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大明亡于東林黨，雖然這有些片面，但無法否認的是大明士大夫的無恥已經到了無下限的地步，當時大明的官員只有兩個選擇，不是投靠東林黨就是一番閹黨，實際上都是一丘之貉。

天啓三年（1623年），東林領袖趙南星任左都禦史，利用清算“梃擊”“紅丸”和“移宮”三大案等政治舊賬的機會，打擊許多過去反對東林的官員。東林黨就此崛起，天啓年間東林黨人幾乎占據了帝國的所有權力要塞。因此，這一時期也是“東林黨”勢力最爲鼎盛的時期。

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東林黨人，很難做到團結大多數，他們在提拔正人的時候，總是不忘打擊他們眼中的小人，黨同伐異。他們利用一切機會機會排除異己，造成了政壇的激烈沖突。這就導致非東林黨的官員只能投靠魏忠賢。巡按禦史崔呈秀由于貪汙受賄，危急之下，他求助于魏忠賢，甚至要求做魏忠賢的養子。兩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複職，並上升爲左都禦史、而且成爲魏忠賢的頭號打手，等到魏忠賢倒台的時候，第一個死的人就是他。

就這樣，大明一些失意和被打擊的文臣就以這種方式紛紛聚攏到魏忠賢的身邊，而且形成了滾雪球效應，越聚越多。于是魏忠賢很輕松地組建自己的政治集團，由于魏忠賢本身太監，爲了體現政治團體的鞏固，就必須以“血緣”關系作爲體現，所以這些人基本上都是魏忠賢的孝子賢孫。這樣也是便于魏忠賢的使用。

內閣首輔顧秉謙年年紀比魏忠賢大。自然不能拜魏忠賢當幹爹，于是在一次家宴中，就讓自己的兒子拜魏忠賢爲祖父，原文是：“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須兒，故令稚子認孫。”宰相下作到這步田地，國祚又焉能長久。兵部侍郎張我繼更是棋高一著，他因有一個女仆是魏忠賢八竿子打不到的一個親戚，于是休了嫡妻，將女仆扶爲正妻，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魏忠賢

而那些內閣、六部大臣乃至封疆大吏，個個以當魏忠賢的幹兒義子爲榮。倒最後形成了閹黨中的“十狗”“十孩兒”和“四十孫”。這些人大都是科舉出身，他們俯首甘爲魏忠賢這個太監加文盲的孝子賢孫，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爲自己的政治前途。這些人已經毫無廉恥可言，而在他們之前，凡是依附太監者，無不身敗名裂，這一點他們比誰都清楚。但在巨大的現實利益面前，他們已經顧不了身後名了，將前世今生都押在了魏忠賢身上。

但也有不怕死的，禦史周宗建上書把魏忠賢比作前朝太監劉瑾，結果卻被活活打死，天啓四年（1624年），東林黨人左副都禦史楊漣上書曆數魏忠賢的二十四條大罪，最後被誣陷受賄二萬兩，曆經拷打，慘死獄中。楊漣在堂上受審的時候對家人囑咐：“汝輩歸，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讀書。”一介儒士叫子孫不要讀書，這樣的話聽來令人動容。左佥都禦史左光鬥彈劾魏忠賢被罷官，但又被誣陷從安慶原籍押解赴京時，出現了“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動原野”的感人場面。最後矯旨下獄受酷刑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大明讀書人骨頭是最硬的 ，也是最軟的。

打擊東林黨之後，魏忠賢專制朝政，內外大權一並收攬。就此魏忠賢成爲“九千歲”。史載：“舉朝阿谀者俱拜爲幹父，行五拜三叩首禮，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意思就是距離“萬歲”最近的那個位置。魏忠賢淩駕于衆人之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天啓六年（1626年），由浙江巡撫潘汝幀主動發起的向大太監魏忠賢獻媚而修建的生祠很快推廣至全國，幾乎所有的大明官員都加入了向一個宦官歌功頌德的行列。各地也紛紛建立起金碧輝煌的魏氏生祠，在河南修建生祠拆毀民房一萬七千余間，僅開封一地，就毀掉民房兩千多間。

有一個國子監生竟然向皇帝上奏請求將魏忠賢配祀孔子，于是在國子監西側又建起魏忠賢祠。一個宗奉孔子的讀書人，竟然讓一個文盲閹宦來配祀大成至聖先師，居然還贏得了朝中重臣的喝彩。魏忠賢這個文盲居然和孔聖人並駕齊驅。最後以至于堯和舜才可與之之相提並論。天津巡撫黃運泰率領全城文武官員，列隊于魏公祠階下，對木像五拜三叩頭後，自己又單獨趴到供桌前膜拜，可以說，對待建祠的態度成了衡量帝國官員忠誠度的重要標准，成了官員升遷獎懲的重要依據。薊州道胡士容不願爲魏忠賢修建生祠，被人告發，立即被逮捕下獄審問；遵化道耿如杞入祠，見魏忠賢像未行五拜三叩之禮，結果被錦衣衛逮捕關進大牢，後與胡士容一起判處死刑，實行秋決。

儒家將天下人分爲君子與小人兩大陣營，到了明末就都是小人了，都是無恥之徒，當時只有更無恥才能活下去。而當這種造神運動達到極限的時候，也就是魏忠賢倒黴的時候，一些在朝中舉足輕重的官僚已經意識到了危機，最初顧秉謙致仕；刑部尚書徐兆魁去職閑住；大學士馮铨和吏部尚書王紹徽相繼離職。雖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一是爲形勢所迫，二是皇帝病重了。這些帝國核心官員已經感覺到，魏忠賢快完了。

魏忠賢麾下有一個叫賈繼春的，此人極具政治頭腦，在魏忠賢得勢時跟得很緊，可這邊魏忠賢剛剛失勢，他就第一個將攻擊閹黨首領的奏折遞了上去。所以最初設定閹黨的時候，此人成了漏網之魚。但崇祯皇帝卻堅持把他歸入了閹黨，而且說他是“惟反覆，故爲真小人”。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那就是貪婪、無恥、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宦官政治的惡政，使文官和士大夫在道德斜坡上急速滑落。朝廷的官員都成了貪婪、無恥、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如此一來，大明的覆滅一點都不冤，話說回來，就算壞事都是魏忠賢幹的，也無非還是證明朱由校是個昏聩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