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澤報業全媒體記者 潘若松 姜培軍

4月23日，省政協原副主席、黨組原副書記，原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同志逝世，享年97歲。當年，在菏澤，以他爲代表的一批幹部憑著堅定信念、責任擔當、非凡勇氣，拉開了菏澤農村土地改革的序幕。

改革精神，首創難忘。也許歲月能改變山河，但周振興勇于擔當作爲、奮力開拓進取的精神永遠不會失落；也許時間能沖淡記憶，但他領導700多萬菏澤農民搞土地承包、讓老百姓吃飽飯的責任擔當將被人們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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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朵白菊寄哀思

哀樂低回，白菊含悲。4月25日14時許，省政協原副主席、黨組原副書記，原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遺體告別儀式在濟南市殡儀館舉行。中共菏澤市委、菏澤市人大常委會、菏澤市人民政府、政協菏澤市委員會代表，出席周振興遺體告別儀式。

遺體告別儀式現場莊嚴肅穆，橫幅上“沉痛悼念周振興同志”幾個大字格外醒目，橫幅下懸挂著周振興的彩色遺像，遺體上覆蓋著中國共産黨黨旗。現場排起了送行的長隊，有親屬，有同事，有朋友，有白發蒼蒼的老人，也有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均面色凝重，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大家的心中，都有一個周振興，一個擁有堅定信念、責任擔當、非凡勇氣的共産黨員。40多年前，周振興任菏澤地委書記期間，領導700多萬菏澤農民搞土地承包。菏澤由此走進了改革開放的春天。

“聽到老書記逝世的消息，我和廣大小井群衆內心都非常悲痛，是他當年帶領我們分了地，讓我們吃飽了飯。”76歲的退休幹部、時任東明縣小井鎮小井村黨支部副書記的李鵬舉悲痛地說。

“當時，小井村歸馬頭公社，地處多個公社交界處，因爲貧窮落後，被戲稱爲馬頭公社的‘西伯利亞’。”李鵬舉回憶道。“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土地鹽堿化，再加上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小井村成爲著名的‘三靠村’。”作爲20世紀七八十年代菏澤農村土地改革的親曆者、參與者的李鵬舉解釋，所謂“三靠”指的是吃糧靠統銷、花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

“冬天白茫茫(鹽堿)，夏天水汪汪(澇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攜幼去逃荒。”這是當時小井村及附近村莊老百姓生活的真實寫照。1978年1月16日，時任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與時任東明縣委書記司黎明來到小井村。“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是農曆臘月初八，村黨支部書記劉喜堂通知大家說公社領導要過來看看。”李鵬舉回憶，“他走了以後，村支書給黨支部彙報有關情況，我們才知道是地委書記周振興來了。”

在小井村村民的記憶中，這一年的臘八節，因地委書記的到來而變得與以往不同。小井村黨支部書記劉喜堂，後來向黨支部成員通報情況時說，周振興是含著眼淚離開的。離開時，他給小井村黨支部留下三道“思考題”：馬上要過年了，能不能讓社員吃上一頓餃子？別管想什麽辦法，能不能讓社員吃上飯、填飽肚子？過一段時間，他還要來，看看群衆生活有什麽改善？

“周書記接連提出三個問題，大家都沒吭聲，之所以不敢回答，是怕完不成任務。”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李鵬舉感慨萬千。

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正是從這三道“思考題”發端，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在小井村乃至整個菏澤悄然萌動。

一記穿越時空的耳光

“驚聞我終生敬仰的老書記周振興同志不幸病逝！瞬間痛心疾首，淚落成行……”4月25日下午，得知周振興逝世的消息，原曹縣廣電局局長、曹縣電視台原台長王澤坤，向記者發來一篇情真意切的短文。

2018年，他以筆名“天闊”在菏澤日報發表散文《書記的耳光》。隨後，這篇短文迅疾被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各大媒體向全國推發。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仲春時節，王澤坤作爲曹縣人民廣播站記者，隨時任菏澤地委書記的周振興，到曹縣革命老區韓集鄉紅三村看一位楊得志將軍當年的老房東、老共産黨員伊巧雲老人。

伊巧雲當時已重病在身，當周振興握住老人枯瘦的手詢問還有什麽要求時，老人猶豫了一下，說“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帶瘦的豬肉。”說完，老人又後悔了，用另一只手拍打著周振興的手背，“也就是這麽一想，周書記別當事。”曆來以雷厲風行、低調工作作風著稱的周振興，一下子淚流滿面。他雙手握住老人的雙手：“怪我，怪我們啊，老人家，對不起您。”他抹了一把臉，回身掏出自己衣袋中的一沓錢，遞到趕來的鄉鎮書記手中，縣、鄉領導紛紛掏自己的衣袋，被周書記一把按住了。無用言說，老人當天就吃上了肥中帶瘦的肉。

隨後，周振興在一個彙報會上眼含熱淚地講了一段話：“伊巧雲老人今年83歲，爲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她犧牲了丈夫和三個孩子。抗戰時期，在抗戰堡壘紅山村做楊得志將軍的房東時，爲接待來往的將士，她曾一天做過9頓飯。爲讓將士吃飽吃好，她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物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妝。現在，在我們領導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帶瘦的肉。同志們，我們還有臉當他們的書記嗎？”說著，周振興突然擡手扇了自己一個耳光，“我們這些大大小小書記的臉還叫臉嗎？”

這是一記穿越時空的耳光，一直響到今天。“情不自禁的一耳光打醒了多少麻木的心，打岀了共産黨書記至高無上的威望。”王澤坤說道。

讓老百姓吃飽飯就是“好主義”

“如果沒有老書記當年推行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小井的村民不知道還要過多少年才能吃上餃子。”4月25日，東明縣小井鎮一級主任科員、具有多年基層工作經驗的劉先周說。

菏澤位于魯西南大平原，有黃河沖積出來的肥沃土壤，有豐富的黃河水灌溉，本是最適宜種糧的好地方，但1976年全區糧食畝産只有250斤，1977年全區社員平均口糧只有300斤，現金分配1.63元。專門種糧的農民，卻吃了國家調撥的國庫糧食700多萬公斤。

菏澤爲啥這樣窮？菏澤農業發展爲啥上不去？從1977年秋天，剛剛主持菏澤地委工作的周振興，抛開雜務，進行了爲時三個月的實地調研。

1978年1月16日，周振興、司黎明在小井村調研後，回到東明縣城，立即召集縣委常委會，一直研究到淩晨2點。“小井村周圍十幾個村子情況都差不多，多爲鹽堿地，老百姓年年逃荒要飯，我們決定成立一個公社。”2018年7月14日，周振興在接受牡丹晚報全媒體記者采訪時回憶，當時成立公社要經過省裏批准，他就想了一個辦法，成立工作組，縣裏派幹部，辦公用具自己帶。

“當時給出的‘特殊政策’就是，誰開墾荒地就是誰的，那時候沿黃有10萬余畝鹽堿地，我說分給老百姓。”周振興回憶，當年莊稼就獲得了大豐收。讓農民自己有地種，此舉成爲東明以至菏澤包産、包幹到戶的濫觞，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土地包幹現在說是從小井開始的，實際上和小井同時進行的有很多，像東明縣沙窩、馬頭，菏澤佃戶屯，定陶馬集，曹縣韓集、闫店樓這些鄉鎮都先後實行了土地承包。”周振興回憶，菏澤的土地承包與安徽的不同之處在于，安徽的土地承包發端于小崗一個村，而菏澤幾乎是10個縣同時開展的。

1978年9月2日，周振興在菏澤全區三級幹部會議上講道：“道理很簡單，人是要吃飯的，不論幹什麽事情，都要吃飽了飯才行，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民以食爲天嘛！”

這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半年多以前，一個共産黨的地委書記，積個人30多年革命經驗，根據對社會生活實際的觀察思考，舉起了“實踐標准”和“生産力標准”的旗幟。

大包幹推廣後，農民勞動有積極性了，生活也豐富多彩起來。“那一年過年，我在村裏調研，老百姓歡天喜地，貼春聯，放鞭炮。”周振興回憶，“直到今天我不後悔，最起碼那幾年我讓老百姓少挨餓。”

1981年，菏澤一舉由糧食淨調入地區變成了淨調出地區。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占山東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菏澤，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糧，成爲全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

“職高爲國用，權重爲民行，這是老書記幾十年的爲官座右銘，也是他領導過的百姓對老書記長久的念想！”王澤坤說道，“老書記雖然走了，但他打響的耳光，將永久的刻入千百萬共産黨人爲民的初心；他勇于擔當、嚴于律己、將人民捧在手裏的作爲，爲我們樹立了永久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