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三年二月初十（1853年3月19日），清廷兩江總督駐地江甯城被攻破，數百殘存旗人士兵逃出滿城，在朝陽門外鄉間躲藏，遠遠的望著這中國當時最大的城市之一。自年初這支叫太平軍的部隊從武昌而下，短短一個月行程1800余裏，兩江總督陸建瀛完全無法應對，在武穴、安慶、東西梁山一再失敗，最終戰死于江甯城中。逃出城外的旗兵卻沒有那麽擔憂：太平軍自起事以來，城池都是占領即棄，停駐最久的永安和武昌也不過半年，或許他們又會和往常一樣，補充士兵和給養，東進鎮江，切斷漕運後順運河北上，那就是遠在京師的皇帝要考慮的問題了。

一開始事情仿佛在按照他們的設想發展：太平軍的指揮機關和隨軍家屬一直在水西門外的舟船之中，沒有進城；城中在清查戶口，把人員按照職業設館收編，一切都像是要將這座城市打包帶走的樣子。

變化發生在城破後的第十天，水西門外的部隊大規模進入南京城中，一只部隊隨即向揚州進軍，太平軍也開始占據南京城外秣陵關、金柱關等重要據點，隨著向榮帶領的部隊從東南接近城池，這些旗人士兵已經開始明白了：對面的敵人不走了。

將首都定在南京並不讓清廷意外，從皇帝到大臣都有過如此的猜測，但是對太平軍而言，這一決定卻曆經曲折。

時間回到兩年多以前，根據《天情道理書》所記載的“天父天兄聖旨，回去團營”的命令當是金田起義的動因，自此各地教衆開始向金田聚集。前期的太平軍是不是有具體的戰略方向呢？《紫荊事略》記載了此時太平軍就有取江南之意：“行將取江南矣，豈畏而官軍耶？”在被俘的李開芳的供詞中，也有類似描述：“洪逆在廣西便意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動……”建國以後，廣西太平天國文史調查團在金田地區的調查中，有關進取南京也有一條口碑：“並高呼口號：一打南京，二打北京，牛骨亂盡，豆豉發瘟……”

以上三條被許多人作爲太平軍前期就定下進取江南的依據，然而從太平軍的前期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恐怕並不屬實，起事的前期他們一直在象州、平南、金田等地來回，和清軍對峙半年以上，在清軍沒有合圍，北路洞開之時也未大規模轉移，此時就有取江南的戰略決策並不合理。史學家中也有多人否認了太平軍前期有進取江南的決策，比如崔之清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中，王慶成在論文《太平軍內部對建都問題的爭論》中等等。

學者們在否認前期南京決策的同時，根據太平軍的行動估計，此時的太平軍並沒有具體的戰略方向，只圖長期駐守。事實未必如此，在這裏要提三條史料來分析。

鹹豐元年（1851年）夏季，太平軍的處境已經並不樂觀了。缺糧少鹽的太平軍被圍困在紫荊山谷地中，士兵也已經開始逃亡。大約在鹹豐元年（1851年）五月間，一位太平軍士兵李進富被清軍俘獲，他供述道：“欲往平樂一帶，因官兵層層紮緊，打算要從後路……，便搶船只，一路搶掠到廣東花縣去安身，因大頭子二頭子都系花縣人，暗中也有人在廣東傳教……到去興旺，大家享福……”

李進富的供詞中路線非常詳細，他說太平軍計劃從東鄉北上柳州轉道平樂，因北路桂林而來的清軍圍堵，又准備轉向東方，搶奪船只，順江而下去往廣東，這在地理上切實可行，由平樂到賀州後，水陸均可前往廣東，而由紫荊山谷東出到金田，走大湟江可以直達廣東，如此詳實的口供，清廷官員作假的可能性不大。

這一供詞在後還有兩條史料相印證。民國九年（1920年）的《桂平縣志》這樣記載：“洪軍被困新墟，鹽糧將近，欲以竹筏潛由南渌，石觜渡江，往貴縣，玉林”。依據賽尚阿的奏報《賽尚阿奏報分饬防堵南渌東鄉並請給捐職主簿陳登仕藍翎片》，太平軍的確于六月底兩次進攻南渌，均被清軍擊退。

太平軍欲水路南下貴縣，繼而陸路進取玉林，這應當是要接應在玉林的淩十八部。可能由于通信不暢，事實上淩十八部四月間已經被清軍擊退，但是這幾條史料反映出太平軍意欲進軍廣東的意圖非常明顯。

由于清軍早已意識到淩十八部和太平軍事實上爲同一支部隊的不同分支（徐廣缙早已向清文宗奏報過），而且淩十八部的密探張十一等人被清軍俘獲，也供述出他們欲北上會和太平軍的意圖，清軍很注意防止兩股部隊的會和，清文宗和賽尚阿等人多次指示清軍要防堵兩支部隊的路線，以至于太平軍欲南下玉林的行動計劃也以失敗告終。

被清軍圍困在新墟的太平軍最終由北路突圍，進占永安。他們封王建制，分男行女行，建立禮樂制度，整整停留了半年之久。在這一個廣西的山區小縣城，顯然不是光揚真神天父上帝的合適所在，轉移方向想來也一直在討論中。有史料可以證明此時的太平軍，還是沒有放棄東進廣東的計劃。

閏八月二十二日，鹹豐皇帝發上谕給徐廣缙，提醒他注意防堵太平軍由水路東下廣東：“再據賊供，洪秀全有乘小舟欲駛出濛江上之信。濛江逼近藤縣，系東通梧州水路……”這一上谕在《鎮壓檔》第二冊和《文宗實錄》中均有收錄，且來源爲太平軍俘虜的供詞，可信度較高。

半個月以後，九月初十鹹豐皇帝再發上谕：“昨據賽尚阿奏，現探該匪複于濛江一帶備有船只……又思竄越東下……”可見太平軍戰俘的供述可信確鑿，清廷探知太平軍在永安准備船只，似乎有東下廣東的行動。清文宗的反應依然是提醒徐廣缙防堵太平軍和淩十八的會和，在上谕中提醒：“藤縣距信宜不遠，現淩十八、梁二十大等股尚未撲滅……”

太平軍看似做好的水路准備最終沒有實施，第二年突圍的他們選擇北上桂林，放棄了東進的方向。進攻桂林的決策來自于楊秀清，這一點應當無疑。根據《天情道理書》的記載：“三月，天父大顯權能，命我們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蒙時雍家書》則記載：“荷蒙天父天兄下凡大作主張……直打桂林省”。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直接欽點了下一步進軍的方向，其中的原因應該有二：其一，前期的數次嘗試可見清軍早已獲知太平軍意圖和淩十八合股，在廣東方向早有布置，按照敵人的設想行動顯然並不明智，有被埋伏包圍的風險。其二，淩十八部長期在廣東活動，並未接受過天父天兄的“榮光”，待到真正會合，這剛剛獲得的天國大權恐怕有旁落的風險，要知道那支廣東人的部隊絲毫不比廣西的這支部隊規模小。

楊秀清

當然，楊秀清是不會承認這些小心思的，他在《天情道理書》中這樣解釋淩十八部的失敗：“高州羅鏡墟一幫兄弟不能堅忍……差入鬼路，不守天條……此是由自己不能堅耐，立志不定…….”楊秀清的這一指責顯然不符合實際，根據徐廣缙和葉名琛的奏折，淩十八部在羅鏡固守，並且不斷向營中會衆宣傳：“無日不以即有廣西弟兄前來救援爲詞”。他們認爲淩十八部“爲曆來各匪徒中罕見”。這一表現和楊秀清所說不能堅忍等大相徑庭。

永安突圍的太平軍運氣並不好，他們的進軍方向被清軍准確推測了出來，向榮帶兵迅速北上，並于太平軍到達桂林之前進城防守，太平軍進占省城桂林的計劃也隨即失敗。下一步轉移的方向再一次放在了太平軍的案頭。

有數條史料對此時太平軍的決策原因有清晰的記載，《盾鼻隨聞錄》中說：“洪秀全仍欲回竄廣東，楊秀清原籍湖南……力勸赴楚，適有郴州土匪李年通，率領三百人到廣西入夥，願爲向導，大股賊衆遂于二年五月全數躥出粵境”。

《金陵癸甲紀事略》記載：“值湖南郴州賊李嚴通作亂，爲官兵追剿亦逃附……”這位作者親身在太平軍中生活過，應當是原始來源。《盾鼻隨聞錄》在這一點上有其他史料的印證，應當可信。

另有一條史料值得注意，《粵匪起手根由》記載：“洪秀全心欲到南京，楊韋石三王禀複南京長江浩蕩四圍湧水，現在並無船只，寸步難行，洪秀全雲如是何處安身，三王雲只好到四川……”

由此看來，在太平軍的高層可能有去向的爭議，但即使此時確有去南京或進四川，理應是一個初步的想法，被圍在湘南的太平軍距離南京或者四川，尚有不少困難險阻。

在李嚴通的向導下，太平軍北上湖南，馮雲山在全州戰死，他們又被和春江忠源在蓑衣渡擊敗，于是他們再次轉向東南，停駐在易守難攻，只有數條山道交通的道州城。

《賊情彙纂》記載了此時太平軍中內部的爭議：“群賊懷土重遷……仍擾廣西，楊秀清獨謂非計：‘已騎虎背，豈容複有顧意？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沖擊，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爲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深然之。”

《盾鼻隨聞錄》也有記載說：“洪逆欲退回廣西，秀清以湖南魚米之鄉，連年豐稔，可以到處劫掠，持議未決，隨營群衆均欲回粵，遂傳令插旗向南，拔隊退走”。在清廷最後編纂的《平定粵匪紀略》也采用了《賊情彙纂》的說法。

這兩種說法都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都有錯謬之處。太平軍在道州時，洪秀全和羅大綱派出多名斥候，打探進軍廣東的路線，並有許多被清軍抓獲，他們的供詞都供述自己的任務爲打探由臨武到連州的道路是否通暢：“賊首洪秀全要等人往連州一帶探聽路徑並有無官兵防守”。其中鄧亞隆明確供述：“欲由東陂觀下攻連州……”。以廣東人洪秀全羅大綱代表的首領意圖打回老家，比較合理。而太平軍以廣西人爲主，他們懷土重遷，想回廣西老家，也可以理解。此時楊秀清否決了這兩個意見，但是說他現在就有據金陵爲根本，那就完全是張德堅的猜測了。張德堅所說的“舍城堡，略要害”和太平軍停駐郴州、圍攻長沙等行爲完全不符，而且此時還在惦記廣東的洪秀全也不太可能“深然之”。

蕭朝貴

在和清軍對峙的太平軍轉移至郴州和桂陽之時，發了改變他們進軍路徑的重大事件：西王蕭朝貴戰死長沙。

進攻長沙理應不是太平軍的原始計劃。根據李秀成的供述，此時在湘南的太平軍已經有5萬多人的規模，而欽差大臣賽尚阿奏報說，進攻長沙的蕭朝貴部只有一千多人的部隊。這一細節表明進軍長沙的蕭朝貴或許是在分兵牽制，或許是尋找轉移路徑，然而他的戰死讓湘南太平軍主力全數北上，太平軍再一次向一個省會城市發起了進攻。

事實上，太平軍進攻長沙的最佳時機應在蕭朝貴初抵之時，那時的長沙城幾乎無兵防禦，但是蕭朝貴兵力過于單薄，自己也在城南被火炮擊中胸膛，隨即死去。待到湘南主力到達，陸續趕到長沙的清軍也有數萬兵勇了，太平軍錯失了占據長沙城的時機。

進攻長沙失敗的太平軍渡江向西，在湘江以西擊敗向榮後，他們徹底跳出了清軍的包圍，並提出了取河南爲家的戰略目標。根據李秀成的供述：“欲由宜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河南爲家”。李濱《中興別記》也記載了同樣的形勢：“謀由甯鄉繞洞庭暫取常德爲巢……凡河港商船民舟，一旦系爲賊有。楊秀清大喜，謂洪逆等“此天父賜也……當改道出洞庭，進圖嶽州”。自是賊水陸相輔，益不可制”。

這裏要注意的是，與以往史料不同，此時的太平軍進取中原的計劃是在全軍公布了的，以至于當時身爲聖兵的李秀成也能深知詳情，而以往除東進廣東的計劃以外，不管是四川、南京等都僅僅是諸王之間的討論爭議，普通士兵無從得知。

進取中原的策略也反映了太平軍的思想變化，他們取得天下，推翻清廷的想法逐步顯現。

向常德進軍的途中，太平軍在益陽獲得大批船只，他們更改了進常德的計劃，轉而進取嶽州，順江而下，並占領了第一個省會城市武昌。在這裏軍中內部再次發生了一次有關戰略方向的討論。

《發逆初記》中記載：“及武昌陷……楊秀清出全州時，已有窺竄江甯之計，石達開勸令先行入川，再圖四擾，楊逆不從……”《盾鼻隨聞錄》記載：“女賊卞三娘，凶悍絕倫，女兵千余……向洪逆獻計，欲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楊秀清欲由長江徑取江甯爲巢穴，爭論不絕。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

太平軍戰俘的供述也應對了這種爭議的存在，《粵匪犯湖南紀略》中記載：“有自賊中出者供稱：賊決計北竄，有遂擾河南之說，有由江南進擾之說”。在太平軍占領武昌不到一個月之時，官文奏報清廷：“拿獲奸細金登進，姚義漳等供稱，賊目羅大綱使來荊郡窺探情形，約定正月初旬由仙桃鎮一帶來荊……”。

從時間上來看，太平軍首先否認了西進四川的決策，因此戰俘供稱的進攻荊州沒有實施，隨之他們內部又爆發了直接北上河南還是取道江南再圖四擾的爭論，最終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否認了其他方案，全軍計劃東下江甯。

這裏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能靜居日記》卷十九記載了一位清末書法家陳六笙，他出生于太平軍起事之地貴縣，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間于曾國藩大營中見到了趙烈文，他向趙烈文講述太平軍初期之事時，說到在武昌有一位浙江人錢江，錢江上書洪秀全，應當先至金陵，斷南北交通，再疾趨燕都，攻擊清廷首都北京。雖然羅爾綱認爲此事子虛烏有，但是趙烈文當時記載說兩楚盛傳其事，後來的許多有關太平天國的小說和民間故事也有此人的名字，在此僅作一記。

東取江南策略的確定並不意味著太平軍放棄了進取中原的念頭。因爲根據太平軍戰俘的供述，遂取河南和由江南進擾只是同一個目的的不同路徑，進江南目的還是要北進中原，事實上，定都南京的決策比許多人想象的要晚的多。

鹹豐三年（1853年），過完了新年的太平軍開始東進，直到此時他們才算真正的“舍城堡，略要害，直取江甯”，這也側面反應《賊情彙纂》記載他們在道州就有此決策絕非事實。

現存史料普遍反映出，太平軍是在攻克南京以後，才決定將“小天堂”定在這座城市的。最爲生動的記載來自于李秀成供述：“此時天王與東王尚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天王心欲急往河南，欲取得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禀東王，不可往河南，雲：‘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爾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只萬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爾而往河南何也？’他又雲：‘河南雖是中州之地，足備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複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此水手是駕東王座舟之人。被該水手說白，故而改從，後即未往，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齊營規。”

《粵寇起事紀實》也有相同的記載：“道州水手蔣某雲，北方水少乏米，南人甚不相宜，且旗營馬隊極多，勢不能敵，不如占都金陵，據長江之險，紛擾東南，徐圖北竄”。這一說法來自于一位清軍都司秦上儒，他在湖南參加太平軍，後投降清廷，這兩位親身經曆者的描述完全一致。

其他曾經在太平軍中生活過的人也留下相同的記載，李圭在《金陵兵事彙略》，馬守齡在《金陵癸甲新樂府》等都有提及，不再一一引述。

定都南京反映的是楊秀清的意見，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爲了闡述自己決定的正確性，定都不久的太平天國出版了書籍《建天京于金陵論》，書中逐一闡述了南京定都的正確性，河南和湖北爲什麽不合適定都等等理由。秦子贻論曰：“金陵爲天下之名區，鍾阜有龍蟠之象，石城有虎據之形。山川盛氣，郁乎蒼蒼”。何震川論曰： “建都既成，天下大定”、“金陵定鼎，平成永固之基”。林一環論：“建都必先觀地之形勢。地非居天下之中，不可建都；非有崇隆之勢，不可建都；非有富厚之形，尤不可建都也。至于金陵地居都會，據東南之美，爲名勝之區，地勢彌崇，民情益厚，中多山阜，外有江河，此天父上帝所造成，而爲我天王建都之地也。”這本書的動機是如此明顯，以至于書內有些內容顯得無知可笑，比如沈世祁就在書中說：“湖北、河南、金陵均居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均有水患，惟金陵地勢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糧食盡出于南方，如江西、安慶等省，順流而下，運糧亦甚便利。”喬彥材說：“東南爲王氣所鍾，江山乃王靈所鎮。王者建國必使控制夏夷，包括中外。收四海仰望之效，樹萬年鞏固之基，此天朝天京所以有取于金陵也。惟我天王奉上帝真命，誅滅妖魔，救援世人，建天京于金陵，北接岱宗，西臨滄海，砺山帶河，金城湯池，大一統以敷猷，足以副天父天兄之寵眷者在是矣。猗欤盛哉！”完全不知所謂。

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太平軍前期多次試圖和廣東會衆合軍，但是在內部不同意見和外部清軍的嚴密防堵下失敗告終；隨即他們在湖南反清勢力的向導下北進，因西王的突然死亡再次北上長沙；圍攻長沙失敗後又經曆了四川，河南，江南的內部爭議，最終選擇東下江甯；占領江甯後，再次經曆了內部的紛爭，才最終于江甯落腳，“小天堂”的謎底也才最終揭曉。鹹豐三年二月二十（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國建都江甯（南京），改江甯爲“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