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赤壁之戰，開創了三國南北對抗數十年的政治形勢。曹操失利後率衆北歸，此後雖有“四越巢湖”東征孫權和西赴漢中擊劉備的重大軍事行動，卻都是在遇到僵持局面的情況下便撤軍，與早年官渡之戰中連月拒守、莫肯先退的情景大相迥異，可以看出他放棄了畢其功于一役的作戰策略，准備和孫、劉兩家作長期抗衡。

這與曹操實施的戰略防禦方針有密切聯系，如王仲荦說：“赤壁戰敗之後，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時不能殲滅孫權、劉備的事實，只有努力把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産加速恢複，使自己的力量遠勝孫、劉，具備戰勝孫、劉的經濟條件，然後軍事上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曹操這一政策也就決定了他此後對吳、蜀軍事方面所采取的防禦方針。”這種鞏固後方、著力于防守而避免決戰的韬略，雖未見曹操親口陳述，但從魏國大臣的言論中可以得知，如孫資對魏明帝曰：“武皇帝聖于用兵，察蜀賊棲于山岩，視吳虜竄于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

縱觀三國的曆史發展脈絡，赤壁戰後南方孫、劉集團勢力開始擴張，周瑜和劉備聯手奪取了以江陵爲中心的荊州大部分地區，孫權在揚州進攻合肥，占領了江北的曆陽、濡須、皖城等重要據點，這一擴張趨勢最終以劉備入蜀後攻取漢中、上庸等地而達到高潮，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末戛然而止，當時曹操調兵擊退了圍攻襄樊的關羽，孫權與劉備反目而襲取其荊州。隨後曹操病薨，曹、劉、孫三家相繼稱帝，其疆域基本穩定下來。魏國在長達數千裏的邊界上構築了堅固防線，“東自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南安、祁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使敵人的多次入侵無功而返。需要強調的是，上述防禦體系是曹操在赤壁戰後經過十余年的艱苦努力才建立起來的，並爲後人所繼承。

曹操初據許昌時僅有兩州之地，自稱“是我獨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後來他擒呂布，平定徐州和揚州北境；剿滅袁氏後領有幽、冀、青、並四州，又迫降劉琮，兼並荊州；赤壁戰前西至峽口、東到廣陵綿延數千裏的長江北岸，除了劉備、劉琦盤踞的夏口（今武漢市漢陽區）地帶，幾乎全部在曹操的統治範圍以內。赤壁戰敗後曹操率領軍隊主力北還，處于東、南、西部三面受敵的被動狀況。如王夫之所雲：“曹氏之戰亟矣，處中原而挾其主，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東邊揚州的淮南是孫吳軍隊的主攻方向，“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

南邊荊州則有周瑜、劉備的軍隊，他們在此合攻曹仁駐守的江陵。值得注意的是，赤壁戰前孫權的軍隊約有十萬，他對諸葛亮說：“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周瑜向其索要5萬兵力破曹，孫權借故推托，答應給他3萬。“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最後由于劉備率兵助戰，孫權只派出兩萬余人趕赴前線。“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因此，陸機稱周瑜所率部隊爲“偏師”，而吳軍的主力始終爲孫權直接掌控，他得知周瑜獲勝後馬上渡江進攻淮南，史載：“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余日……”此處“十萬衆”應有一些虛誇，但也反映了他麾下兵馬衆多、攻勢如潮的情況。

孫權

孫權以東線淮南爲主攻方向的原因有兩條：其一，這裏距離他的根據地太湖平原較近，兵員糧饷補給方便；“泛舟舉帆，朝發夕到”。其二，由此地區進攻中原，有便利的交通條件。吳國作戰倚重水軍和船只運輸，所謂“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淮南地區以洪澤湖及迤南的張八嶺爲界分爲東西兩部，各有一條溝通長江與淮河的水道，東部是中渎水（後代的大運河），由于年久失修多有淤塞而不便通行。西部是溯濡須水（自巢湖東南流至今安徽無爲縣東南入江）到巢湖，再溯施水（今南淝河）至合肥雞鳴山，經“巢肥運河”或稱“江淮運河”進入肥水（今東淝河），順流過壽春彙入淮河。

另外，船只自肥口（今安徽壽縣八公山西南）入淮後，可以從5條河道北進中原，具有很好的通達性。如陳敏所言：“長淮二千余裏，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曰颍，曰蔡，曰渦，曰汴，曰泗。”由于上述原因，濡須水經巢湖轉至施水、肥水的河道成爲孫吳北伐的首選途徑，所經過的合肥與淮南西部則成爲孫曹兩家交鋒的重要戰場。如王象之所雲：“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與吳人相持于東關。吳人撓魏亦必繇此。”

相比之下，南線荊州的孫劉聯軍若要北伐，條件則較爲不利。首先，當地富庶的江北區域受戰亂破壞嚴重，難以爲大軍提供充足的物資。如龐統對劉備說：“荊州荒殘，人物殚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其次，荊州北通中原主要是采用江陵到襄陽的陸路“荊襄道”，然後沿白河進入南陽盆地，越方城（今河南葉縣北）後到達華北平原南端。《荊州記》曰：“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關，是周、鄭、晉、衛之道。”若用水道北行，船只可從沔口（在今武漢市漢陽區）溯沔水（今漢江）而上至襄陽，或從江陵經春秋楚國開鑿的“荊漢運河”，通過揚水進入沔水而至襄陽。

但是沔水河道在襄陽折而向西，只有從南陽盆地注入漢江的白河通往北方，這條河流在大多數時節灘多水淺，不便通航。例如，“宋太平興國三年，漕臣程能議開白河爲襄、漢漕渠，直抵京師，以通湘潭之漕，渠成而水不行。端拱元年治荊南漕河至漢江，行旅頗便，而白河終不可開。”綜上所述，孫吳軍隊若是自江陵或沔口（即夏口）北伐中原，其依靠的漢江水運路線到襄陽便中斷，且荊州距離江東根據地又太遠，所以不是最理想的主攻方向。周瑜死後，孫權“借荊州”給劉備，就是准備集中力量在揚州東線用兵，放棄了原來周瑜提出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的作戰方案。

曹操當時統治區域的西部以晉陝交境的黃河與潼關爲界，受到董卓之亂後割據關中、隴西的涼州諸將之威脅。官渡之戰前夕，“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但是這些軍閥在名義上歸順朝廷，彼此又有矛盾，未能聯合起來侵入中原，因此荀彧建議對他們采取安撫之策：“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曹操采納了荀彧的建議，故暫時與他們相安無事。但是號稱“天府”和“四塞之國”的秦川平原被涼州軍閥們占據，距離中州重鎮洛陽又近在肘腋，這股潛在的敵對勢力對曹操來說可謂如芒在背，要時刻小心提防。如赤壁戰前周瑜分析形勢時說：“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

曹操

曹操對于上述形勢有著清醒敏銳的判斷，爲應對這些威脅，他采取的戰略方針是先東後西、東守西攻，以消除孫權在揚州的軍事威脅爲首要任務，然後再逐步兼並關中和隴西、漢中等地，在西線最後讓出漢中以采取守勢。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曹操敗于赤壁，他領兵跋涉數百裏經華容回到江陵，隨即又輾轉千裏以上，幾乎是馬不停蹄地趕到谯縣（今安徽亳州）迅速備戰。“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谯，作輕舟，治水軍。”待籌措完畢後，“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由于此前孫權的進攻摧毀了當地的基層行政組織和重要水利設施，曹操來到淮南前線後予以恢複重建，“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同時又派張遼等將消滅割據天柱山的陳蘭、梅成等地方武裝，“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

在重建了揚州地區的防禦體系之後，曹操于當年十二月返回邺城。經過歲余的休整，至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他以進攻漢中張魯爲名，派遣夏侯淵帶兵入關中，與駐紮在長安的鍾繇會合，故意激起當地軍閥的猜疑和叛亂，然後再名正言順地出師平叛。“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秋七月，公西征。”

王仲荦指出，這是曹操赤壁戰後的重要措施，“他要進一步鞏固後方，必須統一關隴，然後乘機奪取漢中，進規巴蜀。”在擊潰馬超、韓遂，迫使其逃往隴西之後，曹操于當年十二月率領軍隊主力返回邺城，留下夏侯淵等鎮守關中並繼續掃蕩隴西的殘余反叛勢力，至建安十九年（214年）獲得最終勝利。“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枭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余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在關隴地區完全被平定後，曹操遂于次年三月出征漢中，迫降張魯，並于十二月“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縱觀曹操赤壁戰後至臨終前16年間的作戰曆程，他率領中軍主力出征共有8次，其中到揚州東線的合肥與濡須口有4次，即所謂“四越巢湖”；到西線的關中和漢中合計3次，即發生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這反映了他對東西兩線軍事威脅的重視。但是曹操對待孫權、劉備與對待馬超、韓遂等涼州諸將明顯不同，前者實力較強，故曹操的策略是以穩守爲主，不與對手長期糾纏，例如他兩次攻打孫權的濡須口和進軍漢中與劉備作戰時，一旦陷入僵持便迅速撤退。而對勢力分散、較弱的涼州軍閥，則是堅決予以殲滅，不留後患。至于南線的荊州戰場，曹操在很長時間內不大關注。

例如重鎮江陵遭受孫劉聯軍的圍攻，曹操並未給予有力的支援，最後指示曹仁放棄南郡，撤往襄陽。“瑜、仁相守歲余，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需要注意的是，周瑜死後劉備在荊州的兵力有兩次被嚴重削弱，第一次是建安十六年（212年），劉備“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進攻劉璋不利，召諸葛亮等領兵入蜀。“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即使在關羽留守荊州之兵力有限的情況下，曹操也沒有過乘虛進攻的打算，仍然維持著穩守襄陽的局面。關羽消滅于禁的七軍後，曹操甚至打算遷徙許都以避其鋒芒。

曹操

他僅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領兵開赴荊州襄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然後返回洛陽。曹操是在孫權表示歸順並撤走東線吳軍主力去襲擊荊州，揚州所受軍事威脅基本消除的情況下，才決定南征關羽的。上述情況表明三國政治軍事形勢至此發生了重要轉變，魏、吳雙方聯手對付蜀漢劉備，在力量對比上占據了絕對優勢，使曹操終于擺脫了長期的被動防禦局面。

所謂“三征”即征東、征南、征西將軍，《三國志・魏書・傅嘏傳》載：“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洪饴孫注曰：“魏時征北不常置，故曰三征也。”東漢光武帝曾任命岑彭爲征南大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而明帝至靈帝末惟設征西將軍，負責對匈奴和羌人作戰，其麾下統兵數萬，擁兵最多者爲永和五年（140年）拜征西將軍的馬賢，“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征西將軍專伐一方，位高權重，擔任此職甚爲榮耀，因此曹操說他早年“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據洪饴孫考證，曹魏設征東、征南、征西將軍各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分別負責揚州、荊州和雍、涼等州的軍務。“三征”之中，最早設置的是征南將軍。

建安十四年（209年）初曹操自荊州北還，“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征南將軍稱號前加“行”字，表示由曹仁臨時攝理此職。後來他作戰不利，放棄江陵，“曹操勢力北撤至南郡編縣（今湖北荊門）以北”。曹仁被調往關中討伐馬超、韓遂，作戰結束後恢複原職，“複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冬，曹仁平定了南陽侯音的叛亂，“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才獲得正式的任命。他在建安後期管轄的荊州戰區有南陽、南鄉、襄陽、江夏四郡，即今河南南陽市與湖北襄陽、隨州兩市轄境以及荊門、孝感、武漢黃陂兩市一區轄境的北部，戰區南邊與孫、劉兩家接壤的疆界大致在今湖北荊門往東到鍾祥、京山、應城、孝感至黃陂一線。

建安十四年（209年）冬，曹操重建淮南防線後返回谯縣，臨行前任命剿滅陳蘭、梅成有功的蕩寇將軍張遼主持揚州的防務。至建安二十年（215年）張遼以寡敵衆，成功挫敗了孫權對合肥的進攻。“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他後來擔任此職直至終身。張遼統治的揚州戰區包括淮南、廬江、安豐三郡，“轄今安徽合肥以北，壽縣以南，河南固始、商城以東，安徽懷遠、定遠以西地。”合肥、巢湖以南的濱江平原民戶皆被遷徙，屬于魏、吳交界的無人地帶。征西將軍設置于同年，曹操平定馬超、韓遂叛亂後，于建安十七年（212年）“乃還邺，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成爲關中地區的軍事長官，次年曹操在關隴設立雍州，以夏侯淵主管軍務。

張遼

“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他管轄的這個戰區地域遼闊，包含今陝西的關中平原、陝北高原，今甘肅的隴東、隴西高原與隴南山地、河西走廊。建安十九年（214年）馬超、韓遂的殘余勢力被肅清，“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夏侯淵次年跟隨曹操進占漢中、巴郡，“太祖還邺，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4年後他在定軍山被黃忠所部擊殺，曹操撤離漢中後，雍州戰區以今陝西秦嶺山脈與隴南的南秦嶺山地與蜀漢交界。曹操晚年開始在揚州推行都督統兵制度，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三月進攻濡須口不利後撤兵，“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擔任揚州前線的總指揮，張遼等部在其麾下，這樣荊、揚、雍州主將都是由曹氏、夏侯氏宗親擔任。

兩年後夏侯惇又率領各部援救襄樊，“拜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曹丕稱帝以後，正式在沿邊各州設置都督爲防區最高長官，隨其資望輕重加以征東（南、西）將軍，或鎮東（南、西）將軍與安東（南、西）將軍稱號，亦泛稱“三征”。如魏嘉平四年（252年）孫權病崩，“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诏訪尚書傅嘏。”洪饴孫曰：“三征蓋指王昶、胡遵、毌丘儉，儉以鎮南列三征中，蓋征鎮同。”

需要強調的是，揚州前線在赤壁戰前是由行政長官刺史主持軍務，刺史率領的是州郡地方軍隊。如建安五年（200年）以後揚州刺史劉馥在淮南“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曹操後來推廣州郡領兵制度，他擔任丞相後，主簿司馬朗建議：“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爲長。”獲得批准施行。但地方軍隊戰鬥力較弱，遇到強敵入侵只能守城，不堪野戰。鑒于此，曹操采取了留駐外軍的做法。何茲全雲：“留屯在外的將軍及都督所領的兵，就稱爲外軍；中央直轄的軍隊，就稱爲中軍。”

曹操統一北方之後，“這時局面大了，再不能象過去一樣，帶領一支軍隊（雖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到處征戰，因之便産生了留屯的辦法。平定一個地方，即留一部分軍隊在那裏駐防，並由一人任統帥，統攝轄區內諸軍。這種留屯制，實即魏晉以下盛行的軍事上分區的都督諸軍制的濫觞。”像曹仁、張遼和夏侯淵，原來都是跟隨曹操四處討伐的將領，部下兵馬能征善戰。曹操由前線返回根據地時分別留下他們駐守邊防，這樣就明顯增強了各州的防禦作戰能力。例如張遼領7000余人守合肥，卻敢于主動迎擊孫權大軍，“折其盛勢，以安衆心。”這是過去州郡兵馬絕不敢做的。

溫恢以丞相主簿出任揚州刺史，曹操特別關照張遼、樂進說：“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說明溫恢在作戰方面只是個咨詢的對象，並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如果不是曹操囑咐，張遼等將領商討軍務時可以無視這位行政官員。後來孫權進攻合肥，張遼主持討論應對辦法時，到會的也只有護軍和諸將，不見刺史的蹤影。魏國建立後，更是明確規定刺史爲“三征”的下級。如《三國職官表》載征東將軍“統青、兖、徐、揚四州刺史”，征南將軍“統荊、豫二州刺史”，征西將軍“統雍、涼二州刺史。”

廣陵示意圖

需要強調的是，曹操的江淮防線在徐州地區出現一段空白，曹魏所轄徐州之廣陵郡（今江蘇揚州、淮安地區）與孫吳重鎮京口（今江蘇鎮江）隔岸相對，但他沒有在那裏設置防區、留駐兵將。其原因之一是赤壁失利後曹操兵員不足，短期內無法補充。北方中原經過多年的戰爭，“中國蕭條，或百裏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難以再提供充足的人力與糧饷。另外，廣陵郡和中原的交通依賴貫通江淮的中渎水，其前身是春秋時吳王夫差開鑿的邗溝。“水盛時所在漫溢，水枯時以至幹涸。水道及其穿行的湖泊一般都很淺，不能常年順利通航。七國之亂以後到東漢時期，中渎水道情況不見于曆史記載，大概是湮塞不通或通而不暢。”孫吳方面若想用它來運送兵糧北伐中原會有嚴重困難。例如，後來曹丕南征廣陵，經中渎水載運部隊而宣告失敗。

“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于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曹操了解上述局面，所以只是下令內遷廣陵的居民和治所，並未在徐州境內留駐重兵。孫權曾計劃沿此道路進攻徐州，呂蒙勸阻他說：“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骁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孫權因此撤銷了行動。胡三省認爲進攻徐州無法發揮吳國水軍的優勢，“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中原者，知車騎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又稱贊曹操深通韬略，部署得當。“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守’也。”

三國時期，在曹魏抵禦吳、蜀的邊境防線上出現了遼闊的“棄地”，即沒有民衆居住耕種的荒蕪地段，給後世史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沈約記載：“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裏。”這種狀況主要是由曹操防禦孫吳入侵而采取的措施所致。早在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進軍淮南“置揚州郡縣長吏”時，已下令放棄濱江據點，將揚州治所從合肥轉移到後方200余裏外的壽春，合肥則由原來的行政中心變爲前線軍事要塞。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率領大軍第二次越過巢湖進攻濡須口，至次年正月，“權與相拒月余，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這次戰役前夕，曹操對徐、揚二州及荊州東境的沿江百姓發布了內遷命令，結果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慌，他們紛紛渡江南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征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蕲春、廣陵戶十余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但皖城也在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被孫權攻陷，雖然曹操遷徙民衆之舉遭到失敗，但是東至廣陵、西到蕲春綿延千裏的無人地帶由此建立起來，沿江的守軍也紛紛向北撤退。“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裏。”

事實上，曹操早年曾內遷黃河南岸的居民以防止袁紹軍隊的劫掠，獲得了成功，這次他只是重施故伎，並且事前曾對蔣濟說：“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蔣濟反對說：“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曹操不聽勸阻，仍然發布了遷徙的命令，“而江、淮間十余萬衆，皆驚走吳。”他之所以不顧重大損失而堅持內遷淮南百姓，一方面，與其防禦孫權、劉備的戰略方針有密切聯系。曹操的主力必須兩面作戰，東西奔波，無法在江淮之間久駐。孫權乘虛發動進攻時，當地守軍處于明顯的劣勢，采用堅壁清野的戰法則是有效的對策。

曹操

曹操“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後撤防線“以主待客”，正是其中的要旨之一，作戰時誘敵深入就能以逸待勞。“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另一方面，在大規模戰役中長途運送糧饷會嚴重耗費物資和民力。因此孫武說善戰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又雲：“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曹操不惜代價，將江淮間數百裏棄爲荒地，就是爲了不留下資敵的糧草和人力，增加孫吳北伐的難度。

在荊州方向，建安十四年（209年）冬曹仁奉命放棄江陵，遷徙當地民衆，後退至500裏外的襄陽，兩地之間的江漢平原成爲雙方拉鋸掃蕩的戰場，給當地的民生造成極大損害。如樂進“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來隨著關羽勢力的壯大，曹仁又把主將治所後移到漢水北岸的樊城，“屯樊，鎮荊州”。襄陽也從過去的州治變成前沿據點，由偏將呂常駐守。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曹仁、徐晃擊退圍攻襄樊的關羽，孫權乘虛襲取南郡，開始把附近的江北居民遷往南岸; 曹仁隨後擊退進據襄陽的吳將陳邵，“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于漢北”。至此除了柤中等山區殘留少數蠻夷，襄陽以南、江陵以北的數百裏中間地帶基本上空無居民，平時只有雙方巡邏偵察的小股部隊出沒。

在關隴地區，曹操先是采取積極擴張的做法，劉備奪取四川後，曹操針鋒相對地在建安二十年（215年）進占漢中，開始把當地民衆遷往關中平原。如張既任雍州刺史，“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後來曹操在與劉備交戰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果斷決定退兵，利用“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相距且八百裏”的秦嶺作爲保護關中平原的天然屏障。他撤離漢中時，又把剩余的民戶隨軍遷走，劉備“果得地而不得民也”，西鄰漢中、北近天水與南安的武都郡，“接壤羌、戎，通道隴、蜀，山川險阻”。曹操也決定將其放棄，內遷當地居民到關中和天水等地。

當時楊阜任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余戶，徙郡小槐裏，百姓襁負而隨之。”主持這次遷徙的還有雍州刺史張既，“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谷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余落出居扶風、天水界。”這樣，武都郡所在的隴南山地也斷無人煙，成爲曹魏禦蜀防線的前沿隔離地帶。

經過前後十余年的防線調整和居民內徙，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薨逝前夕，構築了一條橫貫中國大陸數千裏、縱深數百裏的荒僻無人地帶，包括徐、揚兩州南境的江淮平原，荊州的江北平原，還有雍州南界的秦嶺和隴南山地，以此來延長吳、蜀軍隊的軍事補給線，增加其人力、物資的耗費。這一舉措在曆史上是空前的，對于鞏固邊防也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尤其是在西線，後來諸葛亮北伐隴右和關中，屢次由于糧運不繼而被迫退兵。孫權在東線數次進攻合肥與江夏未獲成功，于是改變策略，企圖以將官詐降來引誘魏軍入境予以伏擊，以免自己長途跋涉。例如，太和二年（229年）鄱陽太守周鲂僞裝叛變，誘騙魏揚州都督曹休前來接應。“休果信鲂，帥步騎十萬，辎重滿道，徑來入皖。鲂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

諸葛恪

曹魏方面上當後提高了警惕，此後孫吳的幾次詐降都被識破而未能成功。後來諸葛恪進攻淮南，孫峻遣軍赴壽春支援諸葛誕反魏，也都受挫慘敗而還，再也無計可施。南朝何承天曾作《安邊論》，追述了當時的狀況：“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裏。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並認爲這種制造隔離地段的防禦策略相當成功，值得後代效仿。“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曹操統一北方後，綜合實力雖超過其他對手，但由于對吳、蜀的戰線過長，其兵力仍顯不足。史載，他的軍隊在赤壁戰敗後始終未能恢複到戰前的規模。周瑜曾對孫權說：“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複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這是曹軍在赤壁前線開戰前的數量，曹操麾下的北方軍隊加上歸降的劉表舊部有二十三四萬，如果再加上留守荊州的曹仁等部以及中原各州屯駐的軍隊，其兵力應該在30萬人以上。赤壁之役中曹操先是敗于周瑜、黃蓋的火攻，撤退時又遭到劉備兵馬的追擊，“士卒饑疫，死者大半”。

數年之後司馬懿對曹操說：“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余萬，非經國遠籌也。”看來此時其總兵力仍低于赤壁戰前的數額。另外，曹操統率出征的軍隊即“中軍”，其人數也沒有達到赤壁戰前“十五六萬”的規模。他四越巢湖時，“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不過是虛張聲勢，實際兵力只有10萬左右。如傅幹當時進谏曰：“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曹操西征漢中所領兵力也大致與之相等，如楊暨上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如前所述，若以全國軍隊總數20余萬計算，在“中軍”之外的十幾萬人，要分駐各地郡縣，警衛邺城、洛陽、許昌、長安等重要城市，能夠用于諸州邊防的兵馬數量有限，還要分布在淮南到隴西數千裏的邊境上，顯然是有些捉襟見肘了。

曹操解決上述困難的做法是選擇各地的“要害”，即地形、水文條件利于防守的交通樞要，集中兵力布防，以確保中原經濟的恢複發展。如劉廙向他建議：“于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夏，潛思于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魏明帝曾追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大體上反映了曹操在邊境重點設防的情況，分述如下:

（一）合肥

合肥位于施、肥二水的彙合地段，《水經注・肥水》曰：“施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迳合肥縣……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肥水經壽春入淮，施水流進巢湖，再經濡須水南入大江。江淮之間的上述水道及沿河的陸路均從合肥經過，因此該地成爲道路要沖，早在戰國秦漢時期即爲南北商旅往來荟萃之地。如司馬遷所言：“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張守節《正義》注：“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就地理條件而言，合肥以東的張八嶺一帶峰崖散布，地勢較高；合肥西邊是大別山脈東端的皖西山地，有海拔千米以上的天柱山、白馬尖等；可見其左右兩側受複雜地形的限制，難以做大規模的兵力運動。大別山余脈向東北延伸爲江淮丘陵，其間的狹窄通道就在合肥西面的將軍嶺附近，溝通江淮的水道及沿河的陸路均由此經過。

三國形勢圖

合肥這一咽喉要地，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幹線，占領它可以獲得重要的軍事主動權。如顧祖禹所言：“府爲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蓋終吳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爲魏守也。”合肥原爲揚州刺史劉馥的治所，赤壁之戰前夕劉馥病逝，隨後曹操對當地的兵力部署進行了調整，將揚州州治北遷壽春，合肥則成爲一座單純的軍事要塞，由張遼、李典等名將率7000余精兵鎮守。把揚州的行政中心與軍事重鎮分開，這樣在敵兵圍攻合肥時不用耗費大量糧饷來供應官吏和居民，守軍因此能夠堅持更久的防禦時間。

另外，曹操在建安十八年（213年）初下令收縮淮南兵力，放棄濱江諸縣，將各地駐軍集中到合肥、壽春。“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把戰鬥力最強的張遼、李典所部（原來是曹操的中軍）安排在合肥前線，較弱的地方州郡兵馬則駐守在後方壽春，需要時則趕赴合肥援救。揚州地方部隊人數不詳，但從建安十三年（208年）末孫權號稱十萬人馬圍攻合肥月余不下的情況來看，恐怕守城的揚州州兵至少也有萬余人。由于部署得當，張遼、李典的7000精兵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挫敗了孫權號稱十萬大軍的進攻，甚至沒有依賴後方中軍與附近州郡的支援。

（二）襄陽

襄陽是荊州地區與北方往來的交通沖要，其陸路可由江漢平原的核心地帶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北上，過今當陽、荊門、宜城等地直趨襄陽，即“荊襄道”。自襄陽涉漢水後過樊城，再經襄鄧走廊進入南陽盆地，然後越伏牛山脈分水嶺，進入伊、洛流域，到達自古稱作“天下之中”的名都洛陽。或是向東北穿越伏牛山脈與桐柏山脈交接處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縣東），進入豫東平原。荊州與中原的水運交通，可從沔口溯漢江而上，經石城（今湖北鍾祥市）、宜城至襄陽後，轉入三河口（或稱三洲口，今唐白河口）經白河北上，夏季水盛時可以直航宛南。由于幾條水旱道路在當地交彙，使其成爲聯絡南北的重要樞紐，具有極高的軍事地位。如司馬懿所言：“襄陽水陸之沖，禦寇要害，不可棄也。”

曹仁

並且，襄陽所在的鄂西北地區多有低山丘陵，襄陽城南憑岘山，北臨漢江，受環境局限，來犯之敵的優勢兵力難以展開。對岸的樊城與襄陽僅有一水之隔，既能分散敵人的進攻部隊，又可以相互支援。因此《南齊書》稱襄陽占據防守地利，“疆蠻帶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鄢郢北門”。建安十四年（209年）末，曹操命令曹仁等棄江陵而退守襄陽。建安後期關羽所部對襄陽的軍事威脅和壓力劇增，曹操因此改變了荊州的兵力部署，主將曹仁率軍隊主力“屯樊，鎮荊州”，襄陽則與合肥一樣成爲前線軍事據點，由偏將領少數兵馬鎮守。如此部署，是因背水作戰乃兵家所忌，關羽水軍控制了漢江航道，曹仁所部主力若是駐守漢南的襄陽，一旦城陷即無路可退，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駐在漢水北岸的樊城則要安全得多，還容易得到後方陸路的支援。此外，分守漢水南北二城還可以分散敵軍的進攻兵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于禁增援荊州的七軍被關羽殲滅，“羽圍仁于樊，又圍將軍呂常于襄陽。”“時漢水暴溢……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曹仁激勵將士堅守，最終盼到徐晃等援兵到來解圍。由此來看，曹仁駐守樊城的兵馬不足萬人，呂常在襄陽的部隊則更少一些，兩者合計僅有萬余人。據《晉書》記載，協助曹仁作戰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在于禁被俘後率部投降了關羽，曹仁因此實力大損，被迫退守襄樊二城，所以此時襄陽之兵力是相當有限的。

（三）祁山

祁山位于今甘肅省隴南市禮縣城東的祁山鎮，是西漢水河谷川地上突起的孤峰，高有數十丈，周圍裏許。“山上平地三千平方米，其下懸崖絕壁，峭峙孤險。”因爲其地勢易守難攻，又處在從四川盆地穿越隴南山區而進入天水渭河平原的孔道上，故曹魏曾派遣兵將在山頂築城防禦。魏明帝所言“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是說該城于曹操在世時就已經存在，其駐軍人數不詳，但從山城規模較小的情況來判斷，容納軍隊的數量不會很多，可能只有一兩千人。兩漢並無祁山立戍攻守之記載，顧祖禹認爲該城是在東漢末年修築的。《讀史方輿紀要》雲：“祁山，在縣北七裏。後漢末置城山上，爲戍守處。城極嚴固……其後諸葛武侯六出祁山，皆攻此城。魏明帝所雲‘西固祁山，賊來辄破’者也。”

馬超‍

建安十六年（211年）末，曹操平定關中後返回邺城，留夏侯淵守長安，涼州刺史韋康守冀城（今甘肅甘谷縣）。次年馬超在隴右發動反攻，陷冀城，殺韋康，卻沒有派兵去攻打或駐守祁山，估計當時那裏是座空城，並未引起馬超的注意。建安十八年（213年）天水豪族起兵反抗馬超，楊阜與姜敘占領鹵城（今甘肅禮縣東鹽官鎮），“昂、奉守祁山。”馬超兵敗後投奔漢中張魯，數月後反攻天水，“異複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

這是祁山城在建安中葉發生過的兩次小型戰鬥，戰鬥結束後，趙昂等人也就離開了。由于南邊的武都郡還在曹操手中，祁山遠在對蜀作戰的後方，因此還不受人重視。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從漢中撤兵，同時放棄武都郡，遷徙當地居民到關中，祁山成爲瀕臨禦蜀前線的要塞，它的地位才開始顯得重要起來，曹操很可能是從此時“西固祁山”、加強防務的。太和二年（228年）諸葛亮初次北伐時，魏將高剛鎮守祁山，盡管形勢不利，卻最終保住了城池。太和五年（231年）諸葛亮再次兵出隴右，“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仍未能攻陷該城，可見早年曹操在那裏據城戍守是有先見之明的。

（四）陳倉

陳倉古城始築于秦文公時，在今陝西寶雞市南，處于四川盆地與關中平原重要交通路線“陳倉道（又稱故道、嘉陵道）”的北端。這條道路是由長安沿渭水西行，在陳倉向西南翻越秦嶺山脈過大散關，沿著嘉陵江的北端而下，經過河池（今陝西徽縣）、武興（今陝西略陽）、關城（今陝西甯強陽平關鎮）、白水（今四川青川縣沙州鎮）、葭萌（今四川廣元市昭化鎮）、劍閣後進入四川盆地。從漢中盆地赴關中，較爲近捷的是穿越秦嶺峽谷的褒斜道、傥駱道或子午道，但是棧道崎岖，艱險難行，曹操稱之爲“五百裏石穴”。也可以西出陽平關後走陳倉道入關中，雖然路途繞遠但較爲平坦易行，又有嘉陵江的水運之便，所以曆來受人重視。例如劉邦用韓信計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占領關中，陳倉落入其手。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漢中之役，“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然後攻陷陽平關占領南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從漢中撤退時，“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堵住了劉備進軍關中的要道，隨即又派名將張郃到那裏鎮守。“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諸葛亮北伐中原時，曹魏遣郝昭拒守陳倉要塞。“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先後使用了雲梯、沖車、井闌、地突等戰術攻城，均被郝昭設計挫敗。“晝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無計，救至，引退。”由于部署得當，曹操僅在邊境的幾個地點或不大的區域配置精兵強將，就得以成功地阻擊來犯之敵，保障了境內的安全。

赤壁戰後至曹操薨逝前夕，三國南北對抗的總體發展趨勢是以孫、劉兩家的擴張進攻爲主流；曹操爲了鞏固後方、發展經濟，對這兩個敵手采取了收縮戰線、內遷邊民的退讓防禦對策，避免與他們進行決戰。此即孫資所稱“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實行單純的消極防禦，曹操在此期間多次采取過“以攻助守”的積極防禦策略，即采取主動攻勢來挫敗敵人的進攻圖謀，並且收到滿意的效果。

濡須口示意圖

曹操把孫權當作頭號勁敵，先後率領中軍主力四越巢湖，開赴淮南，可是如果仔細分析這幾次遠征，就會發現他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和建安十九年（214年）只是兵臨合肥，沒有與吳軍瀕江交戰，均停留了三五個月就揮師北還。曹操的另外兩次南征分別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冬至建安十八年（213年）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都是在進攻濡須口不利、戰事膠著的情況下主動撤退，並未傾注全力破敵。曹操在赤壁失利後焚燒剩余的戰船，此後在谯縣“作輕舟，治水軍”，多數船只體型較小，適于內河航行而不宜在大江作戰。孫吳舟師不僅熟悉水戰，其裝備也遠勝對手，“蒙沖鬥艦之屬，望之若山”。

曹軍在水戰上並無勝算，也沒有能力運送大軍和糧草過江，孫權只要避而不戰，曹操的南征注定是無功而返。正因如此，有些官員在出征前提出異議，試圖勸阻他的軍事行動。如傅幹谏曰：“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但曹操不爲所動，堅持出征，這究竟是什麽原因? 傅幹的建議道理明顯，身經百戰的曹操焉能不曉？他屢次兵進淮南，卻不與孫權持久戰鬥，其真實目的應是采取“以攻助守”的積極防禦策略，在敵人的主攻方向頻頻以重兵壓境，造成孫權緊張應對，借此打消其北伐行動，並非有渡江殲敵的決心。例如建安十七年（212年），孫權“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吳軍全力准備迎戰，就不會再去進攻淮南等地了。曹操兩次進兵濡須，也是伺機作戰。若是有隙可乘，就給敵人以殺傷，“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倘若無懈可擊便收兵撤還，即使不能重創敵人，自己的實力也沒有多少損耗。如孫資所言，曹操的這些進攻是“見勝而戰，知難而退”，就是以主動出征來震懾孫權，使其不敢進攻，借以達到消除或減輕揚州前線防禦壓力的目的。上述作戰意圖，曹操不便泄露明說，傅幹等人又缺乏遠見，自然看不出其中蘊藏之深意。

張遼

另外在戰術層面上，曹操也力倡在局部防禦戰鬥中實施“以攻助守”的策略，以陣前出擊的積極進攻來打擊敵人，並且獲得奇效。例如建安二十年（215年）他遠赴漢中，臨行時給駐守合肥的張遼、李典等預留了作戰方案。“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胡三省曰：“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衆人畏懼敵衆我寡，各懷顧慮，只有張遼充分理解了曹操指示的含義，決定出兵迎擊。“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將士，明日大戰。”結果在強敵尚未完成攻城作戰部署之前沖入其營，給予對方嚴重殺傷，重挫了吳軍的銳氣。孫權顧忌曹魏兵將的勇猛，不願蒙受攻城的損失，只是在城下觀望。“權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複獲權。”此番防禦戰鬥的勝利，固然歸功于奮勇殺敵的合肥將士，但曹操事先運籌帷幄，確定了“以攻助守”的作戰方針，則是魏軍能夠以弱勝強的前提。

孫盛對此評論說，合肥守軍“縣弱無援”，形勢非常不利；可是吳軍自恃衆多，必有輕敵懈怠之心，這些都在曹操的預料之中；張遼等人乘其立足未穩主動迎擊，應有獲勝的可能，結果會使雙方的士氣和鬥志發生轉換，從而增強魏軍堅守的決心。“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他還稱贊曹操精通兵法，料事如神。“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曹操在赤壁戰前尚未准備邊防救援的兵力部署，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他率領大軍南征荊州，爲了保衛許昌、洛陽等中原都市的安全，在河南留下了部分兵將。“時于禁屯颍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但距離邊境較遠。赤壁失利後曹操撤往江陵，孫權乘虛渡江圍攻合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揚州地方軍隊寡不敵衆，內地和附近州郡抽不出兵力支援，曹操的疲憊之師滯留荊州，相隔甚遠又多染疾病，無奈之下僅派遣張喜率千余騎兵赴救，路過豫州汝南郡時順便補充了當地的一些部隊，其中還有許多病員。“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複疾疫。”

這樣單薄的兵力仍然不是孫權數萬大軍的對手，最後還是依靠蔣濟虛張聲勢的計策，使孫權受騙才得以解圍。“雲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此後曹操吸取教訓，在沿邊諸州留駐張遼等將領統率外軍加強防守，但是仍會遇到敵寇大軍壓境的危急情況。從曆史記載來看，他采取過以下幾種救援辦法：

一是親率中軍赴救。中軍是曹操的主力部隊，平時駐紮在冀州邺城周圍地區，戰時跟隨他四處征伐。邊境戰況危急時，曹操會親自率領中軍前往救援。例如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劉備進攻漢中，守將夏侯淵作戰不利被殺。曹操便領兵前來，“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然後返回長安，使雍州部隊免遭殲滅。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圍攻襄樊，曹操又率軍赴救。“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

夏侯淵

二是預留部分中軍充當機動兵力，以解救邊防危急。三國交兵的戰線綿延數千裏，若是僅依靠曹操率軍救援，常有遠水不救近火之虞。建安十九年（214年）馬超圍攻祁山，關中諸將建議向曹操報急，夏侯淵就說：“公在邺，反覆四千裏，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張遼在合肥時也說不能指望曹操來救，“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合肥之役過後，曹操采取了新的辦法，就是自己領兵出征時，在內地留下中軍（平時駐紮在邺城附近）的一支人馬充當後備機動部隊，待邊防告急時迅速馳援，這便是于禁率領的“七軍”，約有3萬余人，後來被關羽殲滅。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曹公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到魏明帝時，經司馬孚建議又恢複了朝廷預先配置機動兵力待命救援邊境的做法。“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辄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由是關中軍國有余，待賊有備矣。”

三是鄰近州郡發兵支援。東漢時朝廷禁止地方長官和軍隊任意出境，必須有朝廷的旨意方可，所謂“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兵進襄陽，于禁所率七軍覆滅後，曹操考慮大軍尚在關中，回救不及，于是命令兖、豫二州刺史帶兵營救。“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骁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于是有樊城之事。诏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由于有所准備，裴潛“置辎重，更爲輕裝速發”，及時趕赴前線。魏國建立後正式施行有關制度，邊境各州遭到強寇入侵後，其軍事長官都督自忖不敵，即可上奏朝廷請調鄰州兵馬前來支援。例如太和四年（231年），“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兖、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诏罷兵。

在赤壁之役前十余年的中原混戰裏，曹操的實力並不占優，但他雄氣風發，銳意攻取。何去非說他“奮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取濟、兖。蹙袁術于淮南，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赤壁之戰以後，盡管曹操的軍力仍然強于孫權和劉備，可是他作戰的風格卻變得穩健持重，與孫、劉兩家的積極擴張相對照，曹操明顯是采取守勢。他在徐、揚二州後撤防線，內徙居民；其四越巢湖之進攻目的也只是掃蕩孫權在江北的據點，鞏固淮南陣地，根本沒有想橫渡長江，一舉摧毀吳國。荊州方面，他命令曹仁退守襄陽後，再沒有對南郡之敵發起過大規模攻勢。

曹操在西線打敗實力較弱的馬超、韓遂，占領了關隴與漢中，司馬懿建議乘勝取蜀即遭到拒絕，他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右，複欲得蜀！”表明進取四川、消滅劉備原本就不在他的戰略計劃之內。後來曹操甯肯放棄漢中，也不願和劉備進行曠日持久的鏖戰。曹操之所以態度保守，一方面是由于孫權、劉備智勇俱備，帳下頗有人才，並非袁紹、呂布所能比擬。另一方面，則是他擁有了北方九州的廣闊領土，自認爲勝券在握，只是因爲長期戰亂的破壞，其蘊藏的雄厚國力暫時未能發揮。如果邊防安全，假以時日恢複，用北方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平定孫、劉會輕而易舉。若是急于求成、全力進攻，勢必陷入曠日持久的困境，從而嚴重損耗兵員、財力，甚至有可能前功盡棄。曹操在赤壁之役前作戰的幾次重要勝利，都冒了很大的風險。“于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于其北征烏桓也，劉備欲乘之。”只是由于當時形勢所迫，如果不主動出征或死守不退，局面會更加被動，乃至無法收拾。如何去非所言：“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但是現在即使赤壁戰敗，曹操三分天下仍有其二，就沒有必要再去冒險決戰了。他在戰略上注重防守，收縮戰線、內遷邊民，穩守要害，及時救援，是盡力保住此前的勝利成果，以待來日。曹操說：“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就是把稱帝之榮耀與統一天下的任務都交給了後人。

曹叡

在他薨逝後，曹丕不自量力，三次大舉征吳都遭到挫敗。而魏明帝等後繼者則施行了曹操確定的戰略防禦方針。如諸葛亮與孫權相繼北伐時，孫資建議繼續奉行曹操的防禦策略：“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獲得魏明帝實施並成功。王夫之稱贊道：“即見兵據要害，敵即盛而險不可踰，據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雖孔明之志銳而謀深，無如此漠然不應者何也。”

曹操的上述戰略部署與多年建成的邊防體系使疆界安全得以保障，奠定了此後戰勝吳、蜀的經濟基礎，也引起了兩國有識之士的焦慮。如諸葛亮對劉禅解釋北伐的理由時說，“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只能是坐以待斃，所以必須主動進攻，尋找轉弱爲強的機會。“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諸葛恪亦雲：“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薮……若複十數年後，其衆必倍于今。”這個預測相當准確，到曹魏末年經濟恢複後，其強大的兵力已使對手望塵莫及。如司馬昭所言：“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克矣。”他派遣鍾會滅蜀時進軍勢如破竹，“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西晉伐吳之役，出動5路大軍共20余萬，東西並進。“吳之將亡，賢愚所知。”曹操數十年前的謀劃運作，至此獲得了完全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