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京镗在當宰相的這幾年中，也有過“直言進谏”的時候：甯宗欲封宦官王德謙爲節度使，诏書已經起草好了，征求京镗的意見，京镗卻要求皇帝將其撕毀。甯宗道：“就封王德謙一人，下不爲例，可以麽？”京镗道：“真宗時宦官劉承規求封節度使，真宗皇帝在宰相王旦的極力反對下沒有答應；徽宗時宦官童貫被封爲節度使，執掌兵權後卻禍國殃民。願陛下以真宗皇帝爲榜樣，記取徽宗時的教訓，千萬不要破這個例。”這件事原本就有朝臣反對，宰相京镗再一堅持，甯宗便打消了封王德謙的念頭。不過，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京镗的這一“直言進谏”顯然是另有深層原因的。《宋史·京镗傳》中說：“或曰，亦侂胄意也。”原來也是韓侂胄的意思，雖然說得不太肯定。不過，再看看《宋史·宦者傳四·王德謙》，就比較清楚了：“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胄擠之，诏與外祠，台谏又交章論駁。”原來，韓侂胄與王德謙爭權奪利，而王德謙“鬼”得很，經常施展點小計謀而獲得勝利，起初占了上風。大概是因爲宦官自古以來名聲就不太好吧，老謀深算的韓侂胄“團結”部分朝臣，共同對付爲人不齒的“閹豎”，終于扭轉了局勢。很顯然，同樣老謀深算的京镗不過是又一次“站對了隊”而已。結果，王德謙亦被貶逐而死，韓侂胄則鞏固並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權勢。

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剛剛當上宰相不久的京镗又發現了一個“人才”——大理司直、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史彌遠。一天，京镗屏掉左右，悄悄地對他說：“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镗遠甚，願以子孫爲托。”（《宋史·史彌遠傳》）他的眼光果然不錯。京镗死後六七年，韓侂胄爲鞏固權勢、轉移矛盾而倉促伐金，遭到慘敗後被史彌遠等設計刺死。不久，史彌遠取代韓侂胄成了南宋曆史上的又一位權臣，他在甯宗時擔任宰相17年，理宗時又單獨爲相9年；他長期擅權用事，打擊異己，培植黨羽，使南宋王朝的政治日益腐敗。至于史彌遠有沒有記住京镗的“知遇之恩”，另眼看顧其子孫，就不得而知了。

元人脫脫等在修完《宋史·京镗傳》後也感慨地說：“（京）镗暮年得政，朋奸取容，既愧其初服矣，況僞學之目，識者以爲镗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猶如今天的“59歲現象”一樣，一位一身正氣、視死如歸的外交家、大英雄，而且，在擔任四川地方官時還能興利除弊，顯然是深受人民愛戴的好官員、好領導，到了晚年，到了位高權重之時，卻“一變其素守”，投靠權奸，爲虎作伥，迫害良善，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無恥小人，成了一個千古罪人，怎不令人歎惜！發生在京镗身上這種變化的根源是什麽？究竟是他晚年“放松了思想改造”，還是受到權力的巨大腐蝕，抑或是權力本身缺乏有效的監督？個中緣由，怎不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