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重商主義”，即工商業本位，主要內容是“重商”、“重工”與“國家幹預”，出現于15世紀後的歐洲。近代歐洲的崛起，與重商主義存在密切的聯系。

但與歐洲不同，從秦朝到清朝，中國一直實行的是“重農抑商”政策，士農工商中的“商”排在第四位，秦漢時祖輩經商後代都可能被徒刑。

問題在于：爲何中國封建社會一直都是重農抑商，而産生不了重商主義，難道中國古人目光短淺，看不到重商致富？而且，法家主張重農抑商，儒家也主張重農抑商，兩個水火不容的派系，都有一致的主張！

關于這個問題，網上有不少分析文章，有些甚至上升到了中華文明缺陷。其實，中國實行重農抑商，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卻在于確保糧食生産。

首先，中國雖大，但農業先天條件卻不好，即相對耕地面積與氣候條件比較差。

在耕地面積上，中國國土面積是印度三倍多，但有效耕地面積卻不如印度，2022年時中國是19.14億畝，印度是27億畝。當下中國的耕地面積，是新中國之後大力墾荒，且大搞水利設施的緣故，放在古代耕地面積更少，越往前越少。

總體來說，中國曆代都在努力拓荒，都在興修水利，但奈何整體地理條件不好，導致曆代人均耕地面積依然偏低。上圖，中國地勢圖，適合農業生産的土地偏少。

在氣候條件上，中國屬于四季分明的氣候條件，必須掌握且不能錯過“農時”。一旦錯過，比如錯過短暫的播種期，後果不堪設想，就可能意味著顆粒無收。與中國不同，非洲、印度、東南亞地區等，氣候比較熱，甚至一年中隨時都可以播種，不需要過于重視。

因此，因爲農業先天條件不好，決定了中國古代必須重視農業，否則糧食就可能不夠吃。

其次，曆代農民起義的背後，就是糧食危機，而起義的後果，可能就是王朝滅亡。

西方古代始終貴族政治，貴族集團實力強大，可以肆意壓榨百姓，而西方百姓也不知道造反。但中國自秦漢始，就進入了平民政治時代，于是一旦遭遇糧食危機，那麽中國就會爆發農民起義。

西漢赤眉綠林、東漢黃巾起義、唐末黃巾起義、元末紅巾起義、明末李闖起義等等，其中或許夾雜了其他原因，但核心往往都是糧食危機。

曆朝農民起義背後的邏輯是：土地兼並導致下層百姓人均耕地更少，風調雨順之際或能糊口，但遭遇惡劣天災，就會導致糧食危機。此時，再有統治腐敗或錯誤政策等，那麽往往就會爆發動搖王朝統治的大規模農民起義。

因此，爲了確保王朝統治，曆朝就必須重視農業，還要建倉、乃至赈災等。當然，走向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本性，土地兼並是地主階級的本性，封建王朝沒辦法限制土地兼並，下層百姓人均耕地越來越少，最終在特別時期就會爆發起義。

以上可知，事關生死，事關王朝存續，中國古代必須“重農”。但問題是，可不可以重農又重商，或重農不抑商呢？

其實還是不行，因爲中國太大，各地風土不同，一旦不加防範，就可能出現大問題。

比如明朝時期，在紡織貿易刺激下，江南多地一度毀田種桑，但明末遭遇天災，全國糧食産量下降，原本可以向外輸送糧食的江南部分地區，甚至需要買入糧食，這就導致全國糧食危機進一步惡化。

這是在“重農抑商”政策下出現的，如果朝廷出台重商或不抑商政策，那麽結果就會更嚴重。

當然，近現代因爲生産力提升，農業産量提高，確保了糧食安全後，才有更發達的商業活動，即在無商不富之前還有“無農不穩”。

因此，爲了維持王朝穩定，爲了養活龐大的人口，中國古代不得不實行“重農抑商”。應該說，這是一種比較穩妥的、負責任的大國政策，當然可以像宋朝那樣有限度的放開，或適當的鼓勵工商，但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局限性，事後諸葛亮很容易。

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小人少，又是貴族政治，不太考慮平民百姓，缺乏仁義道德觀，可以爲利而不擇手段，搞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兼且當時歐洲開始殖民運動，擁有龐大的市場驅動工商，同時將多余的人口推向殖民地，或從殖民地運輸相關物資回國，故而歐洲才會産生重商主義。

總之，以中國古代仁義觀、義利觀、道德觀、客觀農業條件、國家太大等等來看，不太可能實行“重商主義”，最多只會在“重農”的基礎上對商業有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