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在清代前期的泛濫，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襲爵，聞命即從。入主中原之後，清廷對此段史事諱莫如深。因此，不僅將有關史籍刊削、禁毀，而且對凡繼續編寫乃至收藏者，動辄以“大逆”之罪濫加誅戮。此爲原因之一。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鑨《明史》案，即屬此類之最典型者。死于該案者多達70余人，莊氏雖于案發前故世，猶遭剖棺戮屍。原因之二則在于，清初的反清鬥爭，雖經40年的武力鎮壓趨于沉寂，然而反清思想卻久久不能消弭。漢族士大夫眷戀故明，宣揚夷夏之防一類封建正統思想和狹隘民族意識，對清廷鞏固其統治尤爲不利。爲了強化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對反清思想勢必就要用暴力去加以打擊。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呂留良、曾靜案，都可視做出于此類需要而制造文字獄的典型事例。《南山集》案，戴名世以翰林院編修而被處死，桐城文派開派宗師方苞亦牽連下獄。而呂、曾一案，呂留良故世多年，同樣殃及枯骨，呂氏後人皆流徙東北，曾靜雖免死一時，但乾隆初，即借端殺害。第三，康、雍之際，清皇族中權力角逐空前激化，史稱奪嫡之爭。清世宗即位之後，爲了鞏固既已取得的勝利，除戕殺奪嫡諸王外，亦借助于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隨筆》案、錢名世投詩案、查嗣庭鄉試命題案，以及雍正七年的謝濟世注《大學》案、陸生楠《通鑒論》案等等，盡管所加罪名不一，但借以打擊異己這一目的，則始終如一。至乾隆朝，朋黨積習未除，清高宗也效法其父，以文字獄來懲治朋黨，整饬吏治。乾隆中葉以後，清廷以訪求遺籍、纂修《四庫全書》爲名，寓禁于征，多方羅織，以致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四十八年的十年間，文字冤獄無年不有，遍于國中。嘉慶、道光間，國家多故，世變日亟，時局已非文化高壓所能控制，于是文網趨于松弛。 嚴酷的文字獄，鉗制思想，踐踏學術，是阻礙曆史進步的因素，理所當然應予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