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的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都將發展重點放在重工業上，一時間城市人口暴漲，就業難成爲社會一大難題。再加上中蘇關系惡化，我國的援建項目被相繼撤回，裁員潮的到來使得我國經濟面臨巨大的挑戰。

隨著1966年高考停止，廣大知識青年離開學校後便無處可去，就業問題再一次被擺到桌上討論。在如此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黨中央結合具體國情，探索新的就業通道，那就是讓青年到農村去。

一是能緩解城市人口的壓力，解決青年就業問題，二是能提高農業生産和邊疆建設的速度，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三是能讓青年在實踐中改善觀念，培養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號召，全國的知識青年到農村最艱難的地方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于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進入高潮階段。

·積極響應，知青下鄉

在知青上山下鄉的熱潮中，1969年，福建莆田縣的一名小學教師李慶霖，讓其兒子李良模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前往農村地區開啓自己的知青下鄉生活。

雖然李慶霖不舍得自己的孩子到鄉下吃苦，但他作爲人民教師，深知當時的教育形勢不容樂觀，留給李良模的只有上山下鄉這一個選擇。

李良模也清楚家庭的經濟情況不容樂觀，于是報名參加莆田縣的荻盧公社，在他12年的知青生涯中，起初還比較順利，任勞任怨，在社會最底層聆聽了老百姓們的訴求，目睹了地方政府的潛規則操作，也見證了其他知青返城就業。

然而，李良模12年的勤勤懇懇，卻沒能換來該有的政策待遇，也沒能受到該有的公平對待，最終竟成爲福建省最後一個返城的知青。

神秘來信，曝光亂象

根據當時黨中央制定的知青下鄉補貼政策，李良模每個月可以領到生活費8元，以及糧食36斤，但在第11個月後，荻盧公社便以李良模在山區工作而非農村爲由，暫停了他的相關補貼。

李慶霖聽聞兒子飽受疾苦的消息後無比心疼，隨即給兒子寄去生活費，還從當地政府處購買高價糧，只爲了李良模能在窮酸之地解決溫飽問題。

據相關數據計算，每年需要爲一個知青花費上千元，這在當時可不是一筆小數目。然而，當地政府扣押相關款項，李良模的相關費用就落到父親李慶霖的肩上，在經受如此壓力後，李慶霖多次向公社反映情況，希望能改善李良模的困境。

在多次上訪無果後，李慶霖開始向街坊鄰居打聽消息，這才了解到李良模並非個例，而且有的富貴人家還通過走後門的方式，拿到相關補貼，還能以下鄉知青的身份返城就業。

在意識到當地政府存在貪汙腐敗行爲後，李慶霖在家中雙目無神地坐著，突然靈光一閃，腦海中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要不我給毛主席寫一封檢舉信吧！

接著，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提筆落墨，兩個小時後，一封兩千字的長信呈現在眼前，但由于是寫給偉大的毛主席，李慶霖又對此信反複推敲，最終在1972年12月20日成功定稿。

由于當時處于文革動蕩時期，爲了防止此信在中途被截獲，李慶霖選擇將其寄往外交部處，希望部長助理王海容能將這封檢舉信轉交給毛主席。

嚴懲不貸，以儆效尤

最終，這封信在經過長達四個月的奔波後，終于在1973年4月下旬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李慶霖在信中描述了知青們饑寒交迫的鄉下生活，以及地方政府的腐敗無爲，毛主席看完後勃然大怒，隨即讓秘書把周恩來和葉劍英找來。

當二人得知此情況後，當即憤怒地表示：“必須嚴懲這些土皇帝。”

毛主席隨後掏出300元，並在給李慶霖的回信中寫道：“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同時，周恩來組織相關人員，對知青工作開展進一步的調查。

隨著調查的深入，越來越多的違規違紀問題開始公之于衆，其中影響最爲惡劣的當屬黑龍江的黃硯田和李耀東，二人侵犯數十名女知青。對此惡性事件，葉劍英滿腔怒火：“該殺！”

在這次由上而下的清算整改行動中，存在違規違紀行爲的地方政府得到嚴懲，而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的知青們也得到了應有的保障。

貪汙腐敗一直是黨中央打擊的重點行爲，只有牢記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將反腐倡廉的要求牢記心中，才能讓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