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的熱搜榜，突然出現了這麽一條：“西安街頭遇大群外國人似在國外”。

具體情況是：這天有人在西安的街頭等紅綠燈時，突然看見一群老外浩浩蕩蕩地“招搖過市”，于是紛紛錄下視頻，還感慨“感覺自己就像在美國一樣”。後來據證實：這其實就是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外國旅遊團而已。

開始看到這個標題時，我的反應是“就這也能上熱搜”？看完內容後，我的反應是“就這也能上熱搜”？

因爲類似的場景，在西安的建城史上一點都不新鮮。一千多年前的“東土大唐”，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交通和經濟中心、是無數外國人“朝聖”的目的地，“萬國來朝”的場面和聲勢，比現在要不知大出多少倍。

根據《舊唐書·儒學傳序》所載，唐朝貞觀年間，“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于國學之內。鼓箧而升講筵者八千余人，濟濟洋洋焉。”終有唐一代，這樣的盛景幾乎每天都在上演。

這是一座城市文明、富饒、開放與自信的最直觀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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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期，四面八方的外國人紛紛削尖了腦袋往只有八十多平方公裏的長安城裏擠，並非都是來旅遊的。當年的“國際友人”們之所以不遠萬裏跋山涉水而來，多半都有著更重要的任務，比如：留學。

派遣留學生入唐留學，是周邊各國與唐朝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一千年前的東亞文化圈中，長安作爲唐帝國的首都，理所當然地處于C位，從制度到法律，從文學到藝術，從科技到經濟，無一不是當時世界的最頂流。外國人的潛意識中，想要實現全民奔小康，最簡單的操作就是抄唐朝的“作業”。

于是，各國留學生們滿懷著對先進的華夏文明的向往，遠渡重洋，前來虛心求學。而鼎盛時期的大唐，奉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信條，海納百川，對于異國學子們也是竭誠以待，毫無保留。

日本遣唐使船複原模型（圖：環球網）

東邊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尤爲其中最狂熱的代表。據日本學者統計：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二百六十多年的時間裏，日本爲了學習中國文化，前前後後一共派出了19次遣唐使團，幾乎貫穿了整個唐朝，每批使團的人數都在百人以上，最多的甚至超過500人。

這和當代年輕人都想去美國留學的本質是一樣的，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就近似于現在的美國。當然，和現在要去美國得先考托福一樣，來唐朝留學，也是要經過近乎嚴苛的層層選拔的。

從日本來唐朝的官派留學生，幾乎都是各路“大學霸”，不是貴族子弟中的優等生，就是出身名寺廟的大學問僧。如空海這樣的有道高僧，都差點沒能通過“入學資格考試”。隔壁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對留學名額的控制更爲嚴格，每批留學生人數最多的不過12人，而且大都是王族子弟中的佼佼者。他們都是抱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心思來中國的，像如今那種花錢去國外混個“水碩”、鍍個“海歸”的金的不學無術之徒，在當時壓根不存在。

另一方面，大唐對于留學生的考核也十分嚴格：來我大唐者，一律以誠相待，但如果閣下水平不夠，那就“並勒還蕃”，走好不送，不會對你有什麽特殊優待。日本著名書法家，在日本國內被推爲“三筆”之一的橘逸勢，就因爲漢語水平不過關，被“勸退”回國了。

盛唐的外國留學生中，最優秀的代表是兩個日本人——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前者主修經史和文藝，在長安近20年間，他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算術曆法、禮樂制度學得滾瓜爛熟，並把這些先進文化帶回了日本，相繼被天皇任命大宰大貳、大納言、右大臣等職務，是日本史上僅有的兩位學者身份的高官之一。

而阿倍仲麻呂的經曆，則更爲傳奇。

阿倍仲麻呂（圖：網絡）

唐朝科舉制度中，有一項是專門爲留學生開設的，稱爲“賓貢科”。參加“賓貢科”考試合格者叫“賓貢進士”。第一個考中“賓貢進士”的，就是阿倍仲麻呂。

阿倍仲麻呂于開元五年（公元717）隨第八批遣唐使團來到長安，從此“慕中國之風”而不再離開，他給自己取漢名爲“晁衡”，長留大唐。成爲曆仕玄、肅、代宗的“三朝老臣”，官職最高做到過政秘書監兼衛尉卿，甚至還當過唐玄宗太子李瑛的侍讀。

秘書省負責的是國家的藏書，衛尉卿掌管武器、儀仗等的供應，侍讀的工作則是爲皇子授書講學。阿倍仲麻呂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竟然能身兼國家圖書館館長、武裝部部長和太子的老師這些機要職務，可見其才華之高，也反映了盛唐的開放和包容。

最絕的是：由于阿倍仲麻呂名氣之大和身份的特殊性，他在天寶十二載（公元753）被唐玄宗任命爲唐朝回聘日本使節——劃重點：不是日本來唐朝的使節，而是唐朝出使日本的使節。大唐任命一個日本人代表自己出使日本，如今的國際交流，幾乎已經見不到這樣的開放和大氣了。

只是阿倍仲麻呂的回國之旅並不順利，途中他的船隊遭遇海難，漂流到了驩州，這個地方已經在越南境內，但當時還是大唐的國土。于是幾經輾轉後，阿倍仲麻呂最後還是又回到了長安，並在這裏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時光。

如今，在西安的興慶公園和日本奈良，還各有一座阿倍仲麻呂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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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繁盛，成了周邊其他小國和民族極力“巴結”的對象。據《唐六典·尚書禮部·主客郎中》記載：“凡四蕃之國經朝貢之後自相誅絕及有罪滅者，蓋三百余國。”當時與唐朝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巅峰時期達到了300多個。

當然，這一記載可能有誇張的成分，這些國家也未必都有完善的國家體制，有些很可能就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部落。但來“朝貢”的國家數量很多，肯定是不會有錯的。

唐朝設置有鴻胪寺、禮賓院等機構，其職能類似于現在的外交部，專門負責外事接待、民族事務管理等工作。鴻胪寺的故址就在現在西安城牆含光門的東側，如果有人“逆穿越”到唐朝，就很有可能在含光門附近看到熱搜榜上“街頭大量外國人，還以爲是出國了”的畫面。

來向大唐朝貢的藩屬國，他們帶到長安的除了當地特産之外，還有各種外國的文化。這些外國文化的閃光點有很多都融入了唐文化，並與其無縫銜接，甚至一度成爲主流，連皇帝都未能免俗。曾經創作了名曲《霓裳羽衣曲》的音樂家唐玄宗，就對“大食調”（阿拉伯音樂）情有獨鍾，在他的推動下，《秦王破陣樂》《英雄樂》等開元天寶年間的“主旋律”，都借鑒了阿拉伯音樂的風格；還有唐僖宗李儇，按正史的記載，他是個平庸無能的極品昏君。但在阿拉伯學者哈桑的《瑣記》裏，卻記載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唐僖宗，稱他在接見阿拉伯使者時，高談闊論、縱橫四海，對阿拉伯、突厥、印度、希臘的風土人情了如指掌，俨然一位“國際問題專家”。

《霓裳羽衣曲》（圖：網絡）

哈桑所記固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反映出的大唐的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對外政策，卻是實打實的。

最高統治者都如此有“國際思維”，大唐的文化交流，其來者不拒、博采衆長自然可想而知。大唐的長安街頭，只怕比現在更像是“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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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們紮堆往長安跑，除了文化交流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目的——經濟交流。

畢竟，如前所述，留學只是少數貴族和學霸的特權，朝貢則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活動，能在大唐進入權力中心、當上“國家公務員”的更是鳳毛麟角。更多的外國人在長安，基本都是經商或從事各種服務性工作。

大唐西市（圖：網絡）

在開放政策與理念的推動下，唐朝商業十分發達，進出口貿易、商旅往來都非常頻繁。除了以國家名義來唐“朝貢”的官方商團外，大部分都是民間商人，他們其中很多人不僅在長安經商，還在此安家落戶、娶妻生子，就此紮根在唐朝。當時的“大唐西市”，是這些外國商人們最主要的活動場所。

大唐時期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包括東亞的新羅、日本，中亞的波斯、大食，歐洲的羅馬、巴爾幹半島諸國以及印度和東南亞各國等，完全稱得上“世界貿易一體化”。唐朝鼎盛時期，留居長安的“胡人”有近5000家。

“胡商”們的經營範圍非常之廣，幾乎囊括了所有行業。在唐朝，你可以在長安西市買到珠寶、金銀器、玻璃制品等“進口潮玩”；在街頭看到大象、鴕鳥、獅子等動物表演；買到葡萄、石榴、西瓜等西域的水果和來自波斯、羅馬、非洲一帶的香料......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都沒有如此豐富的供貨。大詩人李白就是這些“胡商”店鋪的老主顧，還留下過“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名句。

唐代的各類傳奇小說裏，“胡商”的身影也時常出沒。如裴铏的《昆侖奴傳》中就講述了一個機智勇敢、義薄雲天的“外來務工人員”昆侖磨勒的故事。記載有唐一代史料的《舊唐書》，詳細描述了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建築風格。還有唐朝地理學家賈耽繪制的《海內華夷圖》，以“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的比例尺，通過“折率法”精確繪制了亞洲大陸的全景，是世界上最早的亞洲地形圖。

《海內華夷圖》（圖：網絡）

只有你不知道的，沒有大唐不敢收的，出現在唐朝長安的“歪果仁”們，他們有些人是從多遠的地方來的，只怕你都不敢想象。比如自稱來自距離長安一萬五千裏的“北海之北”的“流鬼國人”，于貞觀年間來到大唐朝貢，其中還有人當上了大唐的“騎兵團團長”（騎都尉）；還有“流鬼國”北面的“夜叉國人”，他們居住的地方三面環海，喜歡捕食海象；此外還有“骨利幹人”，據說住在“冰海”，那裏的特點是“煮羊脾未熟，天即明”。

如果用現代的地理知識來考證，那麽“流鬼國人”、“夜叉國人”和“骨利幹人”分別來自于現在的堪察加半島、楚科奇半島以及北極圈內的西伯利亞——所謂條條大路通長安，此言非虛。

想要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僅要看得遠，更要看得准，大唐的長安，這兩點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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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突然登上熱搜榜的“西安街頭的大群外國人”，居然能讓人感到新鮮，並且還成了熱門話題。其實想想也覺得沒啥可大驚小怪的，要知道，在我們的祖先眼裏，這就是司空見慣的事。

4月21日，西安街頭的外國旅行團（圖：今視頻）

再說，西安作爲世界知名的曆史文化名城，既是旅遊勝地，又是美食之都，哪個人不想來看一看？外國人在這裏出沒難道不是很正常嗎？真值得上個熱搜嗎？

或許，是因爲西安已經遠離了世界中心太久。現在的西安人，對一去不返的“大唐雄風”心中始終還藏著一絲執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