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在親政的第6天就下令革職賜死了“清朝第一貪官”和珅，更是在任上，剿滅了在全國各地起義的白蓮教。

可就在這樣一位英明國君的帶領下，清朝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發展遠不如乾隆時期，這是怎麽回事？

«——·墨守成規的嘉慶帝·——»

嘉慶帝是位保守的皇帝，熱衷效仿“祖宗成法”，以“法祖”爲己任，缺乏創新和突破“祖宗成法”的勇氣和毅力。

嘉慶帝禦制的《守成論》十分全面地展示了他墨守成規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嘉慶帝感念先祖創業艱難，過度崇拜和依賴祖輩們創立的制度和規則，嚴重缺乏打破陳規舊俗的勇氣和決心，以繼承祖制爲己任，對祖宗成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保持高度自信。

另一方面，嘉慶帝將改革視爲洪水猛獸，堅信王朝中葉之主若是心存改革之念，定是聽了因貪功谄媚之臣的慫恿。

如果人君聽信讒言，推行改革祖宗成法，不僅無法建立有效的規章制度，還會導致國家動蕩不安，還將曆代亡國的根源歸結爲亡國之君們不肯守成。

嘉慶帝自诩心存壯志，立志要成爲一代明君聖主，自然不會效仿亡國之君“不肯守成”的做法，而是要堅持墨守成規，在位期間盡可能地保守爲政，不遺余力地效仿“祖宗成法”。

如果說《守成論》僅僅停留在思想理論層面，那麽嘉慶抵制海運的事迹就是很好的實例證明。漕糧是我國封建王朝時期由江蘇、浙江、安徽等東南地區運輸到京城的稅糧。

漕糧運輸方式分爲河運和海運兩種。清朝入主中原後，統治者承襲明制，繼續以河運爲“正載”。

嘉慶十六年（1811），“黃水高于清水五尺有余，而下遊將近海口之大淤尖地方，又形淺滯。

即使本年糧運，尚可勉強通行，日久終恐贻誤，不可不豫爲之計，因思海船試運一事。”黃河淤堵嚴重，內河航運受阻。漕運涉及錢糧，影響國計民生，情況以不容樂觀。

“爲了順利運輸漕糧，而花費巨額款項治理河道”。針對此，相關官員提出用海運代替漕運。

對于此等“挑戰”祖宗成法的計劃，嘉慶帝和兩江總督鐵保等臣子商討後，列舉出“海道極險之處”、“海行欲避外洋之險”、“海行風信靡常”、所需經費“必甚浩大”、船只建造和使用問題、水師所需糧饷等不可行者十二。

君臣們從地理自然和經費使用等諸多角度分析實行海運的利弊。然而，最終真正說服嘉慶帝堅持河運，抵制海運的關鍵原因是“漕運惟元至元十九年始爲海運，至明永樂十三年而罷。”

嘉慶帝面對需要變更祖宗成法的重大決策時，最終還是選擇了退縮，聲稱：“漕運由內河行走已閱數百年，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河流順軌，則漕運按期遄達，原可行所無事。即萬一河湖盈绌不齊，漕船不能暢行亦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爲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

因爲河運是前人成法，已經奉行數百年，不可輕易摒棄，所以嘉慶帝妥協了，堅持繼續推行河運，酌情將海運作爲權宜之計。

«——·優柔寡斷放過余孽·——»

在封建王朝，地方錢糧是否能按時按量入庫關系到國家財政稅收是否穩定，也是衡量一個王朝經濟實力好壞的重要標准之一。

清朝各省虧空之弊源自于乾隆四十年以後。嘉慶即位後，“這種虧空的狀態不僅仍然無法扭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成爲清王朝衰敗的最典型表征。”

面對日益嚴重的財政虧空，嘉慶帝卻“拿出更嚴厲的措施去進行整治。可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卻是猶豫不決，縮手縮腳，”缺乏決斷。

在整治地方虧空這一問題上，嘉慶帝盲目采取“徐徐辦理”、“緩緩歸款”的態度，將查清虧空看作與官民爭利，畏首畏尾，嚴重欠缺一個合格帝王該有的果斷和雷厲風行，給予地方貪官汙吏喘息的余地，“在客觀上卻起著助長、縱容虧空的作用。”使得百姓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嘉慶十八年（1813）七月，直隸教首林清、山東教首馮克善、河南教首李文成三人在河南道口扛起反對清政府統治的大旗，決議將三地的八卦教聯合起來，成立爲“天理教”，也就是白蓮教的一個分支。

九月十五日，趁嘉慶帝離京東巡之際，天理教首領林清、李文成等人借機向京城這一首善之地發起進攻。

約兩百名教衆進入宣武門後，在太監接應下，迅速分爲兩路，向紫禁城內進發。一路由陳爽帶領約三十名教衆，在太監劉金等引路下，進攻東華門守門官兵。

另一路由陳文魁、劉第五帶領約五十人，與宣武門外假扮商販，在太監張太等人接應下進攻西華門，並趁勢反關城門後，長驅直入。最終天理教寡不敵衆，不久後便被清軍鎮壓，起義以失敗告終。

天理教信衆人數不多，但涉及多省。民間勢力進攻京師腹地，且是封建王朝曆史上首例民間宗教勢力公然闖入皇宮，意圖奪取政權的重大曆史事件，可謂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此事影響極爲惡劣。最終捕獲人數和攻門總人數並不相符。對此，嘉慶帝確不敢放松警惕，下令清查散落民間的天理教余孽，以絕後患。

可是後來，嘉慶帝卻自食其言，既想要“蕩清寰宇”，又想感念“鄉愚無知”，無視身爲人君的威嚴，親手推翻自己的政令，做不到言出必行，顧此失彼。

至使嘉慶二十五年（1820），也就是嘉慶帝在位的最後一年，“逆案內最要次要五十余犯，指名饬拿，總未報獲，京城本年春夏以來，曾緝獲數名”，時隔多年，天理教清理竟還未徹底清理殆盡。

和珅是乾隆帝時期的大奸臣，而富察·福長安“與和珅朝夕聚處，于和珅罪狀，知之最悉”，不僅如此，他自己也是個中飽私囊的奸臣。

嘉慶帝繼位後，很快就將和珅和富察·福長安抄家逮捕，並表示要秋後處斬，手段之雷霆百姓們無不拍手稱快。

可沒想到，僅僅幾個月之後，嘉慶帝突然覺得富察·福長安所貪汙的金額不過是和珅的十分之一，不足以判處這麽大的懲處，最終竟然將他放了。

嘉慶帝在任上看似做了不少有利于大清安穩的事，但這些事不過就是在延續過往的政策，但是朝代發展的內容變了，以前的措施怎麽能後直接拿來用呢？

而他本人的性格優柔寡斷，對于邪惡勢力不能做到斬草除根，也使得清朝積弊甚重，終難逃頹廢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