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進了北京。崇祯帝召見了文武百官，可是一個人都沒有到，崇祯帝道：“是你們害了我，我的國家已經被你們毀了，都是因爲你們的不忠。”崇祯最終以死謝罪，只有一位總督公公王承恩陪伴，令後世歎爲觀止，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是仁至義盡了。難不成，這崇祯皇帝，還能不能活下去？

到了這個時候，他已經徹底的絕望了，李自成大軍壓境，到頭來，他根本沒有任何辦法，甚至沒有任何逃跑的可能，所以，他甯願自殺，也不願意成爲俘虜，更不願意忍受屈辱。崇祯皇帝其實還有兩次逃脫的機會，可是他的猶豫不決，注定了他的結局。

第一次向南遷移

朱棣登基之後，英明神武，當機立斷，將首都遷移到了北京，但南京的行政區劃卻依舊保留著，依舊是一個陪都。只不過，到了明代後期，別說皇帝古怪了，就連大臣都古怪了。就拿“移宮案”來說，許多讀書人都說，東林黨鐵骨铮铮。但是，由此可見，外廷在朝堂上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連皇上都有些擔心。爲什麽在神宗“罷工”的時候，會有一群大臣對他進行“批評”，就算他有什麽新的想法，也會被以“不合祖制”爲由拒絕，這簡直就是一種恥辱。因此，崇祯皇帝對那些大臣也很“忌憚”，李明睿說南下才是唯一的辦法，可是崇祯皇帝心裏想的，就是怎麽讓大臣提出來。既然如此，他爲什麽不自己說出來？

歸根結底，還是因爲他缺乏一位真皇帝應有的“果敢”，用“怕擔責”這四個字，實在是太難聽了。他怕的是，一旦撤退到了南京，情況就會變得更糟，到時候，“罵名”就會落在他的頭上。這可不行，自己可是一代明君。這是什麽情況？這是一年的第一個月，距離大明滅亡還有兩個月。當時的崇祯皇帝哪裏想到，自己的皇位即將易手，他根本沒想過大明的未來，而是在想，到底是什麽人提議，無論是好是壞，他都能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有些大臣在朝堂上呆得更久，又怎麽會不知道陛下的心思？因此，沒有一個人願意向南遷移。之前就是一個南宋的例子，他至少活了一百五十年。而且，大明開國之初，首都就在南京，最後才搬到了北京，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搬回來，也是有原因的。崇祯陛下何嘗不是如此，甚至還在朝堂上提過，可惜，群臣都像是聽不見似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們還特意的將南下的事情宣揚了出去，並且，對著聖上林慕白就是一頓臭罵，說聖上林慕白居心叵測。

歸根結底，還是爭權奪利。南京如果真的要遷移，必然會進行一些人事上的變動，畢竟沒有人願意損害自己的利益。而且，他在北京也買了不少房子，這些房子一時半會兒也賣不出去。說白了，就是君王爲自己考慮“聲譽”，大臣爲自己考慮“錢途”。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所有人都只想著自己的“私利”。如此一個皇朝，能夠延續下去，才是怪事。崇祯皇帝的自尊心，本應是最強烈的，可偏偏，他管不住自己的部下。所以，這件事情也就暫時放了下來，一放下來，便徹底斷絕了一切可能。那時，李自成攻入北京，分成兩個方向，其中一個向山東進發，那時，崇祯皇帝就算想離開北京，也無從可退。

第二次李自成給的“機會”

這個機緣與後世“割地賠款”有些相似，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軍隊已經逼近複興門，但他卻在次日，以“和談”爲代價，要一份西北的土地，以及一百萬兩銀子作爲交換。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事實上，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慈禧那麽有遠見。他手下的官員，也都很有趣，一個個信誓旦旦，說什麽甯死不屈，可最後的結局，又有多少人跟他一起犧牲了呢？幾乎所有人都是如此。崇祯皇帝本打算冒險一試，看能不能沖出北京，但他找遍了所有的城池，都沒有打開城門。

到了那個時候，他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煤山。這就是以一己之私，置天下于不顧的結果。滿朝文武，根本就沒有一個是真的對這個國家感興趣的。難道是體制出了問題？或者說，這個人太小氣了？體制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掌控者。任何一位君王，都會聚集一批有見識的人，而那些沒有見識的人，只會聚集一群無關緊要的人。但凡有本事的，他都是看不上的。事實上，並不只是這兩個，十七年的時間，他能幹的事情太多了。難道他還能節衣縮食，成爲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同樣樸素的朱元璋，都能把大臣給砍了，崇祯還能把內閣給砍了？大明是朱家江山的天下，如果連他自己都拿不定主意，那麽，又有誰能爲他著想呢？

崇祯臨死之前，在青衣上寫下了一行字：“自十七年來，我雖薄德匪躬，上應蒼天之命，但都是群臣錯怪我，使叛軍攻入京城。我若死了，在九泉之下，我無顔面對列祖列宗，所以，我要摘下我的王冠，戴上我的頭發，遮住我的臉。叛徒可以將我的身體分開，但不能傷害任何一個平民。”“無地自容，無地自容”，這才是崇祯皇帝真正的想法，而“不要傷害任何一個平民”，更像是一種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