農問題是李昌平發出來的那句“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那麽現在就是農村沒人，農民沒錢，農田沒人種。

根據筆者的回湘見聞，領補貼的時候，人們積極；下地的時節，卻看不到人；馬路邊的莊稼長勢最好，犄角旮旯的地裏，卻是雜草叢生，甚至長成了參天大樹。

越來越多的地荒，越來越多的人走。雖說農村人口規模逐漸減少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根據湖南統計局的分析，湖南農村人口還存在以下特征：

1、農村人口呈少子化、老齡化

2、農村常住人口“中間少兩頭多”，青年人群體長期在外生活居住

3、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長期外出

4、農村人口中男性較多，但女性常住比例較大

5、農村常住人口中有配偶者居多，多數男性趨于晚婚

也就是說，現在的湖南農村不僅沒年輕人，連小孩也沒了。

去年年底，湖南就在全國率先提出農村原則上不再新增幼兒園。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梳理，2021年，全國在園幼兒同比下降0.27%，而湖南同比下降0.86%，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多。湖南2021年減少的在園幼兒人數，占全國減少的總人數的15%。到2022年，湖南的下降趨勢達到5.8%，仍是遠超全國。

在率先推出幼兒園撤並的同時，湖南還提出了村小的撤並。比如新田縣宣布全縣農村教學點從2019年104所優化整合成16所，優化整合率達84.6%。浏陽市要在三年內將整合優化100人以下小規模學校一半以上。

撤的撤，並的並，那些原本一個年級五個班，一個班四五十人，如今湊來湊去也只有一個班了。

更殘酷的是，2020年，作爲人口大省的湖南，人口出生率就降到8.53‰，爲1950年以來新低。到2021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就首次爲負，走在衆多省市前面。

而排除自然增長，人口還在持續外流！

湖南人，都去哪裏了？

“東南西北中，發財去廣東”。

從80年代開始，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就已經在吸引湖南老鄉。靠著南北大動脈和隔壁鄰居的地理優勢，大批湖南人奔赴南海潮，個別地區甚至到了要“封鎖門戶”的地步。

根據湖南日報報道，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幾年，從湘北嶽陽到湘南郴州，近千公裏通向廣東的公路線上，出現了有上百個封鎖的關卡，只爲了那些生豬、糧食，不要流入廣東。因爲農産品的大量外流，已經導致湖南本地出現“廣東物價”了！

二三十年後，這一趨勢依舊盛行，走在深圳街頭，最常聽見的不是白話，而是一口塑料普通話。

網友說總算想明白高啓強爲什麽一定要幹掉蔣天了，因爲受不了他的普通話！

湘菜館更是遍布大灣區，27000多家的湘菜館，數量僅次于湖南，比本土粵菜館還要多一千多家。

媒體統計，高峰時期，在廣東的湖南人差不多1000萬，相當于一座城的長沙人都跑廣東去了。盡管廣東對湖南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但龐大的基數，讓湖南依舊坐穩廣東外來人口的頭把交椅。

而中國的人口流動，主要是指農村人口。

湖南人社廳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湖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達1685.69萬人，而湖南農村常住人口一共才2551萬人，也就是說，超過半數的人都跑出去了。（注：外出從業人員在外居住時間雖然在6個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帶回家中，經濟與本戶連爲一體，仍視爲家庭常住人口）

在大談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如果一個村莊連自己人都一心往外走，何談引進他人呢？

更何況，三湘大地肩負著保障糧食安全的重大責任，以占全國2.8%的耕地生産了占全國4.4%的糧食，水稻面積和産量均居全國第一。

盡管機械化、智能化是農業的大方向，但是當下依舊還需人力維持。而且少子化的湖南農村，不僅僅是青黃不接的農業人口結構不平衡的問題，還面臨著“後繼無人”的隱憂。

真要發生什麽事，農業大省也扛不住。

第三重考量，第二輪土地承包就要到期，新一輪大洗牌即將開始。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過去嚴控戶籍人口流動，農民擠破頭也要進城，正是因爲城裏有太多的好處。比如城裏孩子部隊回來叫轉業，有正式單位，農村孩子回來叫退伍，只能種田。城裏人退休了有養老金，到處旅遊還跳舞，農村沒有退休一說，只能活到老幹到老。

如今各地放寬城市落戶政策，甚至推出落戶補貼，大概已經說明，原來那些說服人進城的理由，已經不香了。甚至反了過來，回鄉比進城，更難了。

在農村，最值錢的莫過于土地。曾經一些遷出去的人想再次回來，便遭遇了同村人的反對：修路建燈做貢獻的時候沒你，要分紅了，要拆遷了，憑什麽有你？

村民雖然有意見，不過上面的人卻是誠意滿滿。

2020年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就印發《湖南省戶口登記管理辦法》，正式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爲居民戶口。而且《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2016年2月3日後將戶口由鄉村遷往城鎮的公民，要求返回辦理鄉遷城時的遷出地落戶的，可以申請將戶口遷回遷出地。第二十四條規定，依法取得農村宅基地使用權並辦理不動産權屬證書的公民，可以申請將戶口遷入農村宅基地的所在地。

也就是說，實際上，早在幾年前，湖南就已經釋放可以回鄉的信號了。

爲什麽今年又再次重申，而且進一步細化了規定，降低了回鄉門檻呢？

除開上述提及的情形失速，還有就是時間不等人了。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全國完成了“二輪土地承包”，而承包期正好30年，2025年開始，第二輪土地承包在全國逐步到期。

根據國家的土地政策，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也就是一家5口人，遷走了4個人，剩下的1個人在村裏，也還是有原來5口人的地。而有的人家2口人，增長爲5口人，也還是原來2口人的地。

這種“人少地多”、“人多地少”的利益矛盾，如何調解目前還沒有方案。但是隨著這幾年第二輪承包到期，一場新的分配即將開始。

爲此，在這個節點，讓人們提前准備，將戶口回遷，不得不說是用心良苦，未雨綢缪。

只是，戶口回村，還只是第一步。後續如何讓城市資源下鄉，回來的人留得下來，湖南還有長遠的工作要做。

一瞥漫長的千年歲月，城市總是繁華又脆弱。劉心武便寫道：小亂進城，大亂下鄉。而和平時期城市發展的最大敵人，用經濟學家周其仁的話來說，是中央政權持久的抑商傾向，一固農本，更固政本。

但1949年後，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城鎮在中華大地已由寥若晨星化爲繁星點點。戴錦華在一則視頻中分享，如今一些縣城的繁榮程度，絲毫不亞于第三世界國家的首都水平。

只是城市的架構和運作極爲複雜與脆弱，稍有不慎，便可能走向反面，這更加考量內部系統設計的精巧和領導者運籌帷幄的能力，從而免于落入西方所說的“墨菲法則效應”。

當下，站在農村凋敝無人，城市成本居高不下與不確定性風險蔓延並存的曆史交界點，湖南放開人口雙向流動的閥門，或許並非要推動逆城市化，而是爲了更好走向城市化，一給城市調整的時間，二給人們更廣泛的選擇權。因爲，唯有擴大人們的權利，才能增加人們的利益。

應當說，不論基于何種考量，從年初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到這次開創全面放寬農村落戶的先河，湖南，再一次展示了敢爲天下先的闖勁。

而他面臨的困境，對于同屬于人口大省、勞動力輸出大省、農業大省的中部兄弟，譬如河南、江西，何嘗不是提供了一個方案藍本。

或許不用多久，更多人口的雙向流動，將如星星之火，在中部蔓延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