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的太平洋戰場上，日軍節節敗退，幾無招架之力，美軍秋風掃落葉一樣不斷向日軍本土推進。然而，在中國大陸上，日軍卻發動了一場全面抗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攻擊，正面戰場的國軍節節敗退，丟失了大片領土和人口、資源。

這場戰役就是規模空前的豫湘桂會戰，其中的豫中會戰是這場大會戰的第一個階段，也是失敗的開始，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場戰役的始末，看看豫中會戰爲什麽會敗的這麽慘。

爲了戰役的順利進行，早在1943年8月就開始了策劃，幾經討論逐漸成熟。爲了便于後勤補給運輸，日軍在1944年3月中旬，修通了中斷6年之久的黃河鐵橋，並鋪設了部分鐵路線，重建了邙山頭據點。

到了1944年4月中旬，各部隊陸續到位，兵力有第12軍所轄的第37師團、第62師團、第110師團、騎兵第4旅團、獨立混成第7旅團、工兵聯隊、炮兵聯隊和其他特種兵，另外關東軍派來的第27師團和綏遠調來的戰車第3師團也趕到戰場，日軍總兵力達到15萬人，統一由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甯次大將指揮。

除此之外，日軍還集結了大批僞軍，如第2方面軍孫良誠部、第2集團軍張岚峰部、第28集團軍龐炳勳部、第11軍孫殿英部等。日軍華中方面軍和第1軍，也積極向河南方向配屬，准備配合12軍作戰。

在河南負責防禦的是第一戰區部隊，司令長官蔣鼎文沒有實權，實際上是由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率領的主力部隊負責。當時主要有第4、14、15、19、28、36、39等7個集團軍，共有18個軍，人數約爲30萬。

看到日軍頻繁調動，重兵雲集，第1戰區也做出了部署。當時43個師，29個師負責各地防禦，14個師爲機動兵力。

4月17日戰鬥發生後，數量龐大的日軍一改以往大兵團正面突擊，而是采取了大迂回大穿插戰術，第1戰區根據以往大兵團作戰經驗作出的戰略部署，在日軍新攻勢下迅速潰敗。

當時擔任中牟附近河防任務的是新成立不久的暫編27師，兵員缺額很多，“步槍堪用者不足三分之一”，所轄3個團只有3000多人，迫擊炮1～2門，機槍5挺。日軍則是第37師團主力一部3000多人，炮20多門，裝備相差巨大。

除此之外，由于這一地區是平原地帶，無險可守，沙質土地無法構築牢固工事，很難抵擋日軍精銳部隊的進攻。軍隊在抵抗了8小時後，陣地就被日軍突破。

黃河河防被突破後，日軍大批部隊迅速南下，4月20日，連接平漢鐵路和隴海鐵路的交通樞紐鄭州，就被敵人占領。

戰前防禦部署不當，一旦被突破處處陷于被動，4月29日，日軍10000多人在150多輛坦克和汽車配合下，對許昌防禦部隊發起進攻。當時在許昌附近的第29軍、第193師、第91師、第20師、新29師、新42師各部與日軍激戰。日軍在飛機、大炮、坦克的配合下，猛攻許昌，當時第20師、新42師傷亡過半，新29師團長以下軍官傷亡三分之二以上，師長陣亡。5月1日許昌就失陷，許昌保衛戰成了豫中會戰最慘烈的戰鬥之一。

許昌失陷，中方直接失去了對豫中平原中心地帶的控制，同時也打破了湯恩伯側擊日軍的計劃。

之後戰場上，日軍攻勢猛烈，節節失利，戰爭到6月19日，曆時兩個多月的豫中會戰基本結束，河南大片國土淪喪，豫中會戰以慘敗告終。

根據中方統計，日軍投入的直接作戰兵力達10多萬人，傷亡只有4000多人，打通了平漢線，占領了河南境內的隴海線，占領了河南大部分土地，基本完成了預訂戰略目標。與之相比，投入作戰的國軍43個師，大部分都損失慘重，傷亡達1.8萬多人。

根據日方防衛廳統計，日方傷亡3350人，坦克第3師團255輛戰車三分之一不能開動；中方軍隊“遺屍”36700具，被俘13379人。日方繳獲野炮63門，野戰重炮5門，機關炮、速射炮、迫擊炮161門，機關槍和步槍13521支（挺），汽車100輛，機車、貨車130輛。

河南大部分遭到戰火洗劫，30多個城市被占領，交通樞紐鄭州、許昌被占領，洛陽等地淪落敵手，被稱“爲八年抗戰中未有之大恥”。

戰場上的失敗，軍事主官自然難辭其咎，國內外輿論壓力下，第1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被撤職留任，第29軍軍長馬勵武被撤職，除此之外還有1名師長被交軍事法庭審判、1名師長和3名團長被處死。

其一，軍隊力量不足。

湯恩伯指揮的21個師中，有7個原先就力量不足。很多部隊缺額很多，或時新組建、補充的新兵，沒有戰鬥經驗，裝備補充不到位，未形成有效戰鬥力。

比如，第78軍的3個師僅由兩個獨立旅和一個集訓處補充兵新編而成，組編還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爆發了，很多裝備還沒有補充到位。再比如，第13軍，原本是中央軍中的精銳部隊，卻因人事原因影響了戰鬥力。再比如，28集團軍所轄的幾個軍，番號不少，但缺額很嚴重，裝備比較差，“步槍堪用者不足三分之一”，直接影響了戰鬥力。

其二，高級指揮官素質極差。

當時第1戰區的高級指揮官是蔣鼎文、湯恩伯，他們的素質直接影響了部隊戰鬥力。

“素日不留心軍政，而假藉地位經營商業以至上行下效，大小軍官腰纏累累，戰鬥意志消耗淨盡……”

比如，湯恩伯的精銳部隊逃跑時，“使士兵民夫搬遷累累之軍官行李財物”。湯恩伯本人在禹縣經營了3年，可是日軍攻占禹縣前3天他就逃離了禹縣。前線激戰正酣，湯恩伯卻在魯山縣西南的下湯泡溫泉。等到戰況惡化，倉促之間只帶衛士等數十人逃跑，與作戰部隊一度完全失去聯絡，致使部隊失去指揮和對戰場情況的了解，更加處于混亂和被動。

其三，指揮系統混亂。

戰爭發生後，部隊戰鬥序列不斷變更，蔣介石有直接幹預指揮的習慣，經常直接指揮到各軍、各師，很多軍、師已經直接奉命行動但高級指揮部還不知道，致使指揮失度。戰鬥序列的不斷變更，讓部隊沒有固定的使命責任感，也影響了戰鬥力。

比如，第85軍在兵員素質和裝備上都不錯，算是精銳之師，但是戰役開始前，湯恩伯就打亂了其建制，讓其一部去接替鄭州新42師的防區，另一部守衛密縣，直接瓦解了整軍的戰鬥力，使原本可以機動作戰的精銳之師，如同撒豆子一樣撒在各地，被動挨打，顧此失彼。

其四，兵力被抽調。

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節節勝利，北非戰場得意軍隊被迫投降，蘇軍逐步推進，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也是節節勝利。

蔣介石爲了抗戰勝利後對付八路軍、新四軍，將河南地帶的第9、17、27、92、93、98等軍“相繼抽調他去”，致使河南地帶的生力軍減少，兵力不足。

其五，兵民“敵視”。

由于在此之前，河南全省連年遭受饑荒，百姓生活艱難（電影《1942》生動形象的再現了這一畫面），駐紮在河南的軍隊數量又多，再加上河南還得給駐紮在陝西的第8戰區數萬軍隊提供給養，這都是嚴重加重了河南的負擔。

沉重的負擔，讓本來就深受自然災害之苦的河南民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地方官員仍然貪汙盤剝百姓，軍隊紀律差，經常強占民宅，借名征購，甚至趁戰事混亂之機搶掠百姓，使百姓痛恨官員和軍隊。

軍民“敵視”的情況，使很多地方民衆閉村守寨，拒絕軍隊進入，甚至截擊軍隊，扣留槍支彈藥。因軍民爭端經常爆發沖突，小股軍隊被收繳槍支、被打死打傷的情況經常發生。

其六，後勤補給混亂困難。

由于基層官員素質低，保、甲、鄉長平時盤剝百姓，戰時逃避一空，臨走時將倉庫存糧搶掠一空，這使軍隊官兵經常數日不得飽餐，嚴重影響了戰鬥力。

後勤補給部門混亂，很多部隊領不到給養，部隊向民間搜刮包谷雜糧，需要自己磨，部隊忙于籌糧、推磨等工作，無法顧忌操練和防務。

倉庫陷落時，所存面粉一百萬袋，按每人每月一袋面粉計算，足夠20萬人吃5個月，再加上庫存麥子，足夠一年之用。如此多的物資補給落入敵手，實在是後勤補給部門的混亂和腐朽親疏有別的對待不同部隊所致，自己軍隊得不到糧食，卻白白給了敵人。

其七，地形因素。

防守部隊缺乏重武器，敵人卻裝備精良，這種情況應該將主力部署在伏牛山等山區，利用地形揚長避短。

但是，指揮層卻把整師、整團的軍隊部署在無險可守的鄭州、許昌等城市，實在是以己之短擊敵之長，這不僅分散了兵力、徒增傷亡，也難以阻止敵人。

種種因素，造成本該是秋後的螞蚱的日軍，在滅亡之前大踏步前進，致使中國戰區損失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