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門的提琴
編輯|卡門的提琴
戚繼光是明朝著名的將領，他一生征戰南北，鞏固了明朝的邊防與海防。
在隆慶萬曆年間，戚繼光駐守薊鎮前後長達十六年，期間他做了許多的工作，修築空心敵台、修補城牆，組建車步騎營，增加火器的運用等等。
戚繼光在南方的抗倭鬥爭中，可謂是有勇有謀，成爲了蜚聲海內外的民族大英雄。
而在當時“重文輕武”的嘉慶時期，爲何戚繼光會被調往薊鎮戍邊？
中央政府局勢隆慶初年，新皇帝登基，一改世宗朝的各項政策，新上任的內閣頗爲精進，重視北疆事務，爲北疆的政策更新以及新局面的打開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駕崩。其子朱載垕繼承大統，即明穆宗。
穆宗本爲世宗最不欣賞與重視的一個皇子，生前也對其十分冷淡，然而命運弄人，偏偏是他最不喜歡的兒子成了他唯一的繼承者。
童年不受父皇的喜歡，所以他一直深居簡出，小心翼翼。
這樣不受父皇重視的成長環境使得穆宗一直沒有機會參知政事。
也因爲他對世宗的不滿意，在繼承了皇位後，他便下決心要去陳布新，改變世宗在世時一些不合理之處。
一是懲治前朝道士，罷黜齋醮。
方士王金，因爲擅長修煉丹藥，結識了陶仲文的兒子陶世恩，爲了加官進爵，他僞造假靈芝、假靈龜，向皇帝獻所謂的祥瑞之物，來討聖上的歡心。
又與陶仿、劉文彬等人僞造了長生秘籍以及所謂的護國兵策，還向皇上進獻丹藥。
因此，他們都各個先後入職太醫院。這次對他們的罪行進行了清算，他們一行人等統統被處死。
隆慶帝下旨削奪了邵元節和陶仲文的官爵和诰命，並且將他們的墓碑以及牌坊都統統毀沒了，還沒收了財産與田地宅子，隆慶帝還下令摘除了亭台的匾額。
二是平反冤案。
恢複了已故刑部右侍郎劉玉的名譽。
這些措施深得民心，也使得一些在嘉靖朝被壓抑的正直的大臣看到了重新出仕的希望，有利于新政策的展開。
布新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整頓吏治。自徐階入閣以來，他宣布要改變以前的狀況，將權利離集中到皇帝身上，吏治要清明。
繼任的高拱以及張居正都是把吏治放在了第一位，加強官吏的考核任用。
加強邊防。自穆宗即位以來，中央就頗爲重視北部邊防，在對蒙古部族的策略上也開始改變，並著力加強北部邊防。爲明蒙關系的改善創造了可能性。
重視北疆事務的內閣從前面的分析得出，相較于嘉靖皇帝專心齋醮，不問國事，導致嚴嵩專權誤國的惡劣情形，隆慶初年的政治形勢已經大有改善。
然而，據史料記載，穆宗是一位政事不甚勤勉且沉迷女色的皇帝，之所以隆慶朝各項事務都進展有序，就不得不說到本朝的幾位首輔。
徐階、高拱、張居正是隆慶朝三位頗有作爲的首輔，三人雖性格迥異，政見也各有差異，不過他們在對待北部邊疆事務的態度上是十分一致，都十分重視北部邊防，爲北疆的安甯積極地建言獻策。
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據《明史》記載，世宗一心修仙，不理朝政，嚴嵩父子權傾朝野，徐階在這樣的環境下，一方面小心謹慎，不發表過激的言論，另一方面投世宗所好，擅寫青詞。
由此逐漸步入權利中心，最終利用修建萬壽宮一事成功擊敗嚴嵩，代替他出任當朝首輔。
徐階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利用其靈活的政治手段成功擊敗嚴嵩父子，成了當朝的首輔。
是一個值得學習與借鑒的經典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這樣不利的社會環境下，徐階在各方面仍然恪守原則。
如國防方面，即使他的實力較弱，還無法與嚴嵩正面對抗，但在緊急情況下，他還是大義凜然，不畏強權。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徐階起草的遺诏順應民心，爲新局面的打開奠定了基礎。
高拱，字肅卿，河南新鄭人，抛去他與徐階的個人恩怨不說，他在政治上還是頗有建樹，尤其重視北部邊防，影響深遠。
高拱十分注意儲備邊事人才，在他任吏部尚書期間，改革了兵政方面。
例如增加兵部侍郎的編制；從各邊境地區選取有用人才，便于把握當地情形；不可將貶斥之人發配到邊地任用，提高邊臣整體素質。”可見他對邊防事業是用心良苦。
此外，高拱非常重視邊疆將領的選任。
隆慶到萬曆年間，朝中軍政名臣人才輩出，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時、俞大猷等人均是傑出的軍事人才。
雖然是時勢造英雄，但不得不說與高拱等人培養儲備邊材的政策主導有直接的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隆慶和議正是在高拱的積極奔走之下達成的，爲北部邊疆地區的安甯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居正爲人，颀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張居正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這是《明史》對張居正的記載以及評價。
張居正于嘉靖中期入仕，此時，恰逢嚴嵩專權，他的政治抱負難以施展，曾抱病回鄉蟄伏了幾年。
後再次進京爲官，官場沉浮，他練就了自己的爲人處世之道，終于在隆慶末年當上了當朝的首輔。
張居正在位期間在吏治、經濟、軍事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給已現頹勢的明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國家的各個方面漸漸開始步入正軌。
張居正的改革提高了官員的行政效率，充盈了國庫，增強了邊防實力。這也是他被譽爲“宰相之傑”的原因所在，張居正是明朝最有成就的首輔大學士。
隆慶五年，在高拱、張居正的積極奔走下，促成了隆慶和議的簽署，我國北部漸漸進入和平期。
盡管如此，張居正還是對北疆事務傾入很多的心血：“居正對付鞑靼的計劃，是充實邊防，准備隨時出擊，同時利用一切機會，使鞑靼分裂……分而滅之的政策。”
張居正在位的數十年間北部邊防成績斐然。
這幾位相繼在位的宰相，除去極個別的個人問題，都可以稱得上是有才能、重經世、爲國家做出傑出貢獻的好官員。
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關注邊防事務，積極建言獻策，尤其是在北部邊防上做了許多的努力工作。
薊鎮的邊防局勢戚繼光是隆慶二年（1568年）北上薊鎮的，所以要想了解他任職之前薊鎮的情況，須從嘉靖朝開始梳理。
關于薊鎮的設立，明史有簡單的記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薊始稱鎮，此時，薊鎮沒有自己的將士戍邊，也沒有有利的地形可以憑借，因此它就成了明朝邊防的一個薄弱環節，經常被北方民族侵擾。
每每遇襲，只能調集其他地方的兵士前來應敵，常常是杯水車薪、捉襟見肘。
然而繼任的幾位總督，也曾發奮要修築邊牆，選將練兵。結局卻不如人意。
由于薊鎮的守軍兵力單薄且實力不強，薊鎮在嘉靖年間戰事不斷，人民苦不聊生。
從嘉靖十八年到隆慶初年，薊鎮幾乎是烽火連天日，經常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襲擾，而薊鎮的防禦幾乎無力抵擋蒙古騎軍的狂風驟雨。
北部遊牧民族先後以薊鎮爲突破口，深入中國腹地。
《明世宗實錄》有多則記載：嘉靖十八年（1539年），蒙古騎軍突破薊鎮李家谷，一直打到鐵門關，在當地掠奪牲畜、金銀細軟以及食物，與反抗的當地民衆發生戰爭，造成了傷亡。
薊鎮的指揮、總兵等人受到了懲處。
嘉靖二十九年（15450），薊鎮屬夷酋猛可犯邊，可見屬夷的態度也是時戰時服的，搖擺不定。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汗突破薊鎮，一路打到京師門下，造成了嘉靖朝最大的一次邊患危機。
也是從這一次的危機開始，明朝的統治者以及大臣們才終于真切地感受了什麽是邊疆危機，才開始真正的重視起了薊州的邊防事務。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蒙古部落首領把都兒率領近十萬人從潘家口深入內地，進逼三屯營，對薊鎮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從以上的曆史記錄可以看出，北部蒙古族的勢力在這一時期十分的強大，而薊鎮的軍事防禦能力卻極端低下。
加之俺答連年求貢不得，而蒙古內部又急需內地的一些物品，所以戰爭不可避免。
在庚午之變後，當朝者也已經意識到了空前的危機感，所以一直都在尋找合適的人才戍守薊鎮，希望可以改變薊鎮的頹勢，擔當起保衛京師的重大職責。
薊鎮連年失事，戍守薊鎮的官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處決了建昌侯張延齡、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胡守中等人。史料載，胡守中冒領了修築邊牆的銀兩，擅自出口外采木。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薊州巡都禦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钺被充軍。
總督薊遼右都禦史王忬及中軍遊擊張倫被斬。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薊州總督楊選被斬，妻子遭流放。
諸多的官員都因戰事失利而受到牽連，不得善終。
因爲薊鎮駐守軍官的悲慘結局，所以薊鎮成爲了一個是非之地，幾乎無人願意接手這一地區，由此可見，薊鎮的邊防已經敗壞到不得不收拾的地步了。
薊鎮連年戰事，連年失事，守城將士毫無抵抗力，任內文武官員大多不能保全自身，軍心渙散。
到隆慶五年間，薊鎮的局勢漸有改變。
因爲隆慶帝登基後，對邊疆的政策趨于緩和，到隆慶五年，和議達成後，宣府大同以西，烽火漸熄。
所以薊鎮所面臨的敵人就少了許多。雖然當時薊鎮所面臨的敵人勢力不算大，然而薊鎮的防禦能力太弱，經常會讓他們有機可乘，邊境甚不安甯。
明史有一段這樣的評價：“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而弄權者借以行其私。于是闒冗廢職之徒事敗伏辜，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邊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備隳矣。”
這樣評價是頗爲中肯的，薊鎮的危局絕不能僅僅歸罪于守城將士們的無能，更是在于皇帝昏聩，大臣專權，對邊臣不給予信任，他們多因一些小的失誤遭到懲處，所以邊將更是畏手畏腳不敢作爲，明朝的邊防就難以有所成就。
因此，薊鎮的危局持續了幾十年都難有轉變，一直影響到京師的安甯，成爲朝廷的心頭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