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國際天文聯盟批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10017的小行星命名爲“饒宗頤星”。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供圖
下東平路305號，饒宗頤曾居住的舊所或許鮮爲人知。往北走300米左右，東中城腳的饒宗頤博物館，卻幾乎是每一個潮人熟悉的所在。4月22日，已落成將近30載的饒宗頤學術館正式以饒宗頤博物館之名免費對公衆開放，納入國有博物館管理，從饒學研究界專家學者到民間潮州文化愛好者，莫不爲之鼓舞歡欣。
“首開現代科學編纂體例”“研究敦煌寫卷書法之第一人”“以‘海上絲綢之路’命題引入學術研究之第一人”……在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展廳一側，整理展出饒宗頤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50項第一，成就涵蓋甲骨學、敦煌學、潮州學等門類，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國學大師”。
一代宗師，譽滿寰宇。我們不禁發問：這樣一位國學泰鬥如何從專才到全才？他的國學生涯有怎樣的治學之道？一個有志于鄉邦文獻的才子如何成爲國際漢學大師？當代人如何解讀饒公精神？文章且粗淺探尋。
家學與好學
對饒宗頤一生有大致了解的人，對于他幼時誦讀經典、少時作詩著書的故事並不陌生。而神童佳話的誕生，離不開他的家學淵源，離不開其父饒锷對他的影響。
饒锷父親饒興桐曾是潮州首富，興辦集安善堂，救濟災民，在社會上享有聲譽。饒家經營錢莊，富甲一方。1917年，饒宗頤出生時，家族正如日中天，購置了大量珍貴書籍，饒宗頤大伯父是畫家、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錢數以千計。
鍾鳴鼎食之家可能造就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而饒宗頤卻終成國學大師，爲何？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終身教授胡曉明在《饒宗頤學記》中寫道：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應歸功于他的父親饒锷老先生。
饒興桐三子饒锷年輕時于上海法政學校學習新學，接觸新派學人，回潮州後決心走治學之路。他既是錢莊的老板，也是當地的大學者，寫過《漢儒學案》（已佚）等作品，曾于1920年、1923年兩度受聘爲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韓山師範學院前身）國文教員。1930年，饒锷在自家府第“莼園”中作《莼園記》，警醒後代別優遊園中，應用心于修身與學業。爲強化家族記憶，他特命長子饒宗頤將全文抄寫，又讓工匠镌刻于園內，以便子孫銘記于心。
按照傳統輩序，饒宗頤應以饒氏十九世“旭”字輩來命名，而饒锷爲長子取名“宗頤”，是希望兒子將來能夠成爲像北宋理學派的開山鼻祖周敦頤那樣的大學者，又因周敦頤號“濂溪”而命宗頤的字爲伯濂。
饒锷是當時典型的儒商，他治學嚴謹、尤善譜志，富于藏書，曾遍訪賢達，尋遊四方，重金求購累計數萬卷書籍于家中書屋“天嘯樓”。饒宗頤曾如此回憶，當時家裏的“天嘯樓”是粵東最大的藏書樓，藏書數萬冊，簡直就像一個小圖書館，幼年時的他整天鑽在裏面，看得懂看不懂的書都看。
“饒公之所以能夠成爲饒公，關鍵就在于好學二字。”廣東省文史館特約研究員、韓山師範學院饒學研究所所長趙松元回憶，曾有媒體采訪年近耄耋的饒公“成功的奧秘在哪裏”，饒公說：我沒什麽了不起的，我一生就做到了好學而已。
“饒公之好學表現在許多方面。他從五六歲開始讀書，所讀之書讓現在的孩子難以想象，他既讀神怪小說，也讀經史子集。”趙松元講起饒宗頤年少時期一件趣事：“後來饒公在金山中學讀初中，中途退學。爲什麽退學呢？表面上看，退學就是讀不下去，但饒公不是，退學是因爲他好學。因爲他覺得在中學裏面，按部就班讀下去，在課堂那麽一點東西，滿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所以他退學回去，他父親也支持他，並親自教他。”
陳韓曦在《饒宗頤學藝記》中這樣總結：饒宗頤從小擁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在“天嘯樓”的書山學海中求正、求真、求是，另一個是在光怪陸離的夢想中逍遙四方。10歲時，饒宗頤已經閱讀了《通鑒綱目》《紀事本末》《通鑒輯覽》等古籍，並能熟誦《史記》多篇，經史、佛典、詩詞、文賦，均有涉獵，這些積累奠定了他的國學基礎。
除了詩詞文學、書法字畫，饒宗頤修地方志也是受其父親的影響。饒锷以“振故學爲職志，于鄉邦文獻尤爲眷注”“致力于考據之學”，他日夜搜集、整理潮州曆代學者的學術著作、地方曆史文獻，傾注畢生心血纂修《潮州藝文志》。然而天妒英才，1932年中，饒锷因病去世，終年42歲。彌留之際，饒锷對這部著述念念不忘，深以遺稿未成爲憾，希望兒子能繼承遺志完成這部書稿。
饒锷逝世時，饒宗頤只是十五六歲的少年。父親的去世猶如家中棟梁傾倒，但饒宗頤沒有因此消沉或迷失方向，而是牢記父親遺訓，發憤自勵，繼續父親未竟之業。他著手旁搜博采，輯佚鈎沉，經3年時間的奮心尋檢，《潮州藝文志》終于全稿修訂完成。《潮州藝文志》是潮州有史以來在藝文方面最爲系統的志書，成爲後人研究潮州文化學術的重要文獻。
趙松元認爲，饒宗頤的家學底蘊和傳統，使饒宗頤成爲饒宗頤。“饒公在青少年時期，家學對他的培養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詩詞文賦，二是書法繪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這五個方面是在學堂裏面根本沒辦法學到的。在家學底蘊基礎之上，在父親及許多名師的教導下，再加上他自己的天分，以及好學不已、勤學不辍的精神，饒公從小打下了深厚的功底。饒宗頤一生能夠取得那麽高的成就，離不開好學，也離不開他的家學。”
《潮州志》與“潮州學”
縱觀饒公一生豐功偉績，人們總能看到關于其故鄉潮州的“身影”。在他浩瀚的學術宇宙中，除了“出道成名作”《潮州藝文志》，《潮州志》也是一顆璀璨的明星。
上世紀40年代，饒宗頤已經進入曆史地理學研究的學術前沿，其學問文章見重士林。1946年，饒宗頤擔任潮州修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總纂，委員會由縣、市政要及文化名流共100多人組成，所修志書正式定名爲《潮州志》。
《潮州志》編修工程規模巨大，由于編修工程計劃中間生變，修志工作由政府行爲變爲私人行爲，基于對鄉邦文化的摯愛，饒宗頤獨立擔當管理和總纂工作，尋找經費以支撐修志工作。根據饒宗頤本人回憶，《潮州志》編修期間得香港儒商方繼仁資助，修志館曾連續兩年每月獲得一筆費用繼續編修工作。曆經艱辛，1949年，《潮州志》正式出版。
此次修志成爲潮州地方志史上規模空前之盛舉。相對于清代四部《潮州府志》，《潮州志》列三十門，擬分訂50分冊，400多萬字，主要增加了新志目、新條目和新內容，在編纂宗旨、門類安排、體裁選擇、撰寫方法，以及遴選編纂專業人才等方面，都極具匠心妙筆。“古今潮志之集大成者”“首開現代科學編纂體例”“方志之傑構”及其同義說法，已是當今學術界對于《潮州志》取得的地位、成就所形成的共識。
《潮州志》新設志目，特別是民族、地質、土壤、水文、實業、僑況（務）、宗教、方言、戲劇音樂等專志，曆代潮州舊志不僅沒有這些門類的篇目，而且極少涉及上述門類的具體內容。這部按新體例、新內容、新方法編纂的《潮州志》巨著，不僅可發揮“存史、資治、教化”的功能，而且充實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豐富資料，對地方人文和經濟建設都裨益甚多，起到濟世利民的作用。
新設《實業志》，更是《潮州志》的創舉。編纂者根據近現代潮汕地區各經濟行業的發展情況，《潮州志》新設《實業志》，依次分爲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工業、商業、金融七個門類，與現代三大産業的分類及排列次序完全吻合，而且分別記述各行業的概況、分布情況、生産經營方式、發展統計數字等，在志書中增加了大量的社會經濟資料。這更是《潮州志》的顯著特色。
“饒宗頤先生總纂的《潮州志》至今仍是編修地方志的圭臬。”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館員王奮表示，《潮州志》以及後來的《潮州志補編》是潮州珍貴的文化遺産，對潮州文化的傳承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也爲“潮州學”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文獻資料。
從某種意義上講，饒宗頤是“潮州學”的奠基人，其學術生涯起步于以大潮州作爲研究對象的方志學研究，晚年又提倡建立“潮州學”。他認爲，潮州人文現象和整個國家的文化曆史是分不開的，其與國史有關涉者，需要突出作專題討論。
《潮州志》之後，饒宗頤又著如《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廣濟橋史料彙編》《潮州三山志》等，均成爲潮州文化研究的基礎性文獻。饒宗頤的“潮州學”論文集《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廣涉粵東潮州史地，及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在饒宗頤的極力倡導下，“潮州學”逐漸成爲國際學術界關注的課題。
遺憾的是，限于曆史條件，當年《潮州志》僅刊行20分冊，未能首末完帙出版，未刊志稿多已散佚，已刊部分志書也流傳不廣。
《潮州志》出版的半個世紀後，2005年，重刊的《潮州志》按1949年已刊版式編爲10冊，補編卷首一冊，編入四篇序文。饒宗頤爲其作序：“其彌足可貴者，執事諸君經反複查訪搜尋，重獲民族、山川、工業、風俗及戲劇音樂五部未刊志稿，複依據當年修志館文書檔案資料，補編全書卷首、志末部分，是則該志之再版，其規模格局已接近當年原擬之體制。”“竊以爲重刊之事，迹近奢望，不意望九之年，竟能獲見是書之補編锓梓，豈非人生之賞心樂事耶？”
香江因緣與國際視野
與饒宗頤的聲譽相伴相生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出生地潮州，一個是轉折點香港。說是因禍得福也好，機緣巧合也罷，後人談起饒公的學術人生，一定繞不開香港那段際遇。
1938年10月，廣東通志館關閉，時任纂修的饒宗頤回到潮州。青年時代遇上戰火離亂，饒宗頤不得不奔走四方。1939年，饒宗頤經潮籍詞學名家詹安泰的推薦，受聘爲中山大學研究員，隨中大遷往雲南徵江，但因途中染疾滯留香港。在香港，饒宗頤認識了開辟他學術新世界的兩個關鍵人物：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和近現代著名學者葉恭綽。
受兩位友人委托，饒宗頤幫助編撰《中山大辭典》的書名辭條和編甲骨文的“八角號碼”，協編《全清詞鈔》。得益于這兩個機緣，饒宗頤在協助他們編書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珍本，真正進入學術研究的最前沿，其間他接觸到的大量古文字材料，也激發了他心中潛有的智慧，成爲他後來做學問的一大支柱。
上世紀40年代末，饒宗頤定居香港。1952年至1968年，饒宗頤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在這裏結交了系主任林仰山，得到其營造的自由、通達的學術氛圍的浸染，也窺見了香港與內地國學研究環境的不同。豐富的研究材料加上開放的學術環境，造就了饒宗頤這一時期豐碩的研究成果，此期的重要著作內容之廣涵蓋敦煌學、考古學、音律學等領域，數量之多占據他畢生著作的三分之一。可以說，饒宗頤對古文字學、甲骨學、詞學等多學科的研究，都植根于這個時期。
五六十年代，他先後到日本、法國、德國、印度等地考察研究，結交了多位朋友。白春晖、汪德邁、吉川幸次郎，這些著名的國際漢學專家，都與饒宗頤有過深厚的情誼。
出外遊學期間，饒宗頤特別留心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文物，如甲骨、敦煌經卷、楚帛書等，通過細致地整理研究，先後完成了17部轟動國際漢學界的著作，奠定了國際漢學界的大師地位。而他也從此由一名研究鄉邦文獻的地方學者，一躍成爲站在全國學術研究前沿的學者，並以其精進的學力、豐碩的成果，建造起一座通向亞、歐、北美漢學的文化橋梁，成爲貫通中西文化的巅峰人物。
多年以後，饒宗頤十分慶幸他當初在香港的奇緣：“如果我當時去了雲南，就沒有今天了。可怪的是我一生只害過這一次大病。”
饒公精神與“選堂氣象”
“國學宗師饒公宗頤先生在2018年立春之後的晚上，平靜地走了。”2019年，曾赴港三個月與饒公晤談40多個小時、寫就《饒宗頤學記》的胡曉明，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懷念饒宗頤先生：他一生強探力索，在許多新鮮的風景中著人先鞭，現在終于休息，放下了手中的筆，放下一身的道、學、藝，不再勞作。
饒公雖去，余音猶在。如今，國內外饒學之風興起，由20多個來自內地、香港、澳門、倫敦等地研究機構組成的“饒學聯彙”時常開展交流合作，研究饒公學術思想，促進文化發展。國內“饒館”遍地開花，光廣東省內就有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韓山師範學院饒學研究所等多個饒學相關研究機構。
今天，當我們駐足在饒宗頤博物館前，我們思考的是什麽？當我們談起饒公時，我們談論的是什麽？
是回憶。韓山師範學院饒學研究所辦公室主任陳偉難忘饒公在韓師代課執教期間與韓師的因緣：“1938年，饒公爲因病不能上課的好友詹安泰代課，在韓師開講中國文化課，第一次走上講壇。當時饒公才21歲，很多學生年齡比他還大，不服氣向校長抗議。結果饒公上過一次課之後，所有學生爲之傾倒，再也沒人提換老師的事了。”或是對年少時所作《韓山志》的呼應，或是對那個書生意氣的少年的想念，年近九旬的饒公曾創作了一幅《韓山圖》。“‘韓山蒼蒼，韓水泱泱’，此題句足見他對韓師的深情和感懷。”
也是精神。“饒公的治學精神第一個特質，就是他對中華文化有極深厚之感情，並擔荷著弘揚中華文化精神的自覺意識與使命意識。”趙松元認爲，饒公治學既有中國傳統學問的深厚修養，又旁通西學之門徑，特別還富有旺盛的原創力，故能置身于時代潮流的最前列，走在學術的最前沿，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新成果，有力推動了二十世紀學術的發展。趙松元回憶，饒宗頤還在傳統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求真”“求正”“求是”的新“三求”，正是秉持這新“三求”的精神，饒公在學術研究中，一方面高度重視傳承，重視前人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則又不爲賢者諱，基于細密之考證，敢于匡正前人的誤判，而時有精警之論。
或是氣韻。“越讀饒公著述，越感覺其詩格、書格、畫格之高凡絕塵、卓荦不凡，自在呈現著一種充盈浩然的精神氣度。”趙松元在《選堂氣象》一書中討論饒公著作的氣韻，認爲面對當代精神領域中出現的種種扭曲和裂變，一方面要傳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從文化經典中吸取精華，另一方面要提煉與闡揚現當代文化巨匠的思想智慧，就像饒公一樣，致力于培養具有超越性的獨立人格。
“我們閱讀饒公的學術文章，感悟饒公的生命精神，這應是其重要意義之所在。《選堂氣象》中蘊含的高邁人格和清逸詩格，爲我們提供了富有啓迪意義的人生範式和審美範式。僅僅從這一視角，我們就能了解《選堂氣象》所具有的重要的時代文化意義。”
“文曲轉世”自古贊人博學。2011年，國際天文聯盟批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10017的小行星命名爲“饒宗頤星”，彰顯他的治學精神和學術成就。“天頂一粒星，地下開書齋”，如今，當潮州人脫口吟出這句從小熟誦的歌謠，都會想起這位蜚聲國際的漢學大師，從地面到天上，從潮州到世界，星耀寰宇，熠熠生輝。（完）（原標題：從地方學者到國際漢學大師）
（特此致謝趙松元、殷學國、陳偉、王奮等專家學者、饒宗頤博物館工作人員提供的研究成果、材料支持。）
參考文獻
[1]饒宗頤學記/胡曉明著.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1
[2]饒宗頤學藝記/陳韓曦著.花城出版社，2014.7
[3]選堂氣象：饒宗頤研究論集/趙松元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11
[4]林英儀.一部創新格的治書信史——記饒宗頤《潮州志》的纂修與重刊[J].中國地方志,2006,(10):57-61.
[5]翁奕周.饒宗頤與《潮州志》間的鄉邦人文因素探究[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02):90-93+96.
[6]香港各界慶祝一顆小行星獲命名“饒宗頤星”/中新社記者賈思玉.中國新聞網，2011.10
來源：南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