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子》收官，給觀衆留下一個不那麽“爽”的點，“奇葩爹”朱大力剛剛迎來妻、子雙雙反擊的審判時刻，便突然去世了。

臨死前還掙紮著寫下“對不起”，被解讀爲向妻子道歉。

在死者爲大的濾鏡下，衆人開始懷念朱大力的好，比如他對孫女非常好，比如“他並不是壞人”，比如，他工作優秀在外一直以兒子爲傲。

越懷念，越自責，不僅兒子朱勁草愧疚沒能照顧好父親，連30多年一直活在朱大力陰影下的張善亞，也將自己視爲害死對方的“導火索”。

張善亞這段“自責反省”、“自我批判”，也讓不少觀衆覺得看得憋屈，爲什麽總是受害者替加害者買單？

在她與朱大力的婚姻中，張善亞可以說是“完美受害人”。

年輕時，朱大力不僅出軌、家暴妻子，還利用一家之主的身份PUA對方，逼迫妻子放棄自己主見，爲了孩子，張善亞一忍再忍。

年老後，張善亞仍舊活在丈夫的陰影中，時常被家暴，被要求只能做個專注家務的主婦，連追求自己的喜好，都要遭遇丈夫攻擊。

這樣的生活，她隱忍了36年，當張善亞選擇離婚時，相信不少觀衆都覺得暢快，然，爽快一瞬而過，受害者便陷入新的自責痛苦之中。

對于這個結局，有觀衆覺得是強行“洗白”朱大力，也有觀衆覺得是國産劇一貫的大團圓，基本上無法會喜歡，但客觀來說，它不爽快，卻很現實。

古人說清官難斷家務事，爲什麽難斷？

因爲家庭問題往往“痛與愛”同行。

人性、情感的複雜都裹挾在其中，旁觀者難以評判，而身處其中的人，亦難以掙脫。《小日子》裏的張善亞，便是個中典型。

她的受害者身份毋庸置疑，是典型的被要求放棄自我、一生都在奉獻的傳統型妻子、母親，在張善亞的一生中，她幾乎都沒有爲自己活過。

但長期處于痛苦中的人，往往會形成自己的一條自洽邏輯，比如，會爲丈夫的壓迫感到痛，又會用能夠得到的那一絲感情、幸福去中和。

比如丈夫雖然強勢霸道，卻撐起了家庭的經濟開銷。

在張善亞眼中，丈夫擔起了養家責任便是一個“好丈夫”，卻忽略了她會處于經濟弱勢是受家務、育兒牽絆，更忽略了自己扛起的家庭重任不遜丈夫。

在張善亞的傳統思想中，妻子的奉獻是輕微的，丈夫的養家卻是重要的。

所以她會下意識把自己放在一個低的位置，將丈夫視爲自己人生的依靠，于是，丈夫欺壓對她的欺壓，在自己得到了“依靠”面前便顯得弱勢起來。

結婚36年，在對方有明顯過錯的情況下，張善亞連離婚都無法理直氣壯要求跟對方平均房産，反而會因爲對方給予7萬現金而心虛愧疚。

很多受害者無法理直氣壯的恨加害者，問題便在這裏，因爲他們在長期的自我安慰邏輯裏，過度的美化了加害者，從中找到自己的幸福感與依賴感。

甚至，將這些，當成了愛，一旦家庭發生變故時，加害者不一定被擊垮，受害者反而會惶恐不安，害怕失去愛、失去依賴。

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會下意識放大自己的“錯誤”，以給加害者開脫。比如朱大力幹涉朱勁草、顧茉莉買房一事。

這是整個劇情矛盾爆發的起始點，如果沒有朱大力的幹涉，小夫妻早就順利買房渡過矛盾期。但當朱大力給衆人施壓時，張善亞得到的不止痛苦，還有自責。

因爲她最初也不想兒子換房，才告知朱大力這個消息。

當她發現朱大力的到來導致兒子離婚時，她的自責不斷加深，甚至向朱大力提出離婚都不是因爲自我覺醒，而是想分割財産幫兒子買房。

可憐，又可悲。

她連痛，都是基于“自己對不起兒子”而非“自己受到傷害”了。

當朱大力突然去世時，張善亞的痛苦邏輯又轉向了丈夫：如果不是我讓他來上海，他就不會死了；如果不是我要離婚，他就不會死了……

已經被PUA成功的受害者，邏輯便是如此，永遠先找自己的錯誤，替加害者的錯開脫，因爲這樣，他們就會擁有自己堅定的邏輯閉環。

用這個邏輯閉環，去堅信加害者對自己的“好”，去堅信生活的“幸福”，去獲得繼續前行的“能量”，當一個看起來很幸福的人。

當我們站在旁觀者位置時，一定很難理解，但又不得不承認，現實生活中這種不斷用形成畸形邏輯閉環的人非常多，尤其是面對家庭問題時。

那些原生家庭糟糕的孩子爲什麽總是難脫離家庭？因爲在他們長期的邏輯體系裏，堅定地相信著父母對自己有愛，以抵消他們感受到的痛。

那些婚姻裏爲什麽總是出現一再原諒伴侶犯同樣的人？因爲他們不斷放大自己對對方的依賴、對方對自己的“愛”，以獲取生活自洽的勇氣。

反映到影視劇，便是不斷被傷害，又不斷包餃子的結局。

這些走向都充滿著現實的無奈，但無論現實還是影視，都在證明一件事，畸形的生活、情感邏輯不過是自我催眠罷了，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小日子》能包餃子，是因爲朱大力死了，如果朱大力沒死，張善亞永遠都要戰戰兢兢地活著，朱勁草永遠都要被父親精神壓迫，這亦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