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對拆除老舊建築是常有的事，那爲什麽國家在1958年對北京天安門廣場區域進行的那場大規模拆遷至今仍頗具爭議？因爲世上沒有後悔藥，有些東西一旦被摧毀，就再也無法重現了。

而在那次拆遷中，我們失去了一座在封建時代極具象征意義的“精神圖騰”，它便是被視爲“國門”的中華門。

中華門本身並沒有承載多麽波瀾壯闊的曆史，而是被人爲地賦予了極高的象征意義。封建社會，這座建築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讓老百姓看到它，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尋常人與權貴之間存在的不可跨越的鴻溝。

1941年2月2日，明王朝遷都北京。作爲北京故宮的南大門，皇城與市井的分界線，明成祖朱棣特意要求工匠們在此修建一座宏偉宏偉建築，用以彰顯皇家的尊貴。大明門依照南京故宮的洪武門而建，風格莊嚴厚重，落成後即被定爲“國門”，上有大學士解缙寫的門聯：“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別看這不過是一座城門，在它的使用上卻將封建社會森嚴的社會層級體現得淋漓盡致。

根據規定，大明門主門內是皇家禦道，只有皇帝、皇後、太上皇和皇太後等少數皇親國戚可以穿行，因此在大多數時間裏，其主門是關閉的。

當然，也有極少數人能在極特殊的情況下享受穿過主門的資格，如曆代科舉狀元，在通過殿試後便身穿紅袍騎馬由大明門走出皇宮，代表其身份受到了皇帝和上流社會的認可，象征社會階層的跨越。

此外，還有一類特殊的人能夠經常出入大明門，他們便是擡轎的轎夫。當然，在那個年代，轎夫身份卑微，或許權貴們根本就不把這些下人當人看，因此這也算不上什麽破壞規矩的事兒。

除去上述幾種情況，其他人通常是絕不准隨意出入這道國門的，即便是當朝大臣，地位顯赫，上下朝時也只能走一側的宣武門，表示對高高在上的皇權的尊重。而在大明門前往還設有一塊非常顯眼的“下馬碑”，無論是否要穿過這道門，只要路過下馬碑都要行跪拜之禮。

清朝時，大明門改名爲“大清門”，繼續作爲國門存在。清人在其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改建，用石欄杆將大清門至正陽門之間圍成一個廣場，牆內兩側建起了許多屋子，作爲各衙門的辦公地。

民國時期，大清門又被改名爲“中華門”，雖然門內兩側建築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但從留存的曆史照片看來，直至被拆除前，中華門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紅牆金瓦，古香古色，頗具帝王風範。

然而，隨著城市的發展，伫立在此的中華門反而成了一道阻礙，因此，拆除它的議題也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日程，這也成了日後爭議的開端。

1958年，爲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在中央領導的批准下，天安門廣場迎來了一次大規模改建。根據規劃，新的天安門廣場南北長860米，東西寬500米，一旦擴建完成將成爲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但這也意味著包括中華門在內的一批老建築必須被拆除。

即便這套方案是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批複的，但它仍招來了猛烈的反對聲，包括著名建築設計師梁思成先生在內的許多人堅決要求保留這些古建築，認爲它們走過了風風雨雨，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興衰，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應當被隨便毀掉。

另外也有一種觀點認爲，天安門廣場在最初設計時，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蘇聯專家團的建議，而這群蘇聯專家一面對包括中華門在內的北京古建築群大加稱贊，提出要保護和發展古城，一面卻強行要求古城爲城市的膨脹做讓步，在規劃上擠占古建築的生存空間，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令人費解。

一說是當年蘇俄成立時，也有專家提出要在莫斯科古城外另造新城，卻遭到了列甯、斯大林等領袖的批評，專家們因此不敢再提；也有人認爲，這些“外來者”沒有經曆過中國浩瀚的曆史，無法感同身受，因而不懂得這些完整保留下來的曆史建築的珍貴。

雖然這段往事難免不讓人遺憾，但筆者倒是認爲當年拆掉中華門一事並非一個荒謬的決定，反倒理由充沛，利大于弊。

首先，在明清兩朝，這座建築所代表的是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封建”二字的具象化，縱使其有著極高的藝術和曆史價值，卻仍在“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之下格格不入。拆掉中華門即是對封建殘余的肅清，其政治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其次，這張照片也有力佐證了拆除中華門的必要性。

照片拍攝于1958年，也就是天安門廣場新一輪擴建與改造前夕。從照片中可見人民英雄紀念碑已基本建成，兩側的城牆早就被拆除，附近的人民大會堂、曆史博物館等建築也在有條不紊地建設。此時中華門的存在仿佛一個塞子，堵塞了城市的新一輪建設。

而在1959年拆除中華門後，皇城過去封閉的格局才徹底被打破，改造完成的天安門廣場可容納100萬人集會，供180人並排走過，這樣一改，整片區域的格局大氣多了。

可事實上，自從中華門拆除起直至今日，有關此事的爭議從未停息。而中華門也不是城市改造過程中唯一的犧牲品，例如1954年被拆除的地安門、1965年被拆除的崇文門、1969年被拆除的東直門等等，這讓人們一次又一次想起消失的那道“國門”，不斷加深著對拆除古建築的質疑。

筆者前些天還看到這樣一種說法：以中國人的智慧，我們有一萬種方法修建出一座比天安門廣場還要雄壯的奇觀，卻沒有一種方法能把失去的古建築複原，而梁思成先生就是這樣認爲的。當年梁思成提出在古城之外重建一座“新城”，將古城完整地保存下來。當方案被否決後，梁思成歎息道：五十年後，曆史將證明我是對的。

如今再看北京的照片，故宮的紅牆金瓦依舊引人注目，這也被視爲城市建設中“古今結合”的典範，然而在一些人眼裏，這座城已被捯饬得十分可笑。

殊不知，如今留存下來的紫禁城只是當年龐大的北京古城的冰山一角。有專家曾提出：倘若當初按照梁思成的設想建設首都，那麽如今留存下來的北京城，“將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曆史文化名城”，羅馬、巴黎等在北京面前也不值一提。

1949年初，北京市長彭真曾對梁思成說，毛主席希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放眼望去，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指新中國建立強大的工業）。後者大吃一驚，他明白一旦有這樣的想法，古城便會不可避免地被新城吞噬，早晚有一天會變得不古不今，不倫不類。

當然，或許是這些舊時代走出來的“專家”思想太過陳舊了；時代是不斷向前的，理念也需隨時代而改變。如今的北京古今融合，交相輝映，繁華而不失端莊，似乎並沒有梁思成所說的那麽悲觀。

中華門的消失到底是一道遺憾還是一種進步，這個問題只能仁者見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