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將一封信帶到了中南海，面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

這封信的作者正是叛出黨組織的早期共産黨領袖張國焘，原來他在香港窮困潦倒，希望能夠回到大陸生活。

接到來信後幾名領導人經過商議，一致認爲只要張國焘能夠用一份書面文件檢討自己犯下的錯誤，並做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他就可以回到內地，但張國焘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想法。

那麽這位共産黨創始人究竟犯下了怎樣的錯誤？爲何在叛逃後也沒能“飛黃騰達”呢？

張國焘作爲中國最早一批接受共産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對于革命工作非常熱心。

在李大钊和陳獨秀計劃建立中國共産黨的時候，他就是兩人之間最重要的傳話人。

他的加入對中國共産黨的組建籌備，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在中共一大召開的時候，陳獨秀和李大钊均因爲有事在身不能出席，最終由張國焘出席擔任會議主席。

會議期間張國焘的幾條意見對于中國共産黨的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黨組織正式成立後，其也是僅次于陳獨秀的二號人物。

之後張國焘便投身于工人運動之中，爲黨組織的初期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1921 年 10 月，張國焘還代表中共去蘇聯參加遠東各國人民和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並受到了列甯的接見。

他也是唯一一個面見過列甯的中共領導人，這足以說明其在早期黨組織中的地位。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共産黨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張國焘作爲黨的領導人物，也成爲了鄂豫皖蘇區的領導人，在當地組織起了一支具備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

但鄂豫皖蘇區紅軍在面對蔣介石第四次圍剿的戰鬥中遭遇了失利，爲了保存有生力量，張國焘決定帶領剩余紅軍西進四川，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在張國焘，徐向前等人的帶領下，這支紅軍隊伍跨秦嶺，走關中，渡漢水，穿越大巴山，曆時兩個多月，終于來到了川北地區，並和當地的革命武裝力量聯合到了一起。

隨後他們一舉攻下了通江、南江、巴中三縣，並以此爲基礎建立起了川陝蘇區，這也是當時僅次于中央蘇區的第二大革命根據地。

張國焘隨後在當地與反動勢力展開了長時間的對抗，中央紅軍長征時，他還率領川陝蘇區的紅軍戰士們發動了嘉陵江戰役，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紅軍的北上，爲之後的勝利會師奠定了基礎。

此役過後，張國焘帶領川陝地區的紅四軍與中央紅軍會合，這本來是紅軍壯大勢力的好事，但在見到人員不整，裝備落後的中央紅軍後，張國焘的心態發生了變化。

他覺得自己更有資格成爲黨的領導者，這也誘發了之後的分裂危機。

在張國焘與中央紅軍會面後，其發現自己麾下的紅四方面軍人數是中央紅軍的數倍之多，武器裝備也處于絕對優勢，這讓他有了奪權的想法。

爲此其提出讓紅四方面軍將領全部進入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張國焘本以爲靠著軍事優勢，這一建議將被接受，但最終只有陳昌浩成爲了政治局委員，這讓張國焘很不滿意。

此後張國焘命令四方面軍按兵不動，始終不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直到徐向前以當地缺乏糧食爲由力勸張國焘，紅四方面軍才終于踏上了北上之路。

在完成會合之後，張國焘表面上贊成黨中央提出的紅軍北上建立陝甘甯蘇區的想法，但背地裏卻想帶領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另立中央。

爲此他提出將紅軍主力分爲兩部分，其中左路軍由他和朱德、劉伯承領導。

而右路軍則是黨中央和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面軍大將領銜。

之後右路軍率先出發，並在包座戰役中取得勝利，打開了北上的通道，但張國焘卻按兵不動，還派人研究渡河南下的可行性，這引起了朱德和劉伯承的警覺。

與此同時，張國焘還要求徐向前等人將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力量帶回與自己會合，之後南下建立根據地，這讓黨中央的戰鬥計劃被完全打亂。

在審時度勢之後，黨中央決定帶領右路軍中的原中央紅軍力量繼續北上，朱德，劉伯承等人則留在左路軍繼續工作，並勸說張國焘回心轉意。

南下的張國焘信心爆棚，他認爲自己一定能夠在四川站穩腳跟，並且建立強大的根據地，這比毛澤東等人領導的“北上逃兵”要厲害的多。

有了這種念頭以後，張國焘愈發覺得自己才應該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于是其向黨中央發出了一封令人震驚的電報。

他表示之後自己才是黨中央的代表，並“要求”毛澤東等人不得再以黨中央的命令發布命令，這種公然分裂黨組織的行爲，令黨中央極爲震驚。

黨中央立即對張國焘的行爲進行了批評和勸導，希望其能夠改變想法。

但張國焘一意孤行，再次拒絕了北上與黨中央會合的建議，而是率領大軍進入四川地區與劉湘領導的川軍展開激戰，並接連取得了不少勝利。

此時的蔣介石對張國焘南下的做法大爲震驚，爲了穩固四川的局勢，他派出重兵前往四川助戰。

雖然紅軍戰士們在戰鬥中表現得十分英勇，但是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飛機大炮依然損失慘重，張國焘的八萬軍隊，在大戰後只剩下了四萬余人。

雖然在戰鬥中遭受了挫折，但張國焘依然沒有放棄搶班奪權的念頭，他仍然不願放棄自己建立的第二中央。

爲了擴大影響力他還找到了共産國際代表，抹黑黨中央的北上決策，希望得到蘇聯方面的支持。

但張國焘的這些把戲並沒有起到任何效果，其自恃武力優勢建立的第二中央，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認可。

在第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任弼時，賀龍等領導人也批評了張國焘的所作所爲。

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面軍將領也意識到了錯誤，張國焘這才放棄了另立中央的想法，並決定與黨中央會師。

在二次會師前，張國焘又想故技重施，希望能夠帶領部隊改北上爲西進，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但經曆了此前的教訓後，陳昌浩和徐向前等人都沒有再次受到他的蠱惑和蒙騙。

張國焘這才不情願的到達了中央根據地，之後他也因爲錯誤的路線選擇，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此時的張國焘自知，已經退出了黨中央的核心決策層。

對權力地位依然抱有幻想的張國焘竟然在1938年4月初，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甯邊區，投靠中國國民黨，希望在這裏實現自己的“野心”。

由于張國焘是中國共産黨的元老，又長時間擔任高級職務，其到來也受到了國民黨方面的高度重視，他不但被授予了中央委員的稱號，還接到了各大機構的任職邀請。

最終張國焘決定加入戴笠領導的軍統工作，妄圖靠“資曆”吸引更多的叛黨者。

但在之後的工作中，張國焘的所謂資曆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接觸被捕的地下工作者時，雖然大多數人在初見張國焘並知曉其身份時，會流露出吃驚之色，但並沒有人因爲他的勸說而叛黨，反而有人怒斥其叛黨行爲，這讓張國焘感到十分窘迫。

漸漸地戴笠發現張國焘並沒有任何出色的政治能力，而且作爲叛徒其也無法得到軍統其他高層的信任。

他也逐漸從搶手的人才變成了無人問津的存在，後來國民黨當局甚至取消了他的私人車輛，張委員每天只能坐公交車上班。

屢屢受挫之後張國焘決定離開政壇，他決定去往上海靠創辦雜志刊物的方法宣傳反共思想。

但沒等他把雜志做好，國民黨就已經在解放戰爭中節節敗退了，張國焘爲了自保只能跟隨國民黨軍隊敗退台灣。

去到台灣後張國焘的地位再次下降，後來其住所都被國民黨當局強征去建設長官公署。

無奈之下他只得和家人遷往香港居住，到港後張國焘想要靠炒黃金致富。

但很快就把積蓄賠得精光，甚至連妻子的醫藥費都拿不出來，這也是其詢問黨中央領導人能否回國的根本原因。

張國焘作爲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其確實對共産黨的早期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

但在之後的革命鬥爭中，他也暴露出了革命意志不堅定，軍閥氣息濃厚的問題，有過試圖分裂黨組織的舉動，對革命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最終淡出了黨中央。

此後張國焘不但沒有認錯，反而覺得是黨組織不能認可自己的“才能”，做出了叛黨的決定。

結果在國民黨中他平庸的能力暴露無遺，最終落得個流離失所的下場，此時面對黨中央的豁達態度，他居然爲了自己的“自尊”拒不道歉。

最終只能流落海外凍死養老院，其悲劇的命運只能說是咎由自取。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自《叛逃之後的張國焘》，刊登于《同舟共進》2015年07期；

《論長征後期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鬥爭——對張國焘錯誤的再認識》，刊登于《甘肅社會科學》，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