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華北地區沖鋒陷陣的著名“楊羅耿兵團”，其中一員猛將就是耿飚。

這支部隊後被編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在平津戰役、解放大西北等重大行動中，建立了赫赫戰功。而身懷絕技的耿飚，更是這支英勇部隊的中流砥柱。

1950年初，曾在長征中一路殺出血路的老將耿飚，突然接到命令回京複命。原來是周恩來總理欣賞他在軍事鬥爭和外事談判中的過人才能，決定啓用他開啓漫長的外交生涯。

盡管耿飚起初有些不情願，但在周總理的勸說下，他還是服從組織安排，轉戰外交戰線。

從此，耿飚先後擔任駐瑞典、丹麥、芬蘭等國家大使，爲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宏富的外交經驗和過硬的談判能力，多次爲國家贏得主動，維護了國家利益。

1976年是個風雲變幻的年份。這一年，耿飚成爲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關鍵執行者。

當時華國鋒手持中央指示，耿飚立即奉命前往中央廣播事業局，出示權威文件，成功奪回了被""四人幫""長期控制的中央廣播電台。可以說，耿飚在這場決定新中國前途命運的政治鬥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1979年1月2日，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宣布一項重大決定，讓耿飚重返軍隊擔任軍委秘書長，負責協助主席、副主席處理日常事務。

此後，耿飚更是出任國防部長一職，主導了一系列軍隊體制和裝備現代化的重大改革，爲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突出貢獻。

1983年，耿飚當選爲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進一步施展了他的外交智慧和才能。

然而，就在次年的1984年5月，一個看似無心的失言，卻讓耿飚陷入了外交風波的漩渦中。

當時正值全國人大會議召開，一些香港記者突然就“香港是否需要駐軍”的問題追問耿飚。作爲一名資深外交家，耿飚理應謹慎應對，但不知是否一時疏忽，他含糊地說了一句“我們可能不一定駐軍吧”。

第二天，香港媒體就對此事大肆渲染，稱“香港不必駐軍”，更是咬定這是中國政府的意見。

小平同志獲知此事後大怒，親自在人大會議閉幕式上嚴詞駁斥，明確表示“香港回歸後，中國必須在香港駐軍，這是行使主權的體現”。

小平同志還特意叫住了現場記者，讓他們幫忙辟謠，糾正耿飚的失言。

鄧公出面親自爲耿飚解圍，不僅彰顯了他處理外交事務的高瞻遠矚，更爲香港後來的順利回歸掃清了最後一個障礙。

此事過後，身爲老外交家的耿飚也意識到了這次失言的嚴重性，他主動給小平同志寫了一封檢討書，誠懇認錯。

鄧公看在耿飚一貫作風端正、任勞任怨的份上，並沒有太過追究，寬容地說：“那都過去了，不必再提，人要往前看”。

盡管這次風波最終被圓滿化解，但耿飚臨危不亂、沉著冷靜的從容應對，足以見證他經曆過戰火洗禮和外交較量的過硬作風。

這位曾被毛主席親自嘉獎、曆經殘酷戰爭和艱難外交考驗的老將軍，用自己的一生書寫了新中國軍人和外交官的無上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