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啓年間，西洋人艾儒略著書《西學凡》，詳細闡述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書中將學問分爲六科，即文科勒铎理加、理科斐錄所費啞、醫科默弟濟納、法科勒斯義、教科加諾搦斯以及道科陡祿日亞。每一科的教學都有其特定的次序與重點，總體上從文入理，以理爲綱。

在紀曉岚看來，這西洋之學與中國儒學在某些方面頗爲相似。例如，文科如同中國之小學，注重基礎知識的培養；而理科則相當于中國之大學，深入探討學術之奧秘。醫科、法科、教科皆是各自領域的專門學問，與中國的醫學、法學、教育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盡管西洋學與中國儒學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紀曉岚眼中，兩者終究有著本質的區別。他認爲，西洋學所研究的“物”多是瑣碎之事，所追求的“理”也顯得支離破碎、荒誕不經，難以深究。這種差異使得西洋學在紀曉岚眼中成爲了一種“異學”。

紀曉岚對于西洋學的看法，既體現了其對于傳統文化的堅守與自信，也反映了他對于外來文化的審慎與客觀。他並未盲目排斥西洋學，而是從自身的學術背景出發，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比較。這種理性的態度，對于我們在當今時代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時，同樣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