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爲何不能反腐成功，最大原因在于皇帝根本無意反腐，所謂的反腐不過是打擊官員的手段，進一步來說想，就是用貪官反貪官，最後反貪官的也沒有好下場。

南北朝時期，當時北朝東魏第一權臣是高歡，西魏第一權臣是宇文泰，而高歡與宇文泰是死對頭。公元537年九月，東魏行台郎中杜弼跑去找素有活曹操，東魏第一權臣，丞相高歡要求反腐倡廉。高歡聽過之後就對杜弼說，現在不能反腐，還不是時候，我還得縱容他們去貪，當然，對于像你這樣的好官我也一定會重用。杜弼對此不解，于是高歡就講了如下這番話語。

首先官員們貪汙受賄這些事兒，都是平常事，已經形成陋習和慣例，我都知道，但這絕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現在也不是時候。我如果現在嚴厲反腐，他們一旦逼急了，完全有可能逃到西魏宇文泰那裏，對于這些官員來說，留在東魏，還是去往西魏，兩可之事，哪邊利益更大，便留在哪邊。對于他們的操守我並不看好。爲了穩定政局，我只能睜一眼閉一眼。

而南邊的梁朝被天下讀書人尊爲正朔，蕭衍正在弘揚佛法，以德行來感化天下，用正朔來招攬人心，我現在肅貪，會有不少心向南朝的讀書人會投靠蕭衍，對比之下，官員腐敗根本就不叫事，人都走了，國家還怎麽運行和壯大。不過我不是不反，不過是時候未到。你說的事情我都記下了，咱們還是要等一個更恰當的時機。殺豬都在年底，哪有中秋時節殺豬的。

但高歡還有一個原因未說，就是他作爲權臣，如果反腐過度，勢必讓反對派聯合起來，這將嚴重危及高歡的統治基礎，畢竟此時高歡政局還不穩定，外面還有宇文泰。但高歡的理論顯然沒有說服杜弼，某日，杜弼又對高歡提及，那些功勳權貴不繳納國家稅賦，造成老百姓負擔過重。

高歡沒說話，帶著杜弼走出朝堂，來到校軍場演軍，面對三軍肅殺之氣，文官出身的杜弼嚇得夠嗆，半晌無語。高歡事後又把杜弼帶回朝堂，就又對杜弼又說出一番道理。

高歡道：“你作爲文官，只看到了這些武將偷逃國家稅賦稅銀，但你沒有看到他們征戰沙場，百死一生，我也知道他們當中有人胡作非爲，欺男霸女，但我現在還需要他們給我幹活，我要取他們的大節，怎麽能像要求普通人一樣要求他們呢？你現在能夠和我坐而論道，恰恰是因爲他們的保護。等日後天下承平，我自然會一一收拾。杜弼聽後，連連點頭。

高歡的意思就是，現在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正是用人之際，我還得靠他們打仗建功，相比而言，貪汙不過是小問題。再就是，懲治貪腐屬于另一條戰線的搏殺，慘烈程度更甚于真實沙場。反腐這事兒還真要從長計議。

公元544年，天下已定，高歡徹底控制朝局了。貪官也養肥了，高歡覺得時機成熟了，決定打擊反腐，這事他讓兒子高澄來操持這事兒。之所以如此，一是鍛煉兒子的能力，二是自己在後面，可以作爲緩沖和兜底。畢竟要懲治的，好多都是一路走來的老夥計。他自己下不了手。至于操盤手，高歡沒有讓杜弼主持，因爲高歡覺得杜弼過于書生意氣，不懂變通。

高歡讓讓吏部郎崔暹擔任這個反貪操盤手，輔佐兒子幹這件大事。崔暹出自博陵崔氏，世家子弟。品行端正，克己奉公，自身底色很清白，的確是反腐的合適人選。但崔暹不願意，因爲他知道，反腐這事出力不討好。反到最後，如果殺伐過重，高澄必然拿他開刀泄憤。他幾次求高歡另選他人，但高歡不許。讓他安心輔佐世子。

萬般無奈的崔暹只好當這個冤大頭了。崔暹的第一個目標是當朝宰相，尚書令司馬子如。司馬子如是高歡的義弟，與高歡一塊起事當兵，擁有公司創股票，此人立功無數，但又貪墨無數。崔暹收集好證據，上書彈劾司馬子如。高澄便把司馬子如抓進了監獄。不過幾天，司馬子如就服軟了上書請罪，後經審理，司馬子如被抄家罷官。隨後其他勳貴被處死或被貶官者無數。但高澄的反腐效果並不明顯。因爲被打擊的都是元老重臣，因爲這些人的存在阻礙了高澄的上位，打擊元老重臣，就是高歡給兒子樹立威望。這種有選擇的打擊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東魏“百官絕祿”。意思就是朝廷從來不發俸祿，官員生活完全依靠自理，如果不貪只能餓死。而貪腐就會被處死，這就形成了一種悖論。因此崔暹工作再出色也只能解決一些表象問題，治標不治本。這場運動之目的是，可能並不是真地爲了反腐，而是要借此打壓老部下，樹立下一代領導威信。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崔暹遠見，高洋接受東魏孝靜帝禅位時，杜弼表示反對，跑來勸谏阻止，氣得高洋要死，一次借著酒醉把杜弼給殺了。

而崔暹下場也不好，當初反腐時，崔暹查過侯景。後來侯景造反，滿朝都說是讓崔暹逼反的。高澄便想殺了崔暹，給侯景示好，經太後說情才得以平安。高澄遇刺去世後，司馬子如就上表誣陷崔暹謀反，高洋貶崔暹爲中書監，幾年之後，崔暹就窩囊死了，死後被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但這有何用，不過是卸磨殺驢。

崔暹去世時，高洋去他家裏吊唁。高洋問其妻李氏，你很想崔暹嗎？李氏回答：“原配夫妻自然很想”。高洋就說：“既然如此，那你就他一起去吧”。隨後，拔劍斬下李氏的首級。算是給以司馬子如爲首的元老重臣出口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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