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京镗“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終于打動了孝宗，孝宗便提拔他爲監察禦史，後來又累經升遷，一直做到右司郎官。淳熙十五年出使金國時，京镗已經51歲了。回來後不久，宋孝宗又因“四川阙帥”，任命他爲安撫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京镗一到任，首先就廢除了苛捐雜稅，使平民百姓都能得到實惠；接著又平定了泸州發生的叛亂，“蜀以大治”。孝宗見其政績卓著，便召他回朝擔任刑部尚書。孝宗而後經過短短的光宗朝，到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甯宗趙擴登基時，四朝元老的京镗已經57歲了。第二年，甯宗改元慶元，他對京镗非常尊重。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正月，京镗被拜爲右丞相；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又拜爲左丞相。也就是這一年，京镗病逝，享年63歲。

甯宗即位之初，先由宗室趙汝愚秉政；可是過不多久，外戚韓侂胄排擠掉趙汝愚，漸漸地執掌了大權。韓侂胄又將指責過他的大臣朱熹、彭龜年等59人定爲“僞學逆黨”而加以貶逐，這就是“慶元黨案”；他自己則由少傅而太傅，由太傅而太師，一直做到“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位在丞相之上，權勢熏天，軍國大事都由他說了算，連皇帝也簡直成了個傀儡。

趙汝愚（1140年-1196年）

在這人生的最後幾年裏，我們的英雄外交家的表現究竟如何？遺憾得很，人們只能感慨地歎一聲：可惜！

在《宋史·京镗傳》中，我們看到：晚年已身居高位的京镗，面對著韓侂胄的赫赫權勢，面對著“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的嚴酷現實，突然“一變其素守，于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如果說，僅僅是因爲奸臣的權勢太大，自己勢孤力單，無力回天，不得不隨波逐流，改變操守而明哲保身，倒也情有可原，因爲在專制社會的任何一個時期，不怕丟官、不怕殺頭、不怕滅族的人終究是少數，你看那滿清268年的統治中，不是幾乎所有的中國男子都剃了發而留下一根豬尾巴似的長辮子麽？可恨的是，爲了個人乃至家族的利益，他還依附韓侂胄，助纣爲虐，幹了不少坑人害人的勾當。

當韓侂胄欲貶逐趙汝愚，卻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借口，“謀于京镗”時，京镗果然出語不凡，當即亮出了致命的高招：“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宋史·奸臣傳四·韓侂胄》）韓侂胄大喜，便唆使一個對趙汝愚有點成見的大臣，上疏皇帝說：“趙汝愚以同姓而居相位，只怕要不利于社稷啊！”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甯宗趙擴，最怕的不就是失去這一寶座麽？你趙汝愚既是皇室成員，對寶座的威脅就更大，我豈能容你！于是過不多久，趙擴就找了個借口，免掉了趙汝愚宰相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京城，貶往南方。郁憤難當的趙汝愚終于病逝于貶逐途中。

“慶元黨案”是韓侂胄繼東漢黨锢之禍、北宋元祐黨禁之後，指斥理學爲“僞學”，又一手制造的排擠、打壓正直士人的一個大事件。而慶元黨案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專以“排擊善類”爲能事的劉德秀，就是京镗推薦給韓侂胄的。難怪《宋史·韓侂胄傳》中要說“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