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胡宗南是周恩來的黃埔學生，不過，兩人的關系絕不只是學生和老師這麽簡單。

1924年，28歲的胡宗南考入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幾個月後，26歲的周恩來也來到了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

學生28歲，老師26歲，這個年齡差距，讓胡宗南不可避免地對這個老師産生了輕視的心理。

而且，在胡宗南這些學生的心裏，上黃埔軍校就是學習軍事知識的，至于那些空洞的政治理論，可有可無，沒有人在意，所以，胡宗南一開始對周恩來是沒有放在眼裏的。

但是，有能力的人從來都不怕別人的輕視，你現在輕視我沒關系，等你見識到了我的能力之後，就會對我轉變看法的。

周恩來無疑就是這樣的人。

在周恩來到黃埔軍校之前，政治部主任已經有過兩位了，一位是戴季陶，一位是邵元沖，但是兩人都是傳統的封建思想，講的還是“忠君報國”那一套東西，讓學生們聽得昏昏欲睡，毫無興趣，直到周恩來上任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無論是精神屬性還是表現形式，都有了極大的變化，讓學生們非常喜歡，精神倍增。

胡宗南就是其中一位，經常跑去向周恩來請教問題，還參加了周恩來創辦的“血花劇社”，與陳赓、蔣先雲等人一起創作了很多革命劇目，廣受好評。

可以說，當時的胡宗南雖然是國民黨員，但是在思想上還是更傾向于共産黨，這一切，都是周恩來的功勞。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不得不離開，很多人爲了避嫌，都沒有去給他送行，只有胡宗南去了，讓周恩來也大爲感動。

從此，兩人分處不同的陣營，勢同水火，胡宗南在圍剿紅軍上面也很積極，但是，周恩來一直對這個學生充滿期待，到了1936年9月，還親自給胡宗南寫信，勸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寫道：“十年來，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爲憾。今春紅軍東向，曾聯紅軍中黃埔同學多人，致書左右，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爲請，惟未蒙即予贊同。然私衷總以兄絕非勇于內戰怯于對外之人，時機未熟，在兄或亦有難言之隱也。

“兄在黃埔爲先進，亦爲蔣先生所最信賴之人，果能立排浮議，立停內戰，則頌之者將遍于國人。此著克成，全國抗日戰爭方能切實進行，西北禦侮行動，亦必能統一步驟，不致爲日寇各個擊破，陷民族、國家于萬劫不複也。”

胡宗南收到這封信後，雖然對周恩來的話很有觸動，但是他處在那個位置，已經不允許他服從內心的選擇了，就把這封信保存了起來，沒有回信。

很快，西安事變爆發，各派勢力劍拔弩張，何應欽甚至下令，讓胡宗南率軍攻打西安。在這個關鍵時刻，周恩來再次給胡宗南寫信，曉以大義，胡宗南也深以爲然，最終按兵不動，確保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在全面抗戰時期，我黨在延安紮根，而延安就在胡宗南的勢力範圍，雖然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戰，但蔣介石一直都想對我黨除之而後快，因此，周恩來就派熊向晖打入胡宗南身邊，及時掌握胡宗南的情況，確保延安的安全。

那些年，熊向晖向延安傳遞了不少情報，要說胡宗南一直都沒有發現，其實是不可信的，胡宗南還沒有傻到那個程度，他之所以一直都沒有揭穿熊向晖，有好幾個原因，一是當時國共合作抗戰，雙方還沒到劍拔弩張的地步，自然也沒有什麽需要保密的；

二是胡宗南在將計就計，假裝不知道熊向晖的身份，讓他傳遞一些虛假的情報；

還有第三，就是周恩來的關系，胡宗南是周恩來的學生，熊向晖又是周恩來派來的，要說胡宗南一點不念舊情，也是不可能的。

1943年7月，周恩來路過西安時，胡宗南特地舉辦宴會，宴請恩師，而且，胡宗南還特地派熊向晖去迎接周恩來，周恩來走的時候，又是熊向晖去送行，其中的關系其實是很微妙的。

解放戰爭爆發後，在蔣介石的命令下，胡宗南一度攻占了延安，但是，我黨實際上並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失，在長達一年的轉戰陝北期間，胡宗南的部隊跟在後面“緊追不舍”，卻總也“追不上”，明眼人其實已經知道答案了。

那幾年，周恩來一直沒有放棄策反胡宗南，直到1949年9月，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周恩來還特地派胡宗南的親信張新去做最後的勸降。

張新是胡宗南的老鄉，深受胡宗南信任，在解放戰爭中被俘後，張新棄暗投明，被安排在彭德懷的一野總部工作，這次周恩來派他去勸降胡宗南，是抱著很大希望的。

張新見到胡宗南後，對他曉以大義，詳細介紹了共産黨的政策，只要棄暗投明，洗心革面，就會既往不咎，重新重用。

兩人見面時，已經是1949年10月了，新中國已經成立，國民政府已經落幕，所以，胡宗南的心情也非常複雜，一方面，他也知道國民黨不得民心，失敗是必然的，共産黨走的才是正確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抱有傳統的“忠君報國”的思想，認爲蔣介石對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能對不起他。

于是，胡宗南就問了張新一個問題：“共産黨是如何看待文天祥的？”

張新說：“文天祥不向異族屈服，爲民族盡節，當然是好的，人民也尊他爲民族英雄。但是你我現在所做的事，並不是爲民族盡節，所以，我們不可能成爲文天祥。”

張新的回答是很有道理的，文天祥之所以被稱爲民族英雄，是因爲他不向異族屈服，爲民族盡節，如果胡宗南是在抗日戰爭中這麽做，那他無疑也是民族英雄，但現在是解放戰爭，是中國人之間的內戰，只有站在人民一邊，才是明智的選擇。

但是，胡宗南還是過不了這一關，哭著說：“士爲知己者死，我不能對不起校長！”

就這樣，胡宗南拒絕了共産黨的勸降，跟著蔣介石一起離開了大陸，再也沒有回來，最終在1962年2月14日去世，享年66歲。

1965年7月，李宗仁回到祖國，周總理和他談起了很多老朋友，當說到胡宗南時，周總理說：“我和他打過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聽說他進黃埔前當小學教員，蠻有點正義感；進黃埔後，他和蔣介石搭上了老鄉，跟著蔣介石跑，這當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黃河流域，他也抗擊過日本侵略軍；兵敗大西南，也對抗過蔣介石。要寫好他們，還是魯迅總結《紅樓夢》的經驗，敢于如實描寫，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

可見，周總理對胡宗南這個學生還是非常惋惜的。

（參考資料：《胡宗南大傳》《周恩來與國民黨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