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東朗

導語：王明是一個典型的教條主義者，他憑借共産國際背景而一躍成爲中國共産黨的重要領導人。他把馬列主義絕對化、把共産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雖然他在事實面前一再碰壁，但碰壁後，他仍心有所恃而堅持錯誤。

在他的錯誤主張被否決後，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從失落中反省，而是糾纏于錯誤，責怪別人，暗中诋毀毛澤東，甚至向共産國際告狀。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的錯誤主張遭到毛澤東等中央委員的抵制。這是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合影。前排左三爲王明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王明是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回國的。這時，中國正在進行艱苦的抗日戰爭。共産國際從蘇聯希望中國牽制和消耗日本，使日本無法向北進攻蘇聯的戰略考慮，也從擔心中國共産黨與曾經過10年血戰的國民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後，能否正確地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考慮，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王明回國“幫助中共中央”。

王明一回國，就向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發起了挑戰。他要求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他對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許多批評，他批評說：“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産黨的地位，共産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現在不能空喊資産階級領導無産階級或無産階級領導資産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産階級領導是不行的。”又如：“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

再如“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遊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的鬥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顯然，這些指責都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

王明只注意了斯大林看重國民黨力量、強調與國民黨聯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斯大林提出的另一面“對于中國共産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他教條地照搬法國人民陣線的經驗，主張：“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經濟，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

在組織上，他以“欽差大臣”自居，將自己淩駕在黨中央之上。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俨然把自己作爲黨的核心。尤爲突出的是，他不經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文章和談話，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漢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1938年3月未經中央通過就在武漢《群衆》月刊發表自己撰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並不經中央審閱就交與國民黨。

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後，他致電中央：“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可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要發表”，“否則對黨內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對于毛澤東，王明極不尊重。他事先不征求毛澤東的同意，用毛澤東名義發表一篇2月2日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的談話；拒絕在《新華日報》刊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並將自己對該文的不滿帶給共産國際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決策提出許多批評，擅自將長江局的文件散發全黨。

凡此種種，不僅嚴重地幹擾了毛澤東的領導，而且使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變得十分微妙。

王明的右傾主張很快在蔣介石堅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壓制共産黨的事實面前遭到失敗。共産國際根據任弼時所作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産黨的工作與任務》的報告，對毛澤東的領導和中國共産黨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新的政策，中國共産黨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第二，“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爲首解決統一領導的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共産國際的指示，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産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錯誤。王明向毛澤東發起的第一次挑戰失敗了。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批評，他指出：“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麽，它不同意怎麽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但是，對王明個人，毛澤東采取了與人爲善、寬容和同志式幫助的態度。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針對對王明問題的討論，毛澤東說，王明在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得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兒，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曆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在對毛澤東的挑戰失敗後，王明轉而對毛澤東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六屆六中全會上，他表示尊重毛澤東是黨的領袖。他說，對毛澤東在會議上的報告，“我都同意”；全黨必須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譬如北辰而衆星拱之”。六屆六中全會後，在許多報告、講演和文章中，王明大講毛澤東是“中共領袖”，是“我們最敬愛的同志”，“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共中央”，等等。

並在延安第一個舉起了“學習毛澤東”的旗幟。在5月3日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大會上，他頌揚說：“毛澤東同志現在不僅是共産黨中央和共産黨全黨團結的核心，不僅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團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國無産階級和人民大衆衆望所歸的團結中心”；“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在理論上，毛澤東“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多，真正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真正地善于把馬列主義靈活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是偉大的理論家”，《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于建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針，同時也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問題的新貢獻”。

1938年4月，王明和周恩來、吳玉章（左一）、羅炳輝(右一)在武漢

實際上，王明擁護毛澤東領導的講話是迫于共産國際的壓力、迫于當時的現實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頌揚毛澤東英明偉大的同時，王明卻文過飾非和堅持錯誤。1939年5月，他撰寫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仍然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6月，在《十七年來的中國共産黨》一文中，繼續宣揚他在1938年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中的觀點。1940年，他將其“左”傾路線的代表作、寫于1931年的《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再版。

毛澤東曾多次幫助王明認識錯誤。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總結過去的經驗，對于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後不犯重複的錯誤。”並明確指出：“1937年12月會議否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錯誤的，這一口號到六中全會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又指出“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是有些錯誤的”，要求黨內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王明置若罔聞，采取了拒不認錯的態度。

1941年10月，王明發覺有機可乘，便向毛澤東發起了新的挑戰。這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爲防止日本配合德國向蘇聯進攻，要求八路軍對北平、張家口、包頭一帶的日軍發動進攻。由于當時正處在敵後抗戰最困難時期，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答複說“我們決心在現有條件下以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但“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目前每支槍平均只有子彈20發）。

因此，我軍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顧一切犧牲地動作，則有使我們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結果對中共或蘇聯都是不利的”。但蘇聯、共産國際對毛澤東這一根據實際、從長遠考慮的答複感到不滿。10月初，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發來一封質詢電報，提出15個問題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蘇聯受到德國入侵的嚴重關頭，中共准備采取什麽行動來援助蘇聯？面對日本在華北地區加強進攻，中共准備如何改善國共關系？如果中共因爲其尖銳對立的態度而破裂與蔣介石的合作關系，那還能與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辭頗含責備。

王明認爲這是共産國際對毛澤東的否定，回顧曆史，他當年就是利用共産國際對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共領導崗位的。他說：“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後來就有文章的。”于是，便發起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新攻擊。

10月7日晚，當毛澤東與王稼祥、任弼時到王明住處商量向季米特洛夫複電時，王明向毛澤東提出了一連串責難。10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又作長篇發言，進一步指責毛澤東。

他說：黨的抗日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統一戰線時期將反帝反封建“含混並舉是不妥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政權問題和經濟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資（産階）級，這是缺點”；在反對頑固派的反共摩擦中“有些鬥爭是可以避免的”，“對地方實力派消滅過分，對地主搞得過火”。提出“我們必須與國民黨的關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上，可提出“與國民黨大同小異（形式上）”，而現在是“小同大異”；中央應向國民黨當局“承認是地方政府，承認國民政府的領導”；“我們今日還不希望國民黨實行徹底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問題要向蔣聲明，向國民黨說清楚”；“今後階級鬥爭要采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鬥爭的前面，而使廣大群衆出面，黨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

同時，美化他的右傾錯誤並尋求翻案——我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後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他在長江局工作時“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個別缺點是“強調鬥爭性不夠”；在組織上“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他咄咄逼人地對毛澤東說：“你是黨的領袖，我的話對否，作結論權在你！”並表示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産國際去打官司。

但是，王明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的言論和態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的一致反對。陳雲、凱豐等人明確不同意王明的觀點，並指出王明與許多錯誤有關，而其與中央的關系是各種錯誤的根源。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國後的言論與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意思是不同的，比如關于政權問題，斯大林說，將來你們軍隊到了那裏，政權也會是你們的。關于戰略問題，斯大林說，打日本不要先打頭，這實際上便是要打遊擊戰爭。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對于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

任弼時說，我與恩來在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找我們談話，說到王明同志一些缺點，要我們告訴毛主席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只對毛主席說過。前幾次毛主席與王明同志談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他還不願意接受。

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則問題。在今天書記處會議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對我說的問題談出來，幫助王明同志來了解問題。曼努伊爾斯基問我：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是否想團結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季米特洛夫說“王明缺乏工作經驗”，“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據共産國際的幹部反映，有一次王明與米夫到一個地方參觀，米夫向別人介紹王明爲中國黨的總書記時，王明居然默認。任弼時批評說，根據共産國際領導人說的這些話和王明回國後的表現，他確有“欽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問題是個人突出，自以爲是，對國共關系問題，有原則上的錯誤，特別是忽視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複活。

毛澤東最後發言指出：王明在武漢工作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性的錯誤，王明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他許久，最近我和他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他認爲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爲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産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鑒于王明提出的問題關系重大，毛澤東提議把這個問題拿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展開討論。

在受到與會同志的一致批評，尤其是從王稼祥、任弼時的發言中獲知共産國際領導人對自己印象不佳、有許多尖銳的批評後，王明頓時感覺到賴以向毛澤東挑戰的條件不存在了，只好偃旗息鼓，迅速退卻。13日，他突然生病，並向中央領導人表示同意毛澤東對他在武漢期間錯誤問題所作的結論。（即：“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王明的這一次挑戰又草草收場了。

在原則問題上，毛澤東與王明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毛澤東的基本立場是弄清是非，團結同志，因此仍對王明十分寬容。這表現在：一，在決定把王明提出的問題拿到政治局討論時，還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時，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必說共産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批評。二，對王明在武漢時期錯誤的定性比較輕。

毛澤東在10月1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王明生病，關于武漢時期工作只好停止討論。關于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就以10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的意見作爲定論。10月8日書記處的意見是什麽呢？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有四個方面的錯誤：（一）對形勢估計，主要表現是過于樂觀；（二）對處理國共關系，沒堅持獨立性和鬥爭性；（三）軍事戰略，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四）在組織上，長江局與中央關系是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打電報給中央或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

但結論就是一句話：“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毛澤東委托任弼時向王明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工作，路線是對的，但個別問題上的錯誤是有的，我們就是這些意見。如他還有什麽意見，等他病好後隨時都可以談。”對這個定性，王明是表態接受的。

但是，王明言不由衷。此後，他玩弄兩面手法，在公共場合表示承認錯誤，在私下則爲自己鳴冤叫屈，挑撥離間。他見王稼祥時說：毛這個人太厲害，睚眦必報，現在整我們，你過去也反對過他，你也跑不了的。見博古說：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擔心，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後來就有文章的。見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懲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恩來同志從莫斯科治傷後返回延安，傳曼努伊爾斯基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麽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要特別反對你。並對張聞天說：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麽話都隨便說，所以遭了毛澤東的忌。

1943年春，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王明認爲劉少奇新回中央，就又把1941年夏秋間對毛澤東的意見告訴了劉少奇，要劉少奇主持公道。劉少奇認爲這是原則問題，立即提議並隨後提到政治局會議上。但當王明知道劉少奇並不支持他時，就又表示放棄他的意見。

這年12月1日他在寫給毛澤東並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信中說：當我和少奇同志談後，我很快即感到這是不對的，因爲我已經向毛主席說過，我不再談自己的這種意見，所以當少奇同志提議把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討論時，我曾再三地、堅決地不同意。當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將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政治局已經決定由少奇、弼時、稼祥三同志來和我談這個問題時，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棄這些意見，不願再談。同時，我又請了毛主席來我處，向他聲明我絕不堅持自己的這些意見，請求不必再談。

1943年7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後，他又對周恩來說：現在整風不過剛剛開始，你我錯誤一樣的，一定會整到你頭上去的。

王明這些挑撥離間的話，受到上述同志的拒絕。

同時，王明還向共産國際領導人告毛澤東的狀。

非常湊巧，王明與一位蘇聯人，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叫孫平）的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系。1942年春，正在與德國進行鏖戰的蘇聯政府得到日軍在中國東北調動和集結的情報，再一次擔心日本配合德國進攻蘇聯，使蘇聯受到兩面夾擊。于是，要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向東北的日軍進攻，牽制日軍。爲此，特派孫平以共産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和塔斯社記者的身份來延安工作。1942年5月，孫平來到延安。

孫平實際上是一名軍人，他來延安，是來監督中國共産黨的工作的。當時，蘇聯政府和共産國際領導人對正處在抗戰最困難時期的中國共産黨頗不理解，對中國共産黨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大規模發動對日本軍隊的作戰不滿意。孫平就是帶著這種成見來的，因此，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有許多的偏見、不滿。他很快就與王明有了共同語言。王明的告狀，就是通過他掌握的電台而遞達共産國際領導人的。從現有的材料看，王明向共産國際領導人告狀的內容主要有兩方面。

一、指責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線，集中在與國民黨的關系方面。據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王明起碼給了他三次這樣的內容。

第一次是1943年2月1日，“收到王明（發自中國）關于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存在分歧的電報。他認爲毛澤東執行的政策不符合共産國際關于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他請我們加以幹預，以避免黨分裂。電報是發給斯大林和我的”。

第二次是1943年12月，王明在給其女兒（寄養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裏，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幹預。

第三次，是1944年3月。關于這次告狀的經過，孫平在所著《延安日記》裏講得很清楚：“我設法得到毛澤東的准許，讓奧爾洛夫（全名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奧爾洛夫）去探望王明……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給他查病時，王明要求他發一份電報給季米特洛夫同志。王明口述了電稿。奧爾洛夫答應立即通過我們的電台把電報發出。王明叫他不要把發電報的事告訴任何人。”

在這封電報裏，王明一如既往地告毛澤東的狀：“最近一年，在黨內開展了以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爲基礎重新審視黨的全部曆史的運動。他被宣布爲中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中國化馬列主義的主要代表。”企圖以此引起季米特洛夫等對毛澤東的反感和不滿。同時，他一方面表白自己的被迫無奈和可憐處境，“我對毛澤東的態度一如既往，因爲我把他作爲黨的領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盡管過去我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展的重大運動中的一些個別問題上有個人之間的分歧”。“因此我已經既在口頭上，也在書面上向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聲明，反對‘李立三路線’的鬥爭和確定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都是毛澤東的貢獻，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認爲的那樣。我還聲明，我放棄一切有關政治分歧的爭論。”

另一方面則希望季米特洛夫過問和幹涉，“我意識到您能提高我們黨的威信，這在沒有共産國際的條件下是特別重要的”。爲引起季米特洛夫的同情和對他的支持，王明還再一次表示了他的效忠：“（一位）同志告訴我，他系統地向您通報了有關所有這些問題的情況。我不了解在這方面您對哪些事情感興趣和對哪些問題不清楚。請給予指示，我將作複。”

二、誣告毛澤東對他進行迫害。1941年10月，王明在向毛澤東第二次發起挑戰失敗後，患病住進當時延安條件最好的中央醫院。但是，在治療過程中卻發生了醫療事故。王明是因爲心髒病住院的，但不久又出現便秘和卡塔爾性黃疸。按照當時的醫療條件和技術水平，在靜脈注射葡萄糖的同時，清瀉藥用甘汞。但是，主治醫生金嶽茂擅長婦産科，不大熟悉內科，在治療中有一些錯誤處理：甘汞本應用粉末劑，可他給用了水劑加重量；本不宜長久使用，但他用的時間較長。結果導致王明病情加重，檢查發現王明的尿液裏含汞。

當時延安白求恩和平醫院醫療主任黃樹則回憶這次事故時說：“王明說金嶽茂用藥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當時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傅連組織人會診。”1942年6月，當時的中央醫院院長傅連約請馬海德、蘇聯派在延安的醫生奧爾洛夫等組織會診，認爲在對王明的治療中使用甘汞是可以的，但由于使用的時間過長，導致病情加重，是一次醫療事故，主治醫生金嶽茂對此負有責任。

金嶽茂也爲此作了檢查，後來由于王明夫婦的反複告狀，將之隔離審查。很快，通過孫平的電台，把王明的病情報給了共産國際。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7月6日的日記裏寫道：紅軍情報局人員“通報說，王明臥病治療九個月後，現已瀕臨死亡”。

這次醫療事故發生後，中共中央采取了許多措施爲王明治病。如請蘇聯醫生奧爾洛夫參與治療，請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著名中醫李鼎銘運用中醫治療等，在生活方面大力滿足王明的需求。王明夫人孟慶澍1943年11月15日在“給任弼時、富春同志轉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中說道：“有時感覺到爲了王明同志的病，黨花了很多錢，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麽給什麽，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還常常去電重慶、西安等地爲王明買藥、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但在一段時間裏，治療效果並不明顯。于是，王明提出到重慶等國統區去治療。由于此時周恩來、林彪在重慶與國民黨代表的談判陷于僵持狀態，國共關系沒有好轉，國統區白色恐怖嚴重，考慮到安全的因素，中共中央沒有同意。繼而王明又提出到蘇聯治療，中共中央同意了。194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致電周恩來，向蔣介石提出允許蘇聯飛機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蘇治病。30日，在重慶的周恩來、林彪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來電：王明、稼祥病重，不論彼方允否，請提出要求。

但是，此時交涉蘇聯飛機來延安的難度非常大。一方面，國共談判進行得頗爲艱難，國共關系不得到改善，此事難以解決。1943年6月4日，在長時間停頓後，雙方代表再一次會談，但仍無進展。事後，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說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蘇聯治病事，因恐國民黨方將這事同談判聯系在一起，不易答應。擬見蔣時或下次再向張（治中）提。因此，聯系飛機之事就拖下來了。另一方面，此時國民黨政府對蘇聯飛機入境的限制變得非常嚴格。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與國民黨的關系嚴重逆轉，蘇聯飛機入境非常困難。

然而，王明卻認爲毛澤東不願讓他離開延安，以此報告了共産國際領導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在日記裏又寫道：“來自延安的有關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須到成都或蘇聯治療，而似乎毛澤東和康生不想放他離開延安，擔心他會提供于他們不利的情報。”

盡管如此，中共中央還是積極爭取解決王明到蘇聯治療的事。如1943年9月9日，毛澤東和已經回到延安的周恩來致電董必武，再一次提出解決王明去蘇聯治病的問題。

實際上，遠在蘇聯的季米特洛夫不久也知道了王明不能立即赴蘇聯治療的症結所在。因此，當蘇聯情報部門人員談到王明來蘇聯治病問題時，他寫道：“我建議他去找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要其取得蔣介石對王明赴蘇的許可。”

蘇聯飛機來延安的問題久久得不到解決，而王明的病經過李鼎銘運用中醫治療，逐漸好了起來。其赴蘇治療隨之作罷。

王明及其作品

王明的告狀，多少使季米特洛夫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産生了一些誤解。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的長信，就是一個佐證。季米特洛夫在信裏說：“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況”，“我個人不能不友好地說出中國共産黨內的情況使我感到的不安。”季米特洛夫具體指出：“我認爲，削弱同中國的外國占領者的鬥爭，偏離正在出現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傾向，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

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時期，這樣的方針會給黨造成一種威脅，使黨在人民群衆中處于孤立的境地並會導致內戰危險的加劇，對此可能只有占領者和他們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感興趣。我認爲，開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責他們推行共産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他們正在把黨推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于黨，而應當維護他們並盡一切辦法爲黨的事業而使用他們。使我感到擔憂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黨的幹部中有一部分人對蘇聯懷有不健康的情緒。”

爲了消除季米特洛夫的誤解，毛澤東多次去電介紹情況，說明中國共産黨的基本政策和各方面的情況，做了許多解釋工作，逐漸化解了季米特洛夫的疑惑。

從根本上說，王明告狀的目的沒有達到。王明告狀，目的是要季米特洛夫進行幹涉，壓制並否決毛澤東。對此，季米特洛夫曾明確拒絕。他告訴王明：“你們的黨內事情，請你們設法自己解決。由我們從這裏幹預，現在來說是不恰當的。”1943年1月15日，當蘇聯情報部門人員將所謂毛澤東不想放王明離開延安治療的電報交給季米特洛夫後，季米特洛夫的態度是：“我勸偵查局的這位代表不要幹涉中國共産黨人的這些內部事務。”

但是，王明心有所恃，在錯誤方面越陷越深，終至不能自拔。如上所述，毛澤東在1941年9月至10月間的政治局會議後，對王明是寬容的。但在獲知王明在背後的小動作後，對其這種兩面派手法，非常不滿。

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上揭露說：王明最近兩年，一面養病，一面還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志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我們要有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准備。這年7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民黨企圖進攻陝甘甯邊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事件時，指出：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是投降主義的錯誤。

他說：抗戰以來，我黨內部有部分同志沒有階級立場，對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國民黨對我進攻、對我大後方黨員的屠殺等沒有表示義憤，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國民黨打共、捉共、殺共、罵共、鑽共，我們不表示堅決反抗，還不是投降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認爲中央路線是錯誤的，認爲對國民黨要團結不要鬥爭，認爲他是馬列主義，實際上王明是假馬列主義。“我們黨內要把曆史問題弄清楚，同志們准備意見，要進行討論。”8月3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對王明的錯誤提出批評。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抗戰初期黨的政治路線展開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爲王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是“新陳獨秀主義”。並由此考察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的政治路線，揭發王明與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關系，認定“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王明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與他談話，告訴他中央政治局正在討論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教條主義宗派的錯誤，包括王明的錯誤問題，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12月1日，王明寫了一封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他在信中承認，他1941年10月初與毛澤東講的關于國共關系和中央政治路線問題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因爲早經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見都是錯的，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爲決定”。

並表示：“我請求毛主席將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討論的有關我的其他錯誤和缺點給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時我也請求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時間來給我以指導和教育。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與教育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當六屆七中全會審議《曆史決議草案》時，他致信會議，表示對曆史決議和決議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與估計“完全同意和擁護”。然而，他又不甘心失敗。七大後，王明又一次次地拒絕承認錯誤，拒絕自我反省。

爲了挽救他，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曾多次與他談話，黨的七大、八大都選他爲中央委員，而他卻固守錯誤，並越走越遠，最終被曆史所淘汰。

本文爲《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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