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網的一篇文章，曾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第四號人物陳伯達去世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然而，陳伯達遺體旁邊的一個署名爲“劉叔宴”的花圈，還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爲，這個劉叔宴是他的第三個妻子，也是陳伯達的其中一個前妻。

1968年，和陳伯達一起在中南海居住的妻子劉叔宴，突然發現家裏多了一個腳印，便懷疑家裏來了強盜，立即找來公安部的一個工作人員，要他查案。

然而，中南海是什麽地方，在中央警衛部隊的保衛下，可以說是全天下最安全的地方，怎麽可能有小偷進來。因此，在得知劉叔宴的行爲後，汪東興感到不可思議，便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江青。

聽了汪東興的話，江青十分惱火，大喊道：“她派人到中南海來查案？給我趕出去！”

對此，陳伯達不敢違背。隨後，陳伯達一家便離開中南海，搬到了北京城區的新建胡同居住。

劉叔宴的事情，直接影響到了陳伯達。于是，陳伯達在左思右想後，向組織上提出了和劉叔宴離婚的申請。

接到陳伯達的申請後，經過慎重考慮，周恩來批准了他和劉叔宴的離婚。

陳伯達被隔離審查後，作爲陳伯達的第三任妻子，劉淑宴雖然已經和陳伯達離婚，但還是被隔離審查了。

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陳伯達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判決執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也就是從1970年10月陳伯達被關押算起。

1982年，劉叔宴在組織的批准下，回到北京生活。

陳伯達在服刑期間，也由于身體不好，在組織上的關懷下，在實際上已經保外就醫了。

1988年9月26日，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陳伯達再次接受住院治療。10月17日，陳伯達的刑期已滿。

那天，公安部副部長于桑來到醫院，爲陳伯達舉辦了獲釋儀式。在陳伯達的病房裏，于桑鄭重地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

聽了于桑的宣布，陳伯達坐在病床上對著錄音話筒，簡單地說了幾句話後，獲釋儀式便結束了。

不久後，在組織的安排下，陳伯達還在北京市某單位參加了工作。

後來，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陳伯達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感慨地說：“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1989年，陳伯達已經85歲高齡了，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9月20日，在家裏吃飯的時候，陳伯達“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于是，家屬趕緊撥打了醫院的急救電話。

然而，在醫生來到陳伯達家裏的時候，陳伯達已經由于心肌梗塞，心髒已停止了跳動。經過搶救後，陳伯達的心髒沒有恢複跳動。

陳伯達去世後，所在單位負責人來到陳家，與他的家屬商量了後事的處理辦法。

對于陳伯達的後事，子女們都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

綜合各方面的意見，陳伯達被送到北京八寶山，進行火化，使用他原來的名字。

9月28日，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在一片哀樂聲中，40多人排隊來到陳伯達的遺體前，參加了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書，有的是他原來的部下，有的則是他的學生。

那天，由于“沒有訃告，沒有悼詞”，人們都沒有接到正式的邀請來參加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家都是聞訊趕來的。

在陳伯達的遺體前，擺放著那些人送來的花圈，上面寫著：“陳建相先生千古！”

在這些花圈中，有一個花圈署名“劉叔宴”的花圈，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劉叔宴是陳伯達的妻子，但知道他們已經離婚的人卻並不多。

那天，人們都下意識地在人群中尋找，卻沒能發現她的影子。事實上，劉叔宴雖然送來了一個花圈，但並沒有出現在提議告別儀式上。

“陳建相”是陳伯達原來的名字，只不過這個名字已經多年不曾使用，因爲在之前的新聞報刊上使用的，都是“陳伯達”這個名字。

1904年，陳伯達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縣嶺頭村一個破落的秀才之家。在15歲時，陳伯達考入了華僑富商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集美師範學校，在這裏進行了學習。

1921年，陳伯達回到惠安老家，當了一名小學教員，後又前往廈門的一所小學任教。

1924年，在共産黨員張覺覺的幫助下，陳伯達來到上海，在上海大學文學系學習參加了學習。

雖然在上海大學初步接受了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受到了共産主義思想的熏陶，但陳伯達的心裏還是更加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在他人的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

1927年4月下旬，陳伯達在蔣介石進行了反革命政變後，在上海選擇了加入中國共産黨。對此，陳伯達在後來說：

“我是在蔣介石、國民黨清黨大屠殺的時候，在上海申請入黨的。在大屠殺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報紛紛登出共産黨組織被破壞和大批叛徒自首啓事的恐怖中，我自願列在偉大共産黨隊伍中，就免了我入黨的候補期。”

入黨之後，由于上海處在一片白色恐怖當中，陳伯達很難在上海站穩腳跟，便在黨的安排下，與王明、李立山、羅亦農等人前往武漢，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了出版科科長。

不久後，在黨組織的派遣下，陳伯達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一年級二班，參加了學習。

在前往蘇聯的火車上，陳伯達看到他的鄰座坐著一位端莊纖細的南國姑娘，便和她攀談起來。

在聊天的時候，陳伯達知道了這位姑娘叫做諸有仁，四川人，生于1910年，比自己小6歲。諸有仁是羅亦農的妻妹，她之所以去蘇聯參加學習，就是受到了姐夫羅亦農的影響、鼓勵和幫助。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陳伯達與諸有仁幾乎每天都會見幾次面。在三年多的相處中，陳伯達與諸有仁的感情逐漸加深，更是明確了戀愛關系。

1930年，陳伯達從蘇聯莫斯科回國，諸有仁因爲學業未完，便留在了莫斯科繼續學習。

不久後，諸有仁也回到祖國。戀人回來，陳伯達非常高興，兩人相處得如膠似漆。

1931年4月，就在陳伯達和諸有仁准備結婚的時候，陳伯達被派往天津，到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工作，負責出版、編輯刊物《北方紅旗》。

4月8日，化名爲王通的陳伯達，剛到天津就因爲叛徒的出賣，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服刑。

1932年2月，陳伯達被釋放後，在北平西山進行了療養，諸有仁也來到北平，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後來，在陳伯達的主動要求下，北平黨組織給他安排了工作。

1933年，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察哈爾領導成立了抗日同盟軍。不久後，在黨組織的派遣下，陳伯達與諸有仁一起前往張家口，在抗日同盟軍司令部參加了工作。

期間，在吉鴻昌的主持下，陳伯達與諸有仁在張家口如願結了婚。婚後的日子，陳伯達和諸有仁都感覺到是幸福的。

1934年，諸有仁在天津生下了一個兒子。兒子的出生，讓陳伯達著實高興了很久。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隨後，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下，陳伯達來到北平，與李葆華、柯慶施等一道領導當時北平全市學生的總罷課。期間，陳伯達負責執筆起草了北平學生運動的宣傳大綱。

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改組後，陳伯達擔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從此，陳伯達在黨內開始有了一定地位。

1937年7月，北平淪陷後，陳伯達奉命前往天津。期間，陳伯達想要繼續他的著述，便提出了到環境比較安定的延安去工作的要求。

不久後，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陳伯達去延安的要求。于是，陳伯達帶著妻子來到延安。

在延安，考慮到陳伯達曾經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中共中央組織部便安排他到陝北公學擔任教員。後來，陳伯達又到中共中央黨校當了教員。

1938年5月5日，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張聞天兼任了院長。

張聞天是陳伯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期同學，對他很熟悉，便把他調到馬列學院，擔任了教員。這次任職，對于陳伯達來說，是一次很大的轉折。

有一次，毛主席來到馬列學院。張聞天便把陳伯達介紹給了毛主席。這次相識，陳伯達雖然沒有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但畢竟有了和毛主席認識的機會。

那時候，由于學員們聽不懂陳伯達晦澀難懂的閩南話，他只好帶著“翻譯”到課堂上講課。

後來，陳伯達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擔任了出版科科長。

有一次，在有毛主席參加的理論座談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爭論不下的時候，陳伯達抓住機會，發言說：“我認爲，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産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産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聽了陳伯達的發言，毛主席滿意地說：“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

座談會結束後，毛主席還特意將陳伯達留下來，與他進行了交談。當天晚上，陳伯達接到通知，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

陳伯達來到機關合作社食堂的時候，才知道毛主席要在那裏宴請一位美國記者。看到陳伯達進來時，毛主席笑著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

期間，毛主席和陳伯達談得十分投機，了解了陳伯達的具體經曆，對他産生了很大的興趣。

不久後，在毛主席的提議下，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那時候，毛主席經常來到陳伯達的講座上，聽他講課。

經過多次考察後，陳伯達被毛主席看重，擔任了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實際上就是毛主席的辦公室副秘書長，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導下工作。

此後，陳伯達一直在毛主席的身邊工作。後來，陳伯達的職務雖然叫法不同，但一直沒有脫離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這一最重要的職責。

任職期間，陳伯達工作十分勤奮，寫出了許多好文章，其中，《評〈中國之命運〉》的評價非常好。

陳伯達的地位雖然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對家裏的關心便少了許多。他的妻子諸有仁也因操勞過度，看上去比實際的年齡要老上許多，加上各種原因，陳伯達和妻子諸有仁之間的裂痕，也越來越大。

1942年，陳伯達和諸有仁因感情破裂，辦理了離婚手續。兩年之後，也就是1944年，陳伯達與中央黨校工作的余文菲結婚。這一年，陳伯達40歲，余文菲26歲。

余文菲，湖北黃安人，是紅四方面軍將領詹才芳的外甥女。

1938年，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余文菲結識了“老鄉”董必武。後來，在董必武的介紹下，余文菲來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參加了學習，後被分配到中央黨校工作。

在那時候，陳伯達便對年輕漂亮的余文菲動了心，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戀愛。和余文菲結婚後，陳伯達過得非常開心，並又添了一子。

後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余文菲的變化非常大，不僅經常和陳伯達吵架，還影響到了陳伯達的前途。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和余文菲之間的感情出現了很大裂痕，最後走向了破裂。

1949年，陳伯達和余文菲選擇了離婚，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第二段婚姻。

1950年，陳伯達與第三個妻子劉叔宴結婚。這時，陳伯達46歲，劉叔宴28歲。

陳伯達與劉叔宴是在河北平山縣的馬列學院相識的。那時候，陳伯達已經與余文菲的感情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在聊天中，陳伯達知道了劉叔宴的基本情況：1922年，劉叔晏出生在四川灌縣，原名劉肅宴。在16歲時，劉叔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爲黨做過地下工作，還從事過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統戰工作。

此外，陳伯達還了解到劉叔宴曾經結過婚，丈夫叫做劉光。劉光病逝後，劉叔宴帶著小女兒來到延安。

1947年，劉叔晏跟隨中共中央工委，轉移到河北平山縣。

在這裏，劉叔宴進入陳伯達主持工作的馬列學院，參加了學習。恰巧，陳伯達是認識劉光的，對劉光的去世也很惋惜，知道劉叔宴一個人帶著女兒，生活過得很不容易。因此，陳伯達對劉叔宴産生了同情之心。

後來，陳伯達對劉叔宴母女的同情，驅使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給予了她不少關懷。對此，劉叔宴非常感激，逐漸對陳伯達産生了好感，並確定了戀愛關系，最終建立了家庭。

婚後，陳伯達對劉叔宴很是關心。那時候，劉叔晏在北京郊縣通縣雙橋農場擔任副場長，一個星期才能回中南海一次。于是，每到星期天，陳伯達便派車到劉叔宴工作的農場，將她接回來。

陳伯達知道中南海不是一般的居所，住得都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所以他總是小心翼翼，生怕什麽地方出現差錯。每次，車子行到中南海的時候，陳伯達便讓她下車，走回家中，生怕引起他人的不悅。

後來，陳伯達又將劉叔宴的母親接到家裏照顧。對此，劉叔宴非常感激，兩人的婚姻生活也很甜蜜，劉叔宴也爲陳伯達生了一兒一女。

在一起生活得久了，陳伯達也會跟妻子劉叔晏發生爭吵。

每次吵架，劉叔宴的嗓門都很高。陳伯達擔心聲音傳出去影響不好，便趕緊打開收音機，把家中吵鬧的聲音沖淡，不讓外人聽到他們在爭吵。

1967年，陳伯達不僅受到上級的批評，還受到了他人的攻擊，整天顯得心事重重的。

回到家裏後，陳伯達總是悶悶不樂，甚至向妻子劉叔宴甩了臉子。看到陳伯達這樣，劉叔宴怒火中燒，多次和他發生了爭吵。

在爭吵中，劉叔宴直插陳伯達的痛處，言語不善地說：“我看啊，第六個回合該打倒你了，你不用在家裏跟我耍威風！”

剛開始，陳伯達雖然也很生氣，但爲了不激怒劉叔宴，只好選擇了隱忍。然而，劉叔宴後來的行爲，卻激怒了江青。

1968年，因爲開頭提到的那件事情，劉叔宴被攆出中南海，居住在新建胡同裏。

後來，爲了不讓劉叔宴壞事，陳伯達索性動用手中的權力，派了一架飛機將她送到山東，安排到濟南部隊療養所，不讓回來。關于這件事情，陳伯達的秘書在後來說：

“她自己說要回來，派中宣部來人陪她，給上面說了，上面說不讓她回來。後來，劉叔宴就發神經了，在大街上罵人等。當時楊得志在山東，趕緊把那條街封鎖，把兩頭都掐死了，戒嚴了。意思是你愛怎麽鬧怎麽鬧吧！”

1982年，劉叔宴回到北京。經過這樣的大風大浪後，劉叔宴的性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覺得和陳伯達雖然離了婚，但和他還是有過恩愛的。

1989年9月，得知陳伯達去世後，劉叔宴雖然沒來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但卻送來了一個花圈，表達了內心深處的那一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