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老百姓深惡痛絕。電信詐騙不僅嚴重違背做人的誠信原則和法律，還整的受害人傾家蕩産。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會立法嚴厲打擊包括電信詐騙在內的詐騙行爲，將罪犯繩之以法。
那麽，在中國古代，朝廷如何懲罰包括欺詐、詐騙在內的不誠信犯罪行爲？
第一，從上古到漢朝時期，中國商業處于相對落後的狀態，史料上幾乎沒有關于民間懲罰詐騙犯罪的曆史記載。
欺詐和詐騙是侵害財産類的違法犯罪活動，而詐騙犯罪要想“正常活動”得有個基本的“生存條件”：商業發達。商業發達，老百姓的手裏都有閑錢了，騙子才可能有可乘之機。但至少在上古到漢朝的中國曆史上，由于朝廷長期執行重農抑商的國策，遏制商業發展，至少在民間領域，在唐朝之前是幾乎沒有關于欺詐、詐騙活動的相關記載。只有針對于貴族、諸侯的詐騙記載。
具體來說：
《尚書》記載：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誘臣妾”爲騙走奴隸，而奴隸爲貴族的私人財産。這就表明，周朝時期的詐騙主要是關于奴隸主貴族爲被害人的犯罪。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商人給周天子賣布帛不得有欺詐行爲，不能以次充好。《禮記》 中有商人賣水果不能以次充好的規定。但對于民間的商業類欺詐、詐騙等具體的犯罪行爲的懲罰，還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
第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交流融合日漸繁榮，商品經濟逐漸發展，官府對欺詐詐騙有了較爲明確的規定，比如晉朝法律曾規定，“背信藏巧謂之詐”。違背誠信作奸犯科，就是詐騙欺詐。
第三，唐朝商業發達，法律制度逐漸健全，官府有了商業欺詐行爲的懲罰制度。
唐朝是繼漢朝之後，中國曆史上出現的又一個大一統強大國家。相比較漢武帝重視農業遏制商業發展，唐朝曆代皇帝的治國之策有了明顯不同：隨著生産力的發展，以及對外交往的加劇，在國內形勢統一之後，唐太宗時期就開始發展商業，廣州、揚州、福州、南昌、成都，包括唐首都長安城都成爲國內商品經濟發達的城市。來自國外的商人做生意絡繹不絕，長安城的西市和東市熱鬧非凡，好一片盛唐繁華。
第四，到了宋朝時期，商業高度繁榮，官府對民間商業欺詐、詐騙行爲的懲治進一步升級，法律更加細化。
宋朝是中國社會的重要轉型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宋朝帶來了豐富多彩的業余文化生活，首都開封和杭州的商業繁榮絡繹不絕。“風雅頌”時至今日都被曆史票友們津津樂道，但伴隨著商品經濟發達影響下的詐騙犯罪，宋朝政府對欺詐詐騙的懲罰可是一點也不手軟。
宋朝的詐騙主要分爲：
商業詐騙：比如賣假藥等假貨，今天人人喊打的注水豬肉，在宋朝相當普遍。
經濟詐騙：制造假文契侵占他人財産，或者以其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産的手段，這種詐騙手段和今天的詐騙手段如出一轍。
司法詐騙：鑽國家法律的空子騙取財物。在財産繼承方面，有不懷好意的人采取僞造遺囑的方式騙取財物。
宋朝懲罰詐騙的措施有：
財産懲罰：宋朝法律曾經規定，商業欺詐詐騙，騙取他人財物的，會責令商鋪整改，或者將財物歸還原主，情節較重的會沒收其財産。
刑事處罰：財産懲罰不會震懾某些情節嚴重的犯罪行爲。爲了嚴懲詐騙，宋朝法律規定了刑罰：杖殺和棄市。杖殺就是將詐騙犯亂棍活活打死。棄市就是將詐騙犯在鬧市區處死。
行政處罰：參與詐騙活動的官員會處以降薪、降職等處理。
第四，明朝時期，商品經濟再次繁榮起來，明朝法律將詐騙罪和盜竊罪相提並論。清朝懲罰詐騙的法律和明朝沒有太大的差別。
朱元璋登基之後，國內發展農業，對商業不太重視。到了明朝的中期之後，明朝商業逐漸發展起來。詐騙手段甚至超過了宋朝。明朝人張應俞還寫了一本書，名叫《新刻江湖杜騙術》，來揭露明朝的各類詐騙行爲。明朝後期還出現了騙子用假藥冒充真藥，實施詐騙的行爲。
清朝時期，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商品經濟一度繁榮，各類詐騙手段又層出不窮。
明朝和清朝的法律都把詐騙犯罪和盜竊犯罪相提並論，畢竟這兩種犯罪都是以非法手段獲取他人財物的行爲。
《大明律》《大清刑律》曾規定：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准盜論。
通過以上的介紹就能看出，中國古代欺詐、詐騙犯罪的懲罰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有商人不能賣假劣布匹的行爲，但民間詐騙欺詐的懲罰沒有記載。秦漢到隋唐之前，中國社會的整體基調爲“重農抑商”，再加上三國到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發，朝廷都在忙著打仗，商業發展空間更小。這一時期懲罰詐騙的手段少見記載。
唐朝時期，懲罰詐騙欺詐的法律開始成文。宋朝商品經濟發達，對詐騙懲罰進一步細化，懲罰全面升級，甚至判處死刑。明清沿襲宋朝對詐騙懲罰的規定，並將詐騙和盜竊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