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就是拼消耗，拼誰的資源更雄厚。有句話說：“明軍不滿饷，滿饷則無敵”，意思是明軍若是糧饷充足，清軍、闖軍都不是問題。太平天國運動，情況也是一樣，太平軍敗給後勤，而並非湘軍、淮軍。

後勤從何而來，城市供給是關鍵。太平天國爲何失敗，與城市治理失敗有關。太平軍不會治理城市，也難以治理城市，從而引起一連串問題，且難以解決。

太平天國如何治理城市呢？太平天國疆域不穩定，許多地方都處在爭奪之中，治理城市的政策也經常變化，但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兩種類型。

第一階段，天京事變之前，相對嚴格的“聖庫”制度。

“聖庫”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簡單說，就是吃大鍋飯，生産資料、生活資料都是公有，由國家統一分配，不存在私有財産。

太平天國早期，參加起義都是窮苦百姓，爲了溫飽才反清，故而“聖庫”吸引力很大。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晃等“富戶”，是“聖庫”物資的主要來源，他們販賣家産，一律交給“聖庫”。

既然是按需分配，就不存在所謂的貿易、市場、交易。所以，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便把轄區內的城市按照“聖庫”制度進行治理，私營手工業、商業都不存在。

此前的商人、手工業者，被編入相應的“館”，由百工衙、諸匠營管理，爲國家生産勞動，一切生活開支，都由“聖庫”供給。

定都南京後，英國人也嘗試與太平天國往來，了解情況。英國軍官吳士禮在《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中說：“城內各種店鋪都不准開設，天京城內無商店。”

可以說，此時的太平天國城市，類似一座城堡或者軍營，城與市分開，回到城市誕生之初的原始狀態。當然，“聖庫”制度並未嚴格推行，因爲問題比較多。

石達開治理安慶，發現問題的嚴重性，也放松了管理，采取市場模式，並得到楊秀清認可，史稱“安慶易制”，但並沒有在太平天國轄區內普遍推廣，帶有試驗性質而已。

第二階段，“聖庫”制度名存實亡，但以城居兵，以鄉居民。

生産力水平決定了“聖庫”制度無法長期推廣，絕對平均主義行不通。如此，楊秀清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進行了一些調整，例如取消“男女分營”，允許居民享受家庭生活。

城市工商業，也允許經營，但國家監管，主要以官營爲主。民營商業，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外，允許自由貿易。但是，楊秀清沒能繼續完善工商業政策，就死于天京事變。

1856年，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曆史的重要分水嶺。天京事變爆發，不只是楊秀清囂張跋扈這麽簡單，而是太平天國的架構出了問題，並因此引發了內部矛盾。

“聖庫”制度，在天京事變後名存實亡。例如，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諸侯王都私自建造規模宏大的王府，這些財産從何而來，爲何不交給“聖庫”？

李秀成救援蘇州，洪秀全不同意，讓他拿出10萬兩銀子充公，才能去江浙。李秀成爲了保住大本營，也拿出10萬兩銀子，“送給”洪秀全。

如此，“聖庫”規定的“物資歸上主，人人不得有私”的要求，名存實亡。城市管理也發生了改變，統一把人員安置在“各館”規定取消，政策有了調整。

太平軍攻取江浙之後，當地人王彜壽在日記中說：“賊之制，以城居兵，以鄉居民。”意思是，城內居住士兵，是一座軍營；城外是居民，城內人員要遷到城外。

遷到城外，究竟是什麽人呢？李圭思，歸王鄧光明部下一位小官，後尋找機會逃離，他在日記中說：“城外設置粥場，婦孺趕出城，出入核驗身份，士兵經常下鄉征糧，號稱打抽風。”

可知，太平軍奪取江浙之後，士兵以及精壯者（符合當兵）留在城內，其余一律遷出城外。

無論是“聖庫”制度，還是“以城居兵，以鄉居民”，都是管理城市的敗筆，短期內有一定效果，但弊端衆多，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

“聖庫”制度下，城市就是一座軍營、堡壘，純粹消費，而沒有生産。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全部由國家分配物資，且處在生産力水平低下的階段，豈能持續呢？

城內生活物資，都無法自給自足，又如何給軍隊提供糧食、後勤補給呢？軍隊沒有後勤，如何打仗呢？爲何得到補給，太平軍只能“打先鋒”，或者“派大捐”，以及“打抽風”，對地主、士紳下手。

楊秀清時代，太平天國軍事上蒸蒸日上，但京師屢次出現糧食危機。爲了緩和供需矛盾，楊秀清不得已“天父下凡”，讓上帝的子女出城自謀出路。

太平軍西征，最初目的不是建立基地，而是征集糧食、物資，保證南京的日常生活開支。如此，西征時，太平軍除了攻打城池，還要分兵去征糧，讓本就兵力不足的西征，捉襟見肘。

“以城居兵，以鄉居民”相對“聖庫”制度而言，有一些優點，但缺點也不少。

士兵居住城內，打造一座堡壘，可以減輕城內糧食壓力，專注于軍事鬥爭。鄉民居住城外，城內人員比較“單純”，也能減少敵軍的探子，便于維護城內秩序。

弊端更多。首先，城內沒有居民，誰來守衛城池？單純依靠軍隊，沖鋒打仗還可以，但修築防禦工事，以及搬運彈藥，都缺乏人手。一旦戰鬥中受損，太平軍很難恢複元氣，因爲沒有人。

再則，商人、士紳被趕出城外，原先的財産、土地、房屋沒有了，對太平天國心懷不滿，不但破壞地方制度，還勾結清軍，隨時反擊太平軍。換句話說，此舉激化太平軍與地主之間矛盾，不利于團結抗清力量。

最後，城內不從事生産，或者生産有限，軍需得不到滿足，只能繼續出去“打抽風”，對當地士紳下手。如此，士紳強烈反對，紛紛築寨自保，支持清軍，成爲太平天國勁敵。

例如，太平天國奪取諸暨之後，氣勢如虹，但以包立身爲代表的士紳組建武裝力量，抗擊太平天國“征糧隊”。爲此，太平軍在雨花台之戰的關鍵時刻，還要分出兵力與包立身作戰，吃盡了苦頭。

農民起義想要取得成功，單純依靠軍事鬥爭不現實，還需要一批會治理地方，管理民政的文官隊伍。沒有根據地建設，意味著只要遇到一場重大失敗，就傷及元氣，難以恢複，這對處于激烈戰鬥狀態的太平天國而言，無疑是巨大災難。

江浙經濟發達，還是運河樞紐，是清朝財稅主要來源。如此繁華的城市，太平天國卻沒能好好經營，還讓地主、士紳、商人走到對立面，不能不說是一個敗筆。

那麽，太平天國真的沒有人才嗎？沒有會治理城市的人嗎？答案是否定，石達開、李秀成、洪仁玕都是治理地方的高手，如何進行經濟建設，鞏固根據地，都顯得比較高明，但難以推行。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兩點。首先，李秀成不只是治理地方，還需要在東線、西線之間來回奔波作戰，並處理南京朝廷糟糕的內部矛盾，對治理江浙力不從心。

再則，太平天國缺乏一支強大的水師力量，很難保證城市補給。試想，全部人員都居住在城內，幾十萬人，乃至上百萬人的城市，一旦被清軍封鎖，如何解決吃飯問題呢？

清軍牢牢控制長江，太平天國補給線不穩定，怎能保證物資供給呢？城內商人就算有本事走私，風險也很大，且帶來的是物價上漲，民衆更加有怨氣。

可以說，失去長江控制權後，太平天國在江浙的城市，很難按照正常的路徑去發展，只能采取“戰時狀態”。只有消滅江浙清軍，徹底控制江浙，才有可以讓城市回歸到正常狀態。

局勢所迫，太平天國的城市治理非常糟糕，以致違背了經濟規律，短期內又無法解決與調整。如此，太平天國不能充分利用城市與商業發展帶來的紅利，還激化了跟士紳階層矛盾，豈能不滅亡。

清朝統治的支柱是士紳階層，無論是湘軍、淮軍，之所以能玩得轉，也是士紳支持。但是，士紳不支持太平天國，因爲經濟利益受損，動了他們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