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所有的限制皇權就是好事，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比如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的明君，有話語權才能做更多有益的大事情。

權力的集中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權力的分散制衡則容易造成扯皮推诿現象，宋朝的重文輕武、明朝相權的廢除，在一定程度上都造成了效率的低下。

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時，由于皇帝能力強，可以有效調動朝臣，並使大臣們各司其職，沒有了相權的制約，朝廷可以更好的施行皇帝的意志，像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大事，才能順利進行。

可是朱元璋和朱棣之後，由于皇帝能力有限，威懾力有限，文官勢力壯大，朝廷逐漸進入扯皮時期。

明英宗複位成功後，曾想恢複鄭和下西洋活動，並派遣當年隨鄭和下西洋的人進行准備，除此之外還想恢複在東北地區的奴兒幹都司，無奈群臣反對，再加上明英宗有被俘的前科，最後都被迫終止，明朝開始由開放開拓轉向封閉自守，這直接影響了明朝國運。

明朝嘉靖帝和萬曆帝都是有名的“罷工皇帝”，動不動就數年甚至數十年不上朝，國家政事荒廢，很多部門人員缺編嚴重，官員長期無法正常升遷，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

嘉靖帝和萬曆帝長期不上朝的一個原因，就是擺不平朝臣，這一方面是文臣勢力的強盛，另一方面是皇帝的能力欠缺和威嚴不夠，而文臣勢力又無法控制皇帝，雙方相持不下，皇帝采取了消極罷工的方式來處理。

崇祯皇帝上台後，想著勵精圖治，實現明朝中興，可惜能力不足。文官集團的強大，的確對皇權增加了督導，但如果大臣們爲了一己私利來限制皇權、幹擾國家管理，則不如沒有這種限制。

比如，明朝末年內憂外患不斷，急需開源，代表大地主的官員們想方設法阻止對大地主的征稅措施，把壓力全都壓到了底層老百姓，老百姓生存不下去又被迫參加起義軍，形成惡性循環。

皇權至上的古代社會，任何對皇權的限制都是有限的，對于強勢的皇帝限制不住，也沒多少人願意冒死直谏，對于強勢的皇帝，如果被佞臣左右，也不利于國家的發展。

如果監督皇權的文臣不是好的文臣，那這種監督和限制則是不利于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