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消息傳到延安，延安全城沸騰了，大家狂歡3天，慶祝這場來之不易的戰爭的勝利。

在這曆史轉折的關頭，毛主席的工作更加繁忙了。那段時間他的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可以說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他把自己的辦公地點搬到了延安棗園的小禮堂，爲的是能一邊處理工作，一邊接見來自各地請示工作的領導和將領。

而另一邊的蔣介石也沒有閑著，爲了維護他的地位，他提出了所謂的“和平條件”：統一軍令、統一政令、統一國政、取消陝甘甯邊區和各解放區。

蔣介石的苛刻要求使得國內剛剛到來的和平局面變得非常複雜。美國人出面牽線搭橋，想促成國共舉行最高級別的會談。蔣介石也接連三次來電，邀請毛主席到重慶共同商討國家大計。

與此同時，斯大林也來了兩份電報，催促毛主席去重慶赴約。

他在第一封電報中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會把民族引到滅亡的危險地步。

內戰當然是無論如何應該想方設法避免的，但斯大林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還說什麽“打內戰民族就會危亡”，這就引起了毛主席極大的不快，甚至是憤怒。他說：“我就不信，人民爲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

過了兩三天，斯大林又來了第二封電報，這次他站在“世界”的角度談起了此事：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盡管蔣介石想消滅你們，但他已經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和國際上都會無法理解。如果因此導致內戰爆發，戰爭的責任由誰來負。

他向毛主席保證，你去重慶和蔣談判，安全問題由美、蘇兩家負責。

經過認真的思考，毛主席最終決定本人親自到重慶和蔣介石會面。在去往重慶前，他叫來少奇同志和他談了一天一夜，面授機宜說：我在重慶期間，我們前方和後方都必須積極活動，蔣的一切陰謀都要揭露，一切挑釁行爲都要迎頭痛擊，能消滅多少就消滅多少，我軍的勝利越大，我的處境就越有保證。蔣委員長這個人從來只認得拳頭，不認識道理。

毛主席從8月28日離開延安，10月10日在重慶和蔣介石簽訂了《雙十協定》，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

對于重慶談判的結果，他是不滿意的，這次談判雖然有收獲，但在許多問題上還有分歧，沒有達成協議，大部分問題都沒有解決。國內是否能一舉實現和平，還要看雙方的努力。我們離開主張不要內戰，和平建國，但一個巴掌拍不響，看蔣委員長的樣子，攻擊是不會就此停止的，他進攻我們自然就要招架，所以和平時比較難的。

回到延安後，他在中央黨校禮堂做了一個報告。他的話簡潔明了，形象生動，幫助不少同志理清了思路，看清了方向，提高了鬥志。他說：

抗戰八年，蔣委員長躲在峨眉山上養尊處優。現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來摘桃子了。這桃子是誰栽栽種，誰澆水、施肥、培植的？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蔣委員長把手伸得長長的來搶收，所以一場鬥爭是免不了的。

毛主席對于這場鬥爭遲早會到來有著清醒的認識，但斯大林對此則缺乏明確的預見。1946年6月26日，蓄謀已久的蔣介石調遣30萬大軍，兵分四路向我中原解放區新四軍5師和359旅駐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史稱“宣化店事件”。

宣化店事件用血淋淋的事實說明，斯大林和一些同志腦子裏存在的和平幻想是不切實際的。此後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到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發布渡江命令，蔣介石在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的攻勢前已經進入末日。

渡江戰役結束後，解放全中國指日可待，新中國的籌備工作也緊鑼密鼓地進行著。這年5月，中央決定派少奇同志率領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一來向蘇聯方面介紹中國革命的情況，二來說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三來取得蘇聯對我國革命的理解、支持和援助。這也是中蘇兩黨之間多年來進行的第一次高級會談，曆史意義重大。

經過6天多辛苦的輾轉，代表團與7月8日重地抵達莫斯科，稍事休息後，代表團被邀請到了斯大林的夏令別墅，當時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甯、貝利亞、米高揚等人都站在門口迎接客人，雙方由此展開了一系列會談。

在第四次會談中，斯大林對我黨近些年來的工作成績提出了高度的贊揚，他說：中國共産黨已經度過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時期，現在已經是政治上成熟的當了。你們在實際鬥爭培養出了幹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斯大林認爲，中國革命的經驗對于世界來說都是重要意義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和歐洲人要向你們，這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于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他們就落後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先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

因此，他建議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該承擔一些義務，建立某種分工合作。希望中國今後能多擔負一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方面的工作。“你們對東方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力，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

斯大林還提議：請大家具備，爲弟弟超過老大哥，加速進步而幹杯。

少奇同志則客氣地說：兄長總是兄長，老弟還是老弟，我們想兄長學習。

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回顧起幾年前的曆史時問道：“在你們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妨礙或者擾亂過你們？”

少奇同志回答：沒有。毛主席可以不去重慶，有恩來就夠了。但毛主席到重慶結果是很好的，是我們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斯大林沉思後答道：讓毛澤東同志去重慶市是有危險的，CC等特務是危險的。中國同志總是客氣的，講禮貌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如果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我們常常不夠了解你們的情況，可能講錯話。

斯大林的這段道歉，令代表團的同志多少有些意外，因爲作爲蘇聯的領導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公認的老大哥，在沒有人要求他作自我批評的時候，他主動做了自我批評。

代表團回國後，向中央彙報了蘇聯之行的情況，尤其是斯大林主動作自我批評這一段，表現出了一個革命導師的胸懷和氣魄，這讓很多同志感到感動。

這次代表團的蘇聯之行圓滿結束，也爲幾個月後毛主席的第一次訪蘇之旅打好必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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