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開科取士，狀元，便成了科舉最高榮譽。
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名狀元，出自于唐代，之後千余年，曆朝曆代共計出了600多位文狀元，多以文章冠世，亦有位極人臣。
至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舉考試被廢除。
劉春霖，也就成了中國曆史上的最後一個狀元。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劉春霖出生于直隸河間府，即如今的河北滄州。
農戶家庭，劉父于衙門當差，劉母于人府中做女仆，乏人照顧的劉春霖與其兄長劉春堂，便寄養于伯父家。
雖出身窮苦，但劉春霖聰慧過人，自幼喜讀書，三歲能寫字，五歲可成文，年幼時便練得一手好字。
十歲出頭，劉春霖便可自寫對聯，帶到集市去賣，竟被搶購一空。
時人贊其文章靈氣，譽之爲“神童”。
封建時代，若想出人頭地，一是上陣殺敵以立軍功，二是科舉應試以考功名，故而劉春霖、劉春堂兄弟倆發奮攻讀。
然，清廷有所規定，應試童生須有廪生保舉，所謂“廪生”，即已考取秀才，並于州縣府內領取饷銀的讀書人。
此外，應試童生還需家世清白，所謂“家世清白”，即不可以是娼妓、優伶、皂隸、軍中雜役等人的子孫。
由于劉父于衙門當差，爲保定府皂隸，故而劉春霖兄弟多次無緣科考。
然劉春霖、劉春堂之才，實在爲人所喜，最終在一位廪生的大力保薦之下，這才得以應試，兄弟二人一擊即中，雙雙考中秀才。
之後，兄弟二人進入保定蓮池書院學習，師從吳汝綸。
吳汝綸是晚清有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在其主持下的蓮池書院，並不僅修國學，還引入了《萬國史要》、《世界文明史》、《海上權力史》等西學。
在蓮池書院苦讀數年，劉春霖打下了堅實的國學、西學基礎。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劉春霖、劉春堂參加鄉試，又是一擊即中，雙雙成爲舉人。
中舉之後，等待科考的劉春霖，便寄居于北京的老鄉家中。
老鄉姓徐，于北京地安門外開有布店，頗有一些人脈。
徐老板愛其才，爲劉春霖做了引薦，劉春霖到駐德欽差大臣陶世筠家中，擔任家庭教師。
劉春霖寫得好字，一手小楷更是極爲出色，故而很受陶世筠喜愛。
陶世筠多次讓其代筆，包括拜見慈禧的禀帖等，都交由劉春霖代寫。
劉春霖的一手好字，也深深吸引了慈禧的注意，不久之後，劉春霖又多了一項任務，爲慈禧抄寫佛經。
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三年一次的會試舉行，劉春霖兄弟倆卻沒能再續一同考中的佳話，兄長劉春堂考中，劉春霖卻落榜了。
按例，劉春霖想要再考，就得再等三年，但他卻趕上了一個好時機。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爲慶慈禧七十大壽，朝廷特設“甲辰恩科”，而這一場會試，也成了中國曆史上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273名考生之中，劉春霖脫穎而出，成爲“甲辰科”狀元。
得知高中狀元的那一刻，劉春霖很是激動，事後有人問他皇帝長什麽樣子的時候，劉春霖這才想起，自己都沒有見過皇帝的面：“跪在下面，不敢擡頭，不知皇帝面目。”
或許是因劉春霖曾爲慈禧抄寫佛經，也多有傳聞稱其高中狀元是因爲“走了後門”。
彼時流傳得最廣的版本，是說劉春霖本該第二，狀元應是朱汝珍，然慈禧覺得朱汝珍之名不好聽，有“誅”之意，又因朱汝珍是廣東籍貫，使得慈禧聯想起洪秀全、康有爲、孫中山等廣東人各種搞風搞雨，也就不怎麽喜歡朱汝珍。
而慈禧在看劉春霖的卷子時，覺得字迹很是眼熟，經女官提醒，得知這是曾爲自己抄寫佛經的劉春霖，再加上慈禧覺得劉春霖之名有“春風化雨，普降甘霖”之意，其籍貫爲直隸肅甯，又可解之爲“肅靖安甯”，故而越瞧越喜，因而改劉春霖爲狀元。
當然，這也只是坊間傳說，同科探花商承祚後來也對這種傳聞給予了否認，一者是因欽定狀元的人是光緒而非慈禧，二者是因呈上去的卷子皆是密封了考生姓名、籍貫等信息的，不存在因名字、籍貫而來的“暗箱操作”。
負責科考的官員將鼎甲名次進呈光緒時，朱汝珍的卷子確實是排在劉春霖的卷子之前，至于爲何劉春霖高中狀元，那或許是因爲光緒認爲劉春霖的卷子答得比朱汝珍好，故而才將兩人名次進行調換。
但不管怎麽說，一個窮苦出身的神童，能夠在32歲的時候高中狀元，已足夠成爲萬千讀書人高山仰止的存在。
狀元者，貴爲天子門生，平步青雲指日可待。
高中狀元之後，劉春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從六品官。
若在四海清平的太平盛世，劉春霖或許可以安安穩穩地暢想著未來，去好好地思考應該以怎樣的手段，去施政安民。
然此時的清朝，已是到了窮途末路，這也注定了劉春霖的仕途只有坎坷。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爲了培養更多的新式人才，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大力推廣學堂。
爲推行新政，劉春霖等人被選爲立憲人才進行培養，清廷遣其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
待學成歸國，劉春霖于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當選順直咨議局議員，而後當選資政院議員。
順直咨議局，即當時直隸省的最高議事機構；資政院，即清廷在預備立憲時所設的中央資議機構，相當于如今的美國國會。
此時的劉春霖，融中西文化、政治理論于一身，又始終以“直言敢谏”作爲立身准則，時常活躍于各類演說與辯論場，往往引得滿堂喝彩，俨然已成爲了清末立憲運動的專家。
在做事上，劉春霖極爲認真。
彼時，湖南巡撫楊文鼎發行國債，卻沒有經過咨議局的決議，劉春霖認爲此等做法極爲惡劣，違背了立憲精神應予處分。
然軍機大臣卻以“疏漏”爲由，對楊文鼎不予追究，劉春霖對此極爲憤慨，並在資政院的會議上痛斥軍機大臣破壞憲政。
盡管劉春霖有志推行憲政，但清廷本就無意實行，此事最終不了了之，這也使得劉春霖頗有壯志難酬的失落。
辛亥革命爆發後，劉春霖一度隱居。
1914年，應袁世凱邀請，劉春霖出任大總統府內史，從事文字應酬工作。
此後十年間，不管時局如何變遷，劉春霖的這個內史之職都是不動如山，他先後于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锟等總統府內出任內史，並兼任中央農事試驗場、直隸高等學堂學監等職，袁世凱也曾稱其“志超正大，前途無量”。
1920年與1921年，因“狀元”的身份，劉春霖先後兩次作爲大總統徐世昌的代表，前往山東曲阜，主持孔子大成節典禮主祭，之後又任直隸省教育廳廳長等職。
然劉春霖生性耿直，雖邏輯缜密，卻也經常爲了一些問題與同僚爭論不讓，頗受嫉妒與排擠。
再加上長期目睹了軍閥混戰、吏治腐敗、內部爭鬥的局面，使得劉春霖在憤慨難平之余，更是心灰意冷，常以“執戟郎官”自稱，意指自己就像初時不得志的韓信一樣。
1928年，厭透官場黑暗的劉春霖，選擇了辭官，他在北京宣武門內買下一座小院，過起隱居生活，直隸省仍想挽留他，希望他繼續出任教育廳廳長，劉春霖力辭。
與詩書爲樂，劉春霖于家中收藏了各類書籍上萬冊，古籍皆以明清刻本居多，這對于劉春霖來說，就是最大的一筆財富。
沒了俗務纏身，劉春霖開始將自己的精力，更多投放到家鄉建設上。
1931年，得知老家肅甯縣成立縣志局，即將修輯縣志，劉春霖在捐資之余，還經多方聯絡搜集到《先哲傳》、《李貞女傳贊》等書，親自具體指導與詳細審閱，爲《肅甯縣志》的編纂作出貢獻。
1933年，得知黃河決口以致河北受災嚴重，61歲的劉春霖多方奔走，出資捐物，發起成立“河北移民協會”，于內蒙古包頭建立“河北新村”，帶領數百戶災民遷移避難。
因而，劉春霖亦被時人稱爲“義士狀元”。
隨著時局演變，整個中華大地都陷入了時代洪流。
1931年，眼看社會動蕩，又有日寇對東北、華北虎視眈眈，劉春霖顯得極爲憂愁。
逢六十大壽，家人欲爲其操辦壽宴，其子劉海雲效仿老萊子孝行，親自登台爲父唱戲，但台下的劉春霖卻高興不起來，他提筆寫道：“憂國忍能看彩戲，爲傳雪已兆豐年。”
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寇進占東北，並很快扶持溥儀上位，成立僞滿洲國。
1935年，僞滿總理鄭孝胥帶著溥儀的诏書，前往北平邀請劉春霖出仕。
鄭孝胥的使者攜重禮登門，好話說盡，劉春霖始終不爲所動，只說自己年事已高，不再出仕。
鄭孝胥不死心，決定親自登門，知劉春霖喜歡飲茶，又特意給他帶了上好茶葉以投其所好，知劉春霖酷愛書法，又借書法研究以拉近彼此關系。
將茶葉摔回鄭孝胥懷中，劉春霖正色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豈能隨汝而毀我之譽！”
一席話說的鄭孝胥面紅耳赤，最終只能悻悻離開。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劉春霖之友金選三出于擔心，怕劉春霖呆在北京會遭不幸，便僞稱病重，讓劉春霖到天津看他。
劉春霖到了天津，知金選三無病，又見金選三在英租界給自己安排了住處，淚如雨下道：“京城父老慘遭蹂躏，我當了逃兵，愧對先祖之訓導。”
不久之後，劉春霖欲回北京，金選三苦勸，稱日寇四處燒掠，北京並不太平，希望劉春霖能夠舉家避難至天津。
劉春霖搖頭婉拒：“兄之盛情，深爲感激，但東藏西躲總不是個辦法，如果日本人節節南逼，我們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不成？”
于是乎，劉春霖又毅然回了北京。
1940年，王揖堂出任日僞政府“華北政務委員長”，王揖堂是劉春霖的同科進士，兩人曾同往日本留學。
王揖堂以“同窗之誼”爲由，欲邀劉春霖出任日僞政府北平市長。
得知王揖堂的來意，劉春霖二話不說，直接就將茶水潑在地上，並痛斥道：“當漢奸不會有好下場，請免開尊口！”
被劉春霖趕出家門的王揖堂極爲惱怒，次日就命人抄了劉春霖的家，拉走了劉春霖的全部家當，把劉春霖多年珍藏的文本書畫洗劫一空，又將劉春霖一家人趕到大街上。
面對或許會淪爲乞丐的下場，劉春霖仍是面不改色，憤然沖著王揖堂罵道：“甯做華丐，不當漢奸！”
之後，經友人以重金鋪路，托各方關系爲劉春霖說情，劉春霖一家才得以准許回家，劉春霖從此徹底地閉門謝客。
1944年，年逾七旬的劉春霖因心髒病而逝世。
作爲一個狀元，未能挽大廈于將傾，未能以筆爲刀安邦定國，這或許是劉春霖最大的遺憾。
顯然，在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不管再如何才華橫溢，個體的力量也終究都是太小，劉春霖必然也是做不到這些的。
但作爲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狀元，劉春霖不負“狀元”之名，他的名字曾一度被人與顔真卿相提並論，因他一筆小楷清秀剛勁，又被時人譽爲“大楷學顔，小楷學劉”。
作爲一個文人，劉春霖有著中國讀書人該有的悲天憫人情懷，他甘爲災民奔走，救人于難。
作爲一個中國人，劉春霖有著華夏子孫該有的民族氣節，在大是大非面前，劉春霖並未被日僞的威逼利誘所打倒，他堅守了大義。
博才，守節，知辱，曉義，劉春霖無愧于“義士狀元”的贊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