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遂
一、童年我出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家住湖北省當陽縣王店區王店公社同心大隊第五生産隊，是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出身。雖有祖遺田地十三畝，但是還老賬還不夠。所以我出生後，家境很窮，曾經吃過樹皮草根。冬天還打著吊胯（光屁股）在山上打柴禾，這對我養成愛勞動和愛與窮人打交道的好習慣是一個鍛煉機會。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我仇恨舊家庭，成了我後來鬧家庭革命的根源。
我父親是滿清秀才。他雖窮，但地主的臭架子還是擺著的。我曾經說：“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對于我的父親，並不算過火。
我父親是個有魄力、有雄心壯志的人。他在二十二歲中秀才後，在家裏“閉關”三年，日夜苦讀。曾經七下武昌參加科場(即中舉)考試，僅僅一次試卷被推薦，但未中舉，之後他把他一生向上爬的心思，完全寄托在我的身上，“望子成龍”。
我有七姐妹，三兄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八”,在兄弟排行中我是“老三”。
我的父親一生以教書爲業，每年學錢收入約四十串，這是家庭經濟生活的主要來源。他曾經在當陽縣城裏教過幾年學。縣城裏陶啓鳳、張升臣等廪生，秀才陶儀、陶翔鳳等，都是他的掌門弟子。所以我後來在當陽工作的時候，這一批人都是幫助我的。
我母親是個中農家庭的女兒，不識字。但她有一種織土布的技能：三丈二尺長，一尺二寸寬的土大布，她一天織一個；漿、刷、遷、過扣、過雛，都是她一手包辦。這就成了我們家庭經濟生活的有力的助手。
一八九二年冬，我從父親在家裏讀孔孟之書，學李杜之詩，研究程朱的唯心主義哲學。當時我反對學八股文章，我能夠寫一點時事論文和舊體詩詞了。
由于我的父親“望子成龍”的心切，他對我的教學方法是“講、讀”並進。首先就講《論語》,連朱(熹)注都要背熟，拿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來說，真是一道難關。所以我時常被罰長跪，頭上被打得大包小包，吭也不敢吭一聲。只有母親背後替我摩摩包，搞一點葷菜埋在飯碗裏給養傷。真是“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啊!”
父親時常教導我說：“爲人要立大志，做天地間第一等事，光大門庭，流芳百世。”我也曾經立下了大志：如若達而在上，就學伊尹相太甲，周公輔成王，澄清天下；如若窮而在下，就學龔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除暴安良，作一個名臣循吏。
由于父親七下武昌，又在當陽縣城裏教了幾年學，眼光比較遠大，他認爲時代變了，我如果還在山溝裏讀書，是沒有出路的。乃叫我到武昌去報考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新學校。傳說這種新學校，只要被錄取了，學生就只出一個光人，一切費用，都是官費。這我當然是求之不得°于是我于一九〇四年夏曆正月十五之夜，背著行李，離開了我這個可恨的古老封建家庭。當時，我曾寫了這樣一首詩：
喜看雛鳳出樊籠，壯志淩雲向九重。
踏上固陵真得意，鐵琶高唱大江東。
二、求學我離家時，父親給他在當陽教學時的老朋友王鍾麟寫了一封委托信。
自同治四年（1865年）起，王鍾麟時年24歲，他在京師同文館做漢教習。
王鍾麟一九〇七年66歲，通過了了袁世凱的舉貢考試，任外務部主事。當時他住在武昌大貢院前的慶雲老客棧”,充任漢口某報館的主筆。這裏也是我父親下武昌住的老棧房,托他照顧我。
王鍾麟也是在古廟裏苦讀出身的窮人。他的父母在當陽縣城裏開鴉片煙館度日，爲王鍾麟所不齒。
王鍾麟對于國際國內形勢，了如指掌。他一有空就教導我說：滿清皇室貪汙無能，對內只知出賣國家的主權，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而對于自已則是極端荒淫無恥；對外只知捧列強爲父，百依百順。列強憑借各種不平等條約，剝削中國老百姓血汗，比滿清王朝更加厲害，逼得廣大中國窮人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風行一時，形勢大好，滿清的命運，已不長了。
我以一個老山溝裏的土包子，得以略知世界形勢者，乃王先生教導之力也。這是我一生所感激的。
可是在一九一一年滿清還未被推翻時，王鍾麟就因母死回當陽原籍守制，又與當陽縣城裏一幫反革命分子苗瑞雲等搭上鈎了，實際上是被苗瑞雲出賣了。當一九一一年十月，駐軍唐犧支在宜昌起義後進攻荊門縣，路過當陽時，苗瑞雲等誣控王鍾麟危害地方人民的十大罪行，送了錢，請求鄧金彪就地正法。鄧金彪接受了苗等的請求，把王鍾麟押到當陽南門外校場壩砍頭了。死後無嗣，當陽同鄉張元音等葬王鍾麟于長坂坡下子龍畈，一杯黃土，預地盡矣。
一九一七年暑假時，我從二校回家，路經王墳時，曾寫如下的詩句：
年年歸去此經過，後嗣無人喚奈何!
漢寢唐唐無麥飯，山溪野徑有風波。
文章報國清廷少，冤憤如公史上多。
我是當年陶鑄者，孤墳憑吊淚滂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