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呆子、吉他手和愛狗人士”，是黃循財在社交媒體上寫下的個人介紹。

5月15日晚8時許，51歲的黃循財在新加坡總統府前的戶外儀式上，宣誓就任新加坡總理。執政20年的前總理李顯龍、前總理吳作棟及來自各行業領域的逾800名來賓共同見證新加坡第四代領導集體（4G）正式接棒。

圖/新加坡總理辦公室

黃循財成爲4G共同推舉的新總理，這一結果在兩年前已經確定。但在更早之前，黃循財並不是最爲外界看好的候選人。他出身平民家庭，最初的教育履曆難稱精英，卻在一個不斷“優中選優”的淘汰體系中走到了最後。這不僅是因爲他的政績，也是因爲新加坡社會訴求的變化，他們更希望出現一位更接地氣、更“懂我”的領導者。

四年前接受采訪時，黃循財說，自己所受的新加坡式教育就是“當你做任何事情時，你必須全力以赴，你必須真正想要表現出色”。但如今，成爲新加坡領導人的他覺得，如果自己相對平民化的背景“能幫助新加坡人更容易産生共鳴，那就更好了”。

“馬林百列少年”的部長之路

前往新加坡的中國遊客，很少會踏足馬林百列。這是上世紀70年代爲解決住房危機而填海造就的新居民區，以林立的高大組屋（政府公共住房）著稱。1976年，35歲的吳作棟被人民行動黨分配到這個新選區參加議員選舉，第一次獲得內閣職位。14年後，他成爲新加坡總理。

除此之外，馬林百列和新加坡政治精英的關聯難稱密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引用英國貴族公學的經驗指出，選拔精英就是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培養一代人”。澳大利亞學者邁克爾·巴爾將新加坡最初的選拔精英階段總結爲三個步驟：考入精英中學；考入三大初級學院（負責大學前教育的機構）；考入新加坡國立大學或獲得政府獎學金前往牛津、劍橋等國際頂尖高校讀本科。每一步都代表“優中選優”。

2024年2月16日，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抵達國會發表預算報告。

1972年，黃循財出生在馬林百列一個尋常的組屋家庭。這裏沒有頂尖公立中學或私校。他在母親任教的小學上學，彈父親送的吉他，在公共圖書館裏閱讀科幻小說和音樂雜志，後來升學到家門口的丹絨加東技術中學，再進入維多利亞學院。這是當時馬林百列唯一的初級學院，1984年剛建立，聲譽遠不能和以百年名校萊佛士爲首的“三大初級學院”相比。

與此同期，王瑞傑、陳川仁、陳振聲、王乙康、李智升等未來新加坡領導集體的潛在人選，全部正在就讀或已畢業于萊佛士學院。後來有記者問黃循財，爲什麽他成績很好卻沒有去萊佛士，黃循財說，他和小夥伴一起在家門口讀書，“過得很開心”。

初級學院畢業後，黃循財又一次面臨選擇。由于成績優異，他可以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讀書，也可以拿著公共服務委員會（PSC）獎學金出國。但如果選擇後者，他不像那些萊佛士的同齡人一樣，能申請到牛津、劍橋或常春藤盟校。相比之下，新國大法律系似乎是一個穩妥的選擇，他將成爲未來的內閣同事李智升的直系學長。

“新國大法律系很好，但我從未坐飛機去看外面的世界。”黃循財後來回憶。在那之前，渴望旅遊的他最遠只去過馬來西亞。黃循財的父親生于海南，經馬來西亞移居新加坡，受過中學教育，從事銷售工作；母親有艱辛的童年，9歲開始打工，擺脫了性別偏見才得以成爲教師。父母對黃循財說，他們無力承擔出國費用，想出去只能自己爭取獎學金。

從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到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黃循財開啓了又一段“很開心”的時光。他回憶，在新加坡時，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裏，母親都是一個嚴守紀律的人。等他獨自到了美國，行李中放著吉他，和室友一起即興表演，出外賣藝，登山滑雪，甚至在通宵營業的本地酒吧裏演奏。

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黃循財留學生涯的另一面。李光耀曾指出，“在新加坡獎學金制度中表現出色的人最終會被發現，黨內的獵頭也會尋找他。”而黃循財選擇的專業方向，正是孕育了新加坡絕大多數內閣部長的經濟學。此外，一位黃循財在密歇根大學讀書時的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黃循財當時是該校新加坡學生會的一名成員。深思熟慮、是很好的傾聽者，是她對黃循財的評價。

可以確定的是，當黃循財結束留學及國民服役，于1997年開始公務員生涯時，他已經被“選中”和萊佛士畢業的同齡人們站上了同一條起跑線。巴爾介紹，最受重視的未來精英候選人會被送進總理辦公室及國防、教育、貿工、金融、內政等“六大部門”鍛煉，這些部門被認爲最有前途。

上圖：2023年11月5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政府總理李顯龍（左）和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出席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頒獎典禮。

下圖：2024年5月13日，新加坡總統尚達曼（右）與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總統府會談。本文圖/視覺中國

那一年，另一位公務員新人王瑞傑進入教育部，當年即出任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書。從萊佛士畢業後，王瑞傑先後在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拿到學士和碩士學位。

黃循財進入的是貿工部，適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相比1985年被李顯龍力挽狂瀾的經濟衰退，這次危機對新加坡的沖擊有限，但讓貿工、金融部門的年輕幹部得到考驗，脫穎而出。此外，在貿工部的第一年，一些細節已經展現出黃循財的不同尋常。

黃循財多次表示自己“不算一個經常運動的人”，讀書時期也沒有參與校隊贏得比賽的記錄。但進入貿工部的第一年，幾位熱衷于跑步的同事拉著黃循財准備一起參加當年舉行的新加坡馬拉松比賽。他們分組訓練，逐漸有人放棄。最終，跑完全程的只有黃循財一人。

之後八年，黃循財又經曆多輪“過關斬將”。先是在財政部參與預算及經濟結構改革工作，隨後到衛生部負責醫療保險全面改革，減輕公衆的大病醫療負擔。2004年，通過一年期的梅森研究員項目，黃循財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2021年的一項統計顯示，34名時任新加坡部長中有5人在肯尼迪學院獲得這個學位。

更重要的是，李顯龍也曾就讀于梅森研究員項目。2005年，黃循財被任命爲這位“直系學長”的首席私人秘書。此前一年，52歲的李顯龍接替吳作棟，出任新加坡總理。

在新加坡政壇，和領導人的工作關系越緊密、共同工作時間越久，候選人得到的考察也越充分。李顯龍就曾坦言，他的第三代領導集體（3G）中的兩位關鍵部長尚達曼和許文遠都是自己的“老相識”。李顯龍就任總理前，與兩人的共事時間都超過了10年。

值得注意的是，黃循財1997年進入貿工部時，許文遠正擔任貿工部常務秘書。黃循財到衛生部任職，則是在許文遠調任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代部長之後。彼時，許文遠因爲成功應對非典型肺炎（SARS）危機，成爲李顯龍團隊中舉足輕重的“關鍵先生”。

2008年，黃循財離開總理辦公室，回到貿工部，擔任新加坡能源管理局負責人。直到2011年，他辭去公職，作爲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首次參加議會選舉，並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內閣部長職位。這也意味著，他通過了據稱淘汰率達三分之二的部長面試及心理測試，獲得了進入下一代領導集體的入場券。那一年，和他一樣首次當選議員的，還有王瑞傑、陳川仁、陳振聲和李智升。

“這不是‘鱿魚遊戲’”

2021年4月8日，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宣布因健康和年齡原因，請辭4G團隊領導人。雖然2020年年底李顯龍在聖誕休假時未指定王瑞傑代理總理職務，已引發多方猜測，但外界仍對王瑞傑“出局”感到震驚。更令人矚目的是，處于王瑞傑接班人最有利的競爭位置上的人選，居然是黃循財。

“如果與（新加坡）過去的領導層選擇相比，對黃循財的選擇是非常最近（quite recent）才做出的。”人民行動黨前國會議員因德吉特·辛格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2011年大選後，黃循財被任命爲國防部和教育部的政務部長，由此進入4G團隊領導人成員序列，但排名並不靠前。選舉後進入人民行動黨最高決策層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人”是王瑞傑、陳川仁和陳振聲。

王瑞傑。

2016年，王瑞傑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突發中風，但並未改變他作爲4G團隊領導人第一候選人的地位。次年，陳川仁出任國會議長，被視爲退出競爭。2019年5月，兩位副總理尚達曼、張志賢同期卸任，王瑞傑成爲1995年以來新加坡第一位“唯一副總理”。此時，黃循財任財政部第二部長及國家發展部長，尚未成爲“六大部門”首腦。

但也是從2019年開始，王瑞傑被分析人士認爲越來越不適合領導4G團隊。他在聚光燈下的表現不佳，在國會遭遇質詢時頻頻退讓，在公共活動中拘謹地念稿子，引發了黨內爭議。

南洋理工大學教授瓦利德·阿蔔杜拉指出，2010年後，人民行動黨追趕社交媒體浪潮，將自己重新定位爲更平易近人、更貼近民衆的服務型政黨。邁克爾·巴爾指出，在此背景下，精英出身的王瑞傑雖然在內閣高級職位上表現出色，但“總理角色的政治性遠大于技術官僚，（對公衆）隱藏的空間也更小”。

更重要的是，王瑞傑和李顯龍只差十歲。隨著3G向4G“交棒”的周期從2020年大選年向2025年大選年推移，王瑞傑請辭時坦言：“今年（2021年）我60歲了。考慮到前三任總理就職的年齡，如果我成爲下一任總理，我的‘跑道’太短了。”此前，李顯龍出任總理時52歲，吳作棟出任總理時只有49歲。

在4G團隊領導人不確定的狀況下，新加坡進入了多事之秋的2020年。1月22日，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多部門工作組成立，黃循財和衛生部長顔金勇出任聯合主席。次年4月政府改組後，黃循財與繼任衛生部長王乙康繼續領導防疫工作。

從人事角度，《海峽時報》報道稱，是顔金勇選擇了黃循財。黃循財曾得到“SARS防疫功臣”許文遠的賞識和提拔，又在2015年、2018年兩次接替顔金勇卸任的黨內及公共職務。顔金勇兩次都給予黃循財指導，黃循財稱顔爲“偉大的導師”。

顔金勇。

2021年1月，在外界已普遍猜測王瑞傑將放棄“接班”之際，黃循財和顔金勇在紀念新冠疫情一周年的記者會上互相高度贊揚對方。黃循財說，由于自己對衛生防疫事務陌生，他一直不斷“打擾”顔金勇。作爲前輩的顔金勇則表示，自己從黃循財身上學到很多，特別是果斷決策的能力。

領導防疫工作，讓曆來很少在媒體上露面的黃循財，迅速成爲輿論曝光度最高的部長。2020年3月，他在議會發言時流淚說出“言語不足以表達我們對這麽多新加坡人全力以赴抗擊病毒的感激之情”，被媒體評論爲“體現了真正的同理心”。公衆也開始對這位幾乎不在社交媒體上談論私事的部長感到好奇。

一個細節是，黃循財此前一直避談個人生活，只在2013年接受采訪時提到過自己的離婚往事。但在疫情期間的記者發布會上，他坦然披露了妻子在家爲自己理發的溫情故事，外界因此才得知他已經再婚。再往後，彈吉他、跑馬拉松、騎摩托車……越來越多和黃循財形象有關的“段子”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黃循財走紅之際，人民行動黨卻遭遇了又一場嚴峻考驗：2020年7月，在五年一度的議會選舉中，執政黨雖然贏得93個選舉議席中的83席，但在整體投票率創新高的背景下，得票率由五年前的70％下跌至61.2％，反對黨則取得有史以來最好戰績。李顯龍坦言：“普選支持的比例並不像我希望的那樣高。”

王瑞傑在自己的選區以53％的支持率險勝。而在黃循財所在的馬西嶺-油池集選區，雖然得票率下降約5％，4位人民行動黨議員仍以68.7％的支持率獲勝，遠高于該黨的全國總體得票率。

“誰能帶領人民行動黨贏得選舉，成爲4G團隊領導人推選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前國會議員陳慶文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他說，這種對選舉的重視在之前的兩次接班進程中不那麽重要，因爲當時人民行動黨的政治領導力比較強。

然而，2011年，人民行動黨遭遇穩定執政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得票率降至60％。2015年選舉，執政黨支持率回升，但分析多認爲，這和“國父”李光耀在選舉前逝世不無關系。2018年鄰國馬來西亞大選，執政45年的“國民陣線”敗選，對新加坡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沖擊。

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黨內人士將2020年選舉再次失利視爲必須變革的分水嶺。人民行動黨資深成員因德吉特·辛格就指出，該黨需要“真的讓新加坡人感到‘我理解你的需要’”。他爲《中國新聞周刊》列出的新總理“首要任務”中，排在第二的就是“贏得下一次大選”。

王瑞傑請辭後，黃循財的“老上司”許文遠受李顯龍之托，走訪19位部長及黨內高層，征求對4G團隊領導人的看法，黃循財以15人支持的絕對優勢勝出。“不是李顯龍個人選擇了黃循財，而是4G團隊的大多數人認爲他適合。” 陳慶文說。

“這（選擇領導人）不是一場‘鱿魚遊戲’。”被確認爲4G團隊領導人後，黃循財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這是一個徹底的、深思熟慮的過程。”檢驗這項選擇的“大考”即將到來。新加坡媒體指出，最早今年9月、最晚明年11月，新加坡將舉行議會選舉。

“新加坡政府還是原來的政府”

5月13日，黃循財政府新內閣名單出爐：總理黃循財繼續掌管財政部，貿工部長顔金勇晉升副總理，繼續掌管貿工部並兼任金融管理局主席。副總理王瑞傑及其他主要部長職務暫時不變。這包括4G核心成員教育部長陳振聲和衛生部長王乙康。此外，比黃循財小4歲的李智升在2020年選舉後接替黃循財出任國家發展部長。

“新加坡政府還是原來的政府，是換了一位領導人，而不是換了一個新政府。”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新加坡裔教授林願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並不意味著新領導層的治理方式不變。人民行動黨前國會議員因德吉特·辛格指出，由于黃循財沒有足夠長的時間積累對4G團隊其他成員的領導經驗，他將不得不更加依賴于協商、集體領導的模式。

曆史上，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被認爲是“家長制”作風的領導者，第二代總理、和黃循財一樣有些“書生氣”的吳作棟轉爲更具協商作風的領導方式。過去20年，李顯龍一再強調政府的服務屬性及朝野協商，但邁克爾·巴爾指出，李顯龍特殊的身份背景讓他在政策改革上有更自由的空間。黃循財能否擁有同樣的自由度，而不是陷于集體領導的無休止協商中，尚待觀察。

此外，辭任總理的李顯龍，將按照新加坡政治慣例，以國務資政身份留在新政府中。他37歲的長子李洪毅目前在政府科技局擔任開放政府産品總監，曾多次對外表示自己無心政治。

前國會議員陳慶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李光耀、吳作棟都在卸任總理後出任國務資政，都對繼任者給予了應有的尊重，而李顯龍“足夠務實和自信，明白政策不能一成不變、必須因時而變”。因此，“這一傳統已經形成了獨特的規範和價值觀，以確保總理（而非前總理）完全負責。”

不過，陳慶文承認，在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新領導人必須確保主要國家領導人能理解新加坡的立場。而和前幾位總理相比，外交是黃循財的短板。今年4月，黃循財出訪德國、法國，宣布將新加坡和兩國的關系分別提升爲戰略夥伴關系和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創造了和歐盟國家夥伴關系的新紀錄。但這項外交成績應歸功于李顯龍的長期經營。

“李顯龍已經與全球領導人建立了牢固而深厚的關系，而黃循財則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這種關系。”因德吉特·辛格指出。黃循財也坦言，李顯龍的國際人脈“非常有價值，將盡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利用”。不過，在近期的公開發言中，他已經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的風格，比李顯龍更明確、直接地表達對加沙及巴勒斯坦民衆的支持。

黃循財說，在主要大國進行零和博弈、國際社會難以解決的武裝沖突越來越多時，新加坡“應該放眼海外，作爲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前，在新加坡廣受歡迎的總統尚達曼仍兼任全球水經濟委員會聯合主席等四項國際組織職務。2023年11月，新加坡議會通過法案，允許總統及內閣部長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接受國際組織兼職。新加坡媒體指出，這爲李顯龍、尚達曼進行更多國際活動開辟了空間。

陳慶文提醒，真正值得關注的是，4G團隊內部的協商、共同領導模式，是否會演變爲讓新加坡社會公衆更多參與治理討論的“大協商”。南洋理工大學教授瓦利德·阿蔔杜拉指出，作爲小國的新加坡長期處于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多族群共居的潛在危機中，新加坡社會因此已經形成了一種遵循精英治理的社會文化。

但隨著中産階級的訴求多元化、底層群體和精英的脫節，新加坡也有內生的“求變”力量。前總理吳作棟就曾反思道，人民行動黨精英的溝通方式存在問題，“我們傾向于說‘你應當這樣’‘你必須這樣’，因爲發出這樣的信息比進行漂亮的演講要容易得多。”2023年，原4G團隊核心成員陳川仁因和女議員存在“不恰當關系”辭職退黨，交通部長伊斯瓦蘭接受腐敗問題調查，一系列醜聞讓社會更加質疑“精英治理不會錯”的文化。

5月6日接受《經濟學人》采訪時，黃循財對此作出了“官方發言人”風格的回應。他一方面表示會認真聽取民衆意見、思考各方的觀點，一方面則以上調商品和服務稅、在新冠疫情期間推行“社交疏離”政策爲例，表示自己會果斷采取那些“不是最受歡迎”但“應當采取”的決策。

分析認爲，這意味著，黃循財對社會公衆的“協商性”可能仍會延續李顯龍的風格，更多地體現在“親民”言行中。執政期內，李顯龍常走訪基層黨部和選區，還會參加基層領導人家人的葬禮。黃循財自確認接班以來走訪基層黨部、苦練馬來語，顯示出對“李顯龍模式”的追隨。

對于新加坡的未來發展，就任總理前，黃循財已經拿出一套經過4G團隊討論的“前進新加坡”方案。根據他的闡述，整個新政的根本目標是確保新加坡社會最廣大的中産階級的生活不斷改善，各群體間的經濟差距不斷縮小。通過和雇主一起提高低薪群體工資水平、改革幼兒園資助體系和小學成績制度、加強應對老齡化社會建設等計劃，黃循財試圖縮小不同職業群體的前景及獲得感差距。

從精英視角看，黃循財延續了“大政府”的一貫傳統。他明確表示，新政實施後“政府做得更多，新加坡人會更加依賴政府”。團結新中産、提升職業教育畢業生的收入水平，亦是針對下一屆選舉開出的藥方。2020年，就是這些群體的積極投票讓人民行動黨在盛港失去了3個議席。

在黃循財看來，新加坡的精英概念過于狹隘，許多人從小就感覺自己陷入了一場激烈的競爭。他希望社會能形成思想轉變，認識到早期教育並非“精英的終點”，真正的“精英”應當是持續學習、不斷提高技能的生活方式。

“每個新加坡人都應當給自己和孩子更多的喘息空間，以發現和發展他們的多樣化才能，並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潛力。”黃循財這樣說的時候，記憶似乎被拉回他的青春時段：在家門口的普通公立中學，他和小夥伴一起讀書，一起彈著吉他，“過得很開心”。

發于2024.5.20總第114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組屋少年”黃循財的總理之路

記者：曹然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