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曆史很少被提起，但讀起來卻讓人心情複雜。

1958年底，當最後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即將回國之際，朝鮮民衆紛紛拿著家中僅有的一點糧食，把志願軍要經過的道路圍了個水泄不通。

爲表達自己對這些偉大的中國軍人的感激與尊敬，有朝鮮百姓甚至當場取下了自己的結婚戒指，當成告別禮物送給志願軍。可見在那個時間點上，經過戰火洗禮的中朝兩國的友誼是絕對親密且純粹的。

然而誰能料到，僅短短11年後，朝鮮竟近乎忘恩負義地與我們反目成仇，在鴨綠江邊大量屯兵，東北國境線局勢一度十分緊張。據說在“老大哥”蘇聯的暗中支持下，當時朝鮮高層是下了全面開戰的准備的，以至于朝鮮方面做了許多准備，連教材中對抗美援朝那段曆史的講述都刪改了。

這段往事說來也並不複雜，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嫌貧愛富”的故事。

事情要從抗美援朝結束說起。

彼時，雖然中國人民志願軍近乎奇迹般地擊退了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在國際社會中一舉站穩腳跟，但這並不能在短時間內改變當時新中國國力衰弱的局面。即便如此，對于朝鮮這個“小老弟”，我們還是盡最大努力地展現著真誠與慷慨，甚至在相當一部分本國百姓都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對朝鮮輸送了一萬多噸糧食。

至于其他方面的援助更是無法計數了：據相關資料統計，戰爭結束頭幾年，中國便爲朝鮮人民建設房屋超過4萬座、橋梁4000多座；僅1954年~1957年，短短4年內，中國無償提供給朝鮮的各種援助總價值接近人民幣8億元。

另外一件事更加觸目驚心：1961年，我國經濟發展出現波動，國家財政出現了約10個億的赤字，可我國依舊勒緊褲腰帶，如期足量地將援助送到朝鮮。然而，朝鮮方面卻在當年底突然提出“增加煤炭供應”的要求，無奈之下，我國只能減少對國內企業和民衆的煤炭供給，硬湊出8萬噸送了過去。

除此之外，朝鮮大量公路、鐵路、工廠等設施，都是由我國承建的。毫無疑問，那會兒我國當真把朝鮮當做“自家兄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真心並沒能換來對方的真心，反而令“鬥米恩擔米仇”的尴尬故事再次在曆史中上演。

原來在1947年，美國憑借一紙“馬歇爾計劃”迅速擴大著他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兩年後，蘇聯方面也針鋒相對地出台了“莫洛托夫計劃”，于莫斯科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

冷戰時代，美國和蘇聯兩位“帶頭大哥”最大的區別在于，在瓜分利益時，美國必須確保分到大頭，小弟們只能跟著喝口湯，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不會過多地幹涉小弟們的“家事”；而蘇聯對小弟的幫扶是傾盡一切、毫無保留的，但前提是小弟必須“聽話”，對蘇聯的命令亦步亦趨。

因此，經互會名義上是要搭建一個各加盟國互幫互助、互通有無的平台，實際上卻成了蘇聯一手分配陣營內部資源的工具。

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莫斯科放出消息，稱考慮讓朝鮮也加入經互會。後者十分明白，一旦獲得了蘇聯的青睐，他們能夠獲得的利益要遠大于中國提供的。因此，在對華態度上，朝鮮出現了動搖。

另一邊，自從勃列日涅夫上台以來，蘇聯國力不斷上升，逐漸達到極盛狀態，與之相應的是，莫斯科也拿出更加強硬的外交策略，以近乎大國沙文主義的手段強行幹涉別國內政。

這段時期，中蘇兩個“紅色大國”就意識形態和路線等問題上出現分歧，且矛盾越來越大，最終不得不分道揚镳，夾在中間的小弟們不得不選邊站隊。此時，蘇聯對朝鮮的援助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超中國，蘇聯方面更是批准朝鮮延期償還戰爭時期欠下的巨額貸款，免除利息。

在無法拒絕的誘惑下，朝鮮毫無懸念地抛棄了我們，倒向了蘇聯。

如今想想，那段曆史時期中國的處境實在令人後怕：我們不但要對付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更要同蘇聯和它的一幫小弟鬥法，可以說是要憑一己之力對抗兩大陣營。而即便環境如此險惡，中國硬是直挺挺地闖了過來，由此不得不感歎前輩們的堅韌與勇氣。

話說回來，有了蘇聯這棵參天大樹可以依靠，朝鮮便急不可耐地同我們劃清界限，僅一組數據便可以說明一切。

1966年，中朝兩國的貿易額約爲2億美元；1968年，該數字便攔腰截斷。1969年，兩國雙邊進出口貿易額已跌破1億美元。另外一些史料也能夠說明當時兩國關系的緊張：朝鮮政府甚至修改了教材中對于抗美援朝曆史的講述，關停所有與中國相關的企業，驅離中方人員，似乎一切都奔著斷交和開戰去了。

與之對應的是，就在當年，蘇、朝兩國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議，蘇聯承諾會在未來6年內向朝鮮提供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大額貸款、巨量的石油、鋼鐵等，一手爲朝鮮打造重工業體系，而條件是朝鮮必須“聽話”。

事實上，這輪利益交換卻確實讓朝鮮吃了個盆滿缽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該國經濟實現了騰飛，成爲當時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

顯然，朝鮮方面忘恩負義的做法確實過分，我國民衆得知後氣得不行，後來兩國陳兵邊境對峙時，不少百姓特意跑到邊境上怒罵朝鮮軍隊。而對方也不甘示弱，架起喇叭凶猛還擊，兩邊你來我往打起了“罵戰”。

與此同時，雙方私下裏也是小摩擦不斷，擦槍走火的事情時有發生。

1969年3月的“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蘇關系高度緊張，朝鮮政府受到莫斯科指使，在中朝邊境集結大量集結軍隊，對我方施加壓力。事實上，這種情況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了——早在3年前，朝鮮就炮制過一次幾乎一模一樣的危機。

試想，當一個國家在自己都餓著肚子的情況下，仍硬擠出物資幫助另一個國家，而後者卻在吃幹抹淨後翻臉不認賬，反而在遇到更富有的“下家”後反而背刺一把。絕大多數國家陷入這樣的處境，想必都很難咽下這口氣。

然而，就在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我國再一次拿出了“以德報怨”的大國氣魄，用令人難以置信的氣度化解了危機。

1969年國慶節前一天，我國突然向朝鮮政府發出邀請，希望朝鮮方面派遣代表團參加新中國成立20周年大慶。對方在接到邀請後當即召開高層會議，經過討論，朝鮮政府最終決定應邀，代表團在當天便抵達北京。

國慶節當天，毛主席親自接見了朝鮮代表團，明確表示中朝兩國的目標始終是一致的，積極向朝鮮方面傳達和平信號。顯然，我國的這一番操作極大程度地打消了朝鮮政府的顧慮，沒多久，對方也禮尚往來地邀請周恩來總理訪問朝鮮。

對于這次訪問，中央領導展現出了極高的重視，演講稿由周總理親自完成，並專門找到毛主席校對，兩人一起修改潤色。1970年4月，中國代表團專機抵達朝鮮，金日成在機場迎接。

在其間的多次會談中，雙方間的許多誤會得到化解，兩國政府在多數問題上達成共識。在這次訪問中，兩國領導人還共同祭奠了志願軍烈士，共同回顧了那段峥嵘歲月。兩國關系畢竟經過了血與火的淬煉，還是有些感情的。

我方代表的誠意打動了朝鮮政府，朝鮮領導人金日成也非常坦誠地向周恩來總理表示：其實朝鮮並非有意同中國作對，而是蘇聯那邊給的實在是太多了，朝鮮急需要那些援助來建設發展。對于朝鮮接受蘇聯援助等問題，毛主席大方地表示理解。

隨後，籠罩在中朝邊境的烏雲散去，兩國關系終于回到正軌。

對于這段曆史，我們不方便做過多的評價，但毫無疑問，它又一次印證了那句真理——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