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小年

這是中國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錯案”。從秦始皇到清宣統，明明兩千年的專制王朝，硬被張冠李戴地定性爲封建社會，致使天下以訛傳訛，謬誤流行至今。適時糾正這一錯誤，准確判斷這兩千年的性質，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何以長期停滯不前，而且可以爲研究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何謂封建？由《大英百科全書》可知，封建主義（Feudalism）一詞最早出現在17世紀，用于描述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在各種著作和研究中，這個詞的含義不盡相同，最寬泛的定義涵蓋了西歐中世紀全部的經濟、法律、政治和社會關系，而最狹義的用法僅指具有貴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間的契約關系。

定義無論寬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約關系爲封建社會所特有，畫龍點睛地道出了封建社會的實質。封君賜予封臣一份領地或采邑，爲封臣提供保護；作爲交換，封臣宣誓對領主的忠誠，以及承諾進貢、勞役和兵役等義務。封臣在自己的領地上享有較爲完整的治理權或統治權，主要包括司法、財政和軍權。土地與治理權是否結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擁有治理權，這是區分封建社會與其他社會形態的關鍵。

在中文文獻中，“封建”一詞經常被簡化地拆解爲封土建國或封爵建藩，建國或建藩准確地說明了封建社會的實質——政權的逐級承包。西歐曆史上大致有國王-諸侯-騎士的三級承包，日本爲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國的西周則是周天子-諸侯-大夫三個等級。下級封臣均擁有治理權，諸侯、大夫等封臣不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領地上的國王。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始皇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廢封建，立郡縣”，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網系，統治幅員遼闊的大帝國。雖然郡守、縣令在轄區內擁有巨大的權力，他們卻與昔日之諸侯不可同日而語，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權力的來源，以及由來源決定的權力性質。

官員經皇帝授權進行統治，而諸侯則以承擔義務換取治理權，前者爲上下級的單向命令關系，而後者爲雙向的契約關系。封建社會中的國王得到封臣的忠誠和義務承諾的同時，必須尊重和保護封臣的權力，如果國王破壞契約，侵犯封臣的權力，封臣可以用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手段反抗。專制主義的皇帝則待官員如奴隸，所謂“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員不但沒有自主的治理權，甚至喪失了生命的權利。簡言之，官員的權力是皇帝給的，封臣的權力來自契約保障的權利。

至于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數幾個朝代的初期如西漢、西晉和明朝，大多數僅有爵位和收入，而無實際的地方治理權，與封臣享有的權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別，史家稱爲虛封而非實封，虛就虛在只封爵而不建國。漢高祖劉邦實封同姓九國，結果吳王劉濞造反，漢景帝平亂撤藩，此後所封諸王又回複到虛位上。如此只封不建，豈可稱爲封建社會？

從秦到清的兩千年間，中國政體的主要形態是中央集權的皇朝專制，經濟上以家庭爲單位的小農經濟爲主體，與西歐封建社會的采邑或莊園經濟又有著本質的不同。在莊園中耕作的農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而無所有權。農民接受莊園主的保護，對莊園主承擔忠誠、勞役等義務，一如封臣之對于封君。中國的自耕農則擁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別人，除了向國家納稅（包括徭役），再無其他義務。

從秦到清不是封建社會，學術界早已有共識，現舉數例如下，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馮天瑜教授所著 《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從周武王滅商到秦統一，中國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後變爲統治于一尊的郡縣制（《中國社會之結構》，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會的土地、宗法、階級和政治制度（《中國封建社會》，1936），認爲周武王在全國建立了系統的封建組織，而秦統一天下，結束了封建社會。錢穆在《國史大綱》（1939）的引論中說：“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爲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西漢諸王僅“衣租食稅”而已，封邑內的治理，仍由國家委派官吏主持。錢穆又指出，秦以後的土地可自由買賣，地主和農民爲經濟契約關系，不似封建社會中地主即封君，佃戶爲依附封君的農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關系作爲封建制的特征（《中國文化要義》，1949），在他看來，封建制僅存于周朝，秦漢之後，進入地主-自耕農經濟和官僚政治。胡適稱殷商西周爲封建時代，秦漢以下爲專制一尊主義時代（《中國哲學史大綱》，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說，這些學者也指出了産生這一謬誤的根源。從方法論上講，不顧中國的具體情況，生搬硬套西歐社會發展階段論的一家之言，結論不是産生于研究之後，而是先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階段模式，再削足適履，裁量修改中國曆史，以便與預定模式相契合。國情的特殊性湮沒在對普遍規律的信仰之中，對社會的複雜演進過程的研究退化爲簡單公式的機械套用。

馮天瑜教授的專著顯示，秦至清封建說的首倡者爲陳獨秀。陳氏于明治末年多次遊學日本，適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遺毒。陳深受影響，將清廷比作德川幕府，爲保守、落後、愚昧和反動勢力的總代表。明治維新推翻幕府，鏟除封建制度，陳認爲欲使中國現代化，也必須打倒滿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號。清廷的確已成中國發展之障礙，但並非因爲封建制，而是壓抑和窒息社會活力的集權專制。

郭沫若爲主張封建說的另一大將，郭氏著重從經濟的角度論證，中國社會的發展亦遵循“五階段”模式，商周爲奴隸制，秦漢之後則是封建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膽假設和大膽立論，其觀點飄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

從學術界公認的定義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國，或政權的逐級承包，封建社會必然是政治分權，不可能與中央集權並存。至于主要矛盾說，暫且不論在人類社會的每一發展階段上，社會演進是否皆由兩大階級的鬥爭推動，世界各國封建社會的曆史表明，國王和諸侯以及諸侯和諸侯之間的矛盾往往主導了社會發展的方向，農民的作用則極少見諸史冊。

以英國爲例，自諾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後，王室、教會和貴族間的沖突主導了曆史的進程，對英國曆史有著重大影響的《大憲章》（1215），就是國王和貴族鬥爭的結果，雙方達成妥協，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貴族的權利和義務。英國封建制的衰落與瓦解是個漫長的漸進過程，與王權和法律的擴張、經濟的發展、人口的變動、農民的反抗等多種因素有關，並非主要因農民鬥爭而崩潰。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微，群雄並起，激烈的軍事與政治競爭迫使秦國進行改革，率先廢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再經秦始皇的兼並戰爭，推廣到全國。可見封建制之消亡，並非農民和地主的鬥爭所致。倒是秦統一之後，皇朝的更叠大多通過農民起義完成，農民和官僚地主之間的沖突，反有可能構成集權專制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正說明了秦漢以降，中國不是封建社會。

應當指出的是，馬克思本人並不贊同社會發展遵循普遍規律的命題，反對將西歐模式普適化，認爲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可以是多樣的，例如亞細亞生産方式、斯拉夫形態的所有制、東方專制主義等，資本主義不一定非要從封建社會脫胎而來（詳見馮天瑜《封建考論》，2005）。馬克思還批評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濫用，強調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對封君的依附和農民對領主的依附）作爲封建社會的特征，並且明確表示，君主專制和封建主義是不相容的，君主專制産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時，沒有鞏固而是摧毀了封建社會。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就是集權專制與封建制度不可並存的明證。

圍繞著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學界曾有中國曆史分期的論戰，從“五四”運動開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識。盡管參與者衆，那場論戰的學術價值並不高。在社會發展“五形態”的同一前提下，爭論集中于封建社會的起始點，始于春秋，還是戰國，抑或秦、西漢……直到魏晉南北，每朝都有一派。無論起點在哪裏，各派均以滿清爲封建社會的終止點。這是因爲在“五形態論”的框架下，封建社會只能在清朝結束，如果劃斷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則明清就是資本主義，無法自圓其說。起點百家爭鳴，終點高度一致，這論戰不顯得有些怪誕嗎？思維定式之害，于此可見一斑。

就學術而論，可視“五形態論”爲探討西歐文明演化規律的嘗試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談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會學的奠基人韋伯就另建體系，將西歐的曆史分爲古代社會、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三個階段。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爲，單一的直線式社會演進模式與曆史不符，主張從多線式的和多模式的動態相互作用中理解曆史。在“宏觀曆史”研究中，馬克思以經濟爲主線，在韋伯那裏是觀念，而湯因比的《曆史研究》則以宗教提綱挈領。角度不盡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複雜的人類文明曆史，恐怕也只有從多方面綜合考察，才可窺得真相的一二。

從秦到清不是封建社會，這兩千年的社會性質是什麽？雖然各家衆說紛纭，共同的一點是專制主義。如果此說成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換個思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未在中國出現，原因不在封建剝削和壓迫，而是集權專制。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權利、契約和法治意識在封建社會中並不缺乏，卻遭到集權主義的壓制和破壞，“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清之際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會太長了，而是因爲封建社會太短了。

中國封建社會過早地結束于秦統一之時，六百多年之後，日爾曼人方在西歐揭開封建社會的序幕。難怪梁漱溟說，中華文明是一個早熟的文明。

(世紀趣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