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像雲，你看著它一會兒一個樣，再看一會兒又變成另一個樣。”這句話在描述1920年代初蘇聯對外蒙政策的變化時尤爲貼切。

從1919年至1923年，加拉罕宣言的三次重大變更，生動地揭示了蘇聯外交政策的波谲雲詭。

1919年7月，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在蘇聯剛從戰火中嶄露頭角時發表。宣言中承諾廢除所有沙俄與外國簽訂的秘密條約，並放棄對中國領土的占領權，包括外東北、外西北以及外蒙等地。

此時的蘇聯，顯然是出于弱勢，試圖用大度的姿態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同情。

然而，到了1920年9月，隨著蘇聯國內局勢的逐步穩定和軍事上的連續勝利，第二次加拉罕宣言便打了一個大大的轉彎。蘇聯開始收回之前的許諾，主張需要通過談判來解決領土歸屬問題，甚至提出中國可以用金錢來贖回中東鐵路。

這一變化反映了一個老話說的好，“樹大招風”，蘇聯感受到了自己增長的實力，開始試圖重新定義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接著到了1923年12月，第三次加拉罕宣言進一步明確了蘇聯的立場，幾乎完全刪去了關于歸還中東鐵路和領土的條款，僅僅承認中國對外蒙的主權，但維持在外蒙的軍事存在和政治影響力。

這種態度的轉變，正應了那句俗語，“狡兔三窟”，蘇聯在穩固國內後，開始更加靈活和多面地處理國際事務。

斯大林曾戲谑地說：“條約算什麽？我們憑實力說話。”這不僅反映了他對國際協議的輕視，也預示了1924年《中蘇協定》在實際執行中的困境。

這份協定在紙面上看似標志著兩國關系的一個新起點，承諾了許多對中國有利的條件，包括蘇聯承認外蒙古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且承諾撤軍。然而，實際的履行過程卻大相徑庭。

協定簽訂後不久，蘇聯的行動開始與其承諾背道而馳。雖然蘇聯對外宣稱已從外蒙撤軍，但幾乎同時，它在幕後支持外蒙古的親蘇力量，強化了外蒙古的獨立傾向。

1924年11月，外蒙古在蘇聯的援助下宣布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在蘇聯的保護傘下進行的操作。

這一行爲直接違背了《中蘇協定》中的相關承諾，顯示了蘇聯“言出必行”的原則並不適用于其對外政策。

蘇聯的這種操作手法在國際政治中並不鮮見，正如俗語所說，“口說無憑，實際爲證。”

在外蒙古問題上，蘇聯的實際行動完全背離了其在協定中的承諾，而是利用了外蒙古作爲地緣政治籌碼的價值。這不僅使得外蒙古逐漸走向實際獨立，也加深了中蘇關系的複雜性。

在國際舞台上，蘇聯的戰略布局總是伴隨著深思熟慮的計謀，正如俗話所說，“兵不厭詐。”這一點在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的簽署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該條約不僅保證了蘇聯與日本之間的和平狀態，更重要的是，它通過條款明確保障了外蒙古的領土完整，這實際上是蘇聯確保其在遠東戰略利益的重要舉措。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入，國際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化爲蘇聯提供了利用戰局調整自己地緣政治策略的機會。

戰爭不僅是軍隊的較量，更是策略的比拼，蘇聯深谙此道。1945年，利用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對其的支持，蘇聯迫使中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確立了外蒙古的獨立地位，作爲中蘇之間的緩沖區。

這一行動表明，蘇聯在大戰中不僅關注即時的軍事勝利，更注重戰後的戰略布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雖然在表面上看似是雙邊友好的裏程碑，實則是蘇聯利用其在戰爭中積累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其在重要邊疆地區的影響力。

這種做法充分展示了國際關系中的一條古老真理：“和平是通過實力來維護的，而非單純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