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年間，範仲淹提出了可以改變積貧積弱局面的慶曆新政，受到仁宗的大力支持。

然而，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僅僅一年就結束了，範仲淹也遭貶谪，而這一切，都是一個字惹的禍。

«——·新政獲得仁宗大力支持·——»

北宋立國之後，爲了加強中央集權，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多任用官員防止官員權力過大，守內虛外等等，在北宋建國之初取得了很大成效，可是到了仁宗年間，官員數量龐大，土地兼並嚴重，外敵滋擾等問題漸漸凸顯出來。

就在這時，範仲淹提出了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現象的慶曆新政，讓仁宗耳目一新，立刻下令開始實行新政，由範仲淹主事。

範仲淹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其實早在天聖四年，他就有了新政的雛形。那一年，範仲淹因爲母親去世守孝而暫居南京。

天聖五年，因爲晏殊的邀請，開始掌教應天府書院，這給了他完善書院制度並推動書院發展的機會。

範仲淹主張複興儒學，培養有“憂天下之心”的士大夫，他將這種理念落實在應天府書院的辦學中，應天府書院一時成爲人才培養基地和學術基地。

在此期間有不少人受到範仲淹教育思想的影響，“文正公門多延士，如胡瑗、孫複、石介、李觏之徒，與公同遊，晝夜肄業”，這些曾受過範仲淹指點、引薦的學子後來都成爲各地新辦學院、疏明儒家義理的重要力量。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範仲淹對待書院教育和官方學校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學者常常強調書院教育與官學的差別性，範仲淹強調在創辦官學和書院教育的過程中要貫徹“經以明道”、培養人才的理念，並沒有強調官學和書院教育的差別。

相反的，在範仲淹主持天府書院後，應天府書院承擔了府學的教育職能。範仲淹掌教應天府書院的經曆進一步推動了他教育思想的成熟，也爲他在慶曆新政中革新文教打下基礎。

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擔任參知政事，開始實施慶曆新政。他認爲要解決北宋初年以來形成的一系列積弊，根本舉措是選拔賢吏，要選拔賢吏，就要興辦教育。

範仲淹興辦教育的主要理念是“修理政教，制作禮樂”。在教育改革具體做法上，他希望能改革學校制度和選舉制度，培養出滿足國家需要的人才，明確學校在教學的過程中要促進學生對儒家經典的理解。

此外，國家在進行科舉考試的時候要加強“明經”和“策論”方面的內容，以此使受教育者能增強對儒家義理的理解，並將其與國家的治理聯系起來。

在範仲淹看來，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一個純粹的學者，更不是培養一個機械化的政府官員，而是要將二者結合起來，即將讀書和吏治結合起來，培養出一批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可沒想到，他的新政僅僅維持了一年。

«——·昙花一現的慶曆新政·——»

慶曆三年（1043），仁宗原本准備擢夏竦爲樞密使，但由于朝中大臣言夏竦“奸邪”，即改任杜衍。此時範仲淹任參知政事，韓琦和富弼任樞密副使，歐陽修、蔡襄等人擔任台谏。石介作《慶曆聖德頌》，稱贊仁宗任用賢人，退去奸邪，石介稱範仲淹、歐陽修等爲賢能，而視夏竦爲大奸之人。

這引起了夏竦的不滿，夏竦原本就不支持新政，遂“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面對夏竦的诘難，歐陽修寫《朋黨論》回應，言“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並建議爲君者“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此則“天下治矣”。

夏竦等人因此更加厭惡歐陽修等人，便利用朋黨論來攻擊歐陽修、範仲淹等人。先是，夏竦指使內侍藍元振上疏言“範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之未幾，複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仁宗對此論並未采信。

夏竦又安插女奴于石介府邸，女奴取得石介信任後，暗中模仿石介字迹，篡改了石介寫給富弼的書信，石介在信中表達希望富弼能輔佐君主，擔當伊、周之責，女奴改“伊、周”二字爲“伊、霍”，“霍”指的是在漢朝廢除過皇帝劉賀的輔政大臣霍光，雖只有一字之差，可這就暗指富弼有廢仁宗，做權臣之心。

事情很快被仁宗知道，範仲淹、富弼因此在朝中萬分惶恐，適逢邊境傳來契丹要攻打西夏的消息，範仲淹、韓琦主動請求外出巡邊。四年六月，範仲淹罷參知政事，出任陝西安撫使。八月，韓琦罷樞密副使，出任河北宣撫使。五年，富弼罷樞密副使，出判郓州。樞密使範雍也因被彈劾與範仲淹結交朋黨而罷職。至此，慶曆新政的主持者和支持者幾乎都離開了中央，改革無法再進行下去。

«——·後天下之樂而樂·——»

盡管在朝廷的慶曆新政失敗了，但是範仲淹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抱負，罷參知政事後，他出知邠州。

在邠州任上，範仲淹得知邠州州學的地址在夫子廟處，夫子廟的面積很小，學舍緊促，學生居住壞境差，範仲淹于是“改蔔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他在邠州東南處選了一塊明亮寬敞的地方，新建州學，學校建成後，範仲淹將夫子廟和州學校一起遷至此地，“並其廟遷焉增其廟度，重師禮也”。

範仲淹將自己收藏的書籍置于學堂，在政務閑暇之時，還親自去學校講學，與學子論道，邠州州學的條件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六年，範仲淹改知鄧州，在這裏營建了花洲書院，範仲淹經常在書院講學，並在此完成了他的名作《嶽陽樓記》，這篇文章使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士大夫形象躍然紙上，彼時的知識分子皆以範仲淹爲楷模，很多文人慕名前往花洲書院聽課，一時之間，鄧州文運大振。

皇祐元年（1049），範仲淹知杭州，當時，吳中發生大饑荒，屍橫遍野，範仲淹合理調配官糧，又積極募集民間錢物赈濟災民。爲了解決災後百姓生計問題，範仲淹頗費心思。

吳中人民喜好賽龍舟，範仲淹就鼓勵人民集中人力，組織龍舟大賽，“太守”也與民同樂，每日出遊，在湖上泛舟，城中居民見狀，也紛紛走出家門，盡情出遊玩賞。

他又派人故意向寺廟透漏消息，說災荒年間，正是民工價格低廉的好時機，可以趁此時機修建廟宇。于是，當地寺廟紛紛興起營建工程。官府也大力修建倉庫，每日雇傭人力超過千人。朝中官員聽聞後指責範仲淹在荒年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範仲淹于是上奏申訴，飲宴和大興土木都是爲了調發有余的錢財雇傭災民，災民被雇爲工匠、夥夫等，能在災年通過勞動養活自己，就不會聚衆鬧事，引發動亂，這是很好的救荒措施。事實證明，範仲淹“以工代赈”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次災荒中，吳中災區唯有杭州無有百姓流亡。

這時他已已經年過六十，且身體抱恙，他抱病回鄉，興建了“範氏”義學，給範氏子弟提供免費讀書的學校。

先時，範仲淹在家鄉蘇州設置義莊、義田，義田有了穩定的收入後，範仲淹又興建義學。“古者二十五家爲闾，闾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爲良法”，範仲淹于是建義宅供同宗族的人居住，置義田供其耕種，又開設義學，聘請先生，讓族中子弟可以接受教育，此即“教養鹹備，意最近古”。

範仲淹所建的義學，開辟了我國義務制私學的先河，此後，許多名士、富商效仿範仲淹，在各地興辦義學。義學作爲官方學校的補充部分，對提高民衆的素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範仲淹置義學，是爲了讓範氏子弟讀書經世，走科舉道路，義學的許多規定都顯示出範仲淹對義學學子參加科舉考試的鼓勵，“歲寒堂除科舉年份，諸位子弟暫請肄業”，範仲淹對讀書入仕的支持，與他“學以經國治世”的教育理念息息相關，他堅信只有教育能爲國培養良吏，推動國家發展，因此從朝堂到地方，他一直用切實的行動來踐行他的理念。

範仲淹的教育實踐貫穿在他的整個仕途中，自入仕到位列中樞擔任宰輔，再到慶曆新政失敗後自請外任，擔任地方官，每到一處，他都盡力提高文教水平。

大到提出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推動國家教育的改革，小到興辦供家族子弟讀書的“範氏”義學，他推動書院教育，積極上書、籌集款項促進州學校的完善。

範仲淹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提出了慶曆新政，然而，因爲當時朝廷忌諱朋黨之爭，又受到旁人僅僅一個字的誣陷，不得不離開。

不過他依舊沒有放棄自己的抱負，被貶之後仍不忘初心，到晚年時，他還回到家鄉致力家族義學的興辦。範仲淹興學的最高目標始終是想通過興教育爲國家選拔人才，培養賢吏，範仲淹身體力行，徹底诠釋了以國家爲己任的士大夫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