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聿溫

1971年6月3日，林彪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

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涉及空軍兩架飛機出逃。一架是林彪專機256號三叉戟飛機，最後墜毀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機上9人全部死亡。另一架是專機師3685號直升機，最後出逃未遂，迫降在北京懷柔北部山區，機上1人被槍殺、2人自殺、2人活了下來。

1971年9月13日淩晨，林彪等人乘256號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出逃。緊接著，還有一架3685號直-5型直升機，從北京沙河機場起飛出逃，目的地是蒙古國的烏蘭巴托。但是，由于飛行員陳修文等的英勇搏鬥，直升機出逃未遂，迫降在北京懷柔縣（今懷柔區）沙峪公社的一片河灘上，從而截獲了一批武器、秘密文件和軍事地圖，並留下了活口，這才使林立果的驚天陰謀得以暴露于世。在這起直升機事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陳士印、陳修文等人。最終結局令人震驚：周宇馳、于新野畏罪自殺；李偉信放了空槍活了下來，後被判刑；陳士印被審查後安排轉業；陳修文被周宇馳槍殺，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忠誠戰士”光榮稱號。那麽，3685號直升機出逃未遂事件的前後經過是怎樣的呢？

1971年8月15日，毛澤東乘坐專列離京到南方視察，一路找各地幹部“吹風”，爲解決林彪問題造輿論、作准備。

毛澤東到南方視察談話的矛頭直指林彪、葉群、林立果，有些話說得很重，聽到的人無不驚出一身冷汗。毛澤東再三叮囑，對他的話要保密，不許外傳，更不許往北京傳。但是，到9月5日晚，毛澤東談話的內容還是有人密報給了林立果、葉群和林彪。得到密報後的林彪、葉群、林立果，恐懼和惱怒的反應可想而知。

毛澤東此次到南方視察，時間安排原定在杭州、上海多待些日子，到國慶節前回北京。葉群也正是這麽估計的。她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說：“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勞。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時間，國慶節前回北京。你要注意掌握毛主席的行動，及時報告。”孰料毛澤東一反常態，出其不意，于9月12日提前離開了上海，在上海也沒下專列，回京前更是誰也沒告訴，連周恩來都不知情。

毛澤東突然改變行程，打亂了林立果的反革命部署。當時他正連續三天，在北京“小艦隊”據點裏策劃如何暗殺毛澤東。聽說毛澤東已經離開上海了，他知道大勢已去，謀殺落空，經和葉群電話密謀，決定采取第二個方案：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把周宇馳、江騰蛟、于新野、王飛、李偉信等“小艦隊”骨幹成員召集到空軍學院據點策劃南逃。林立果說：“情況緊急，我立即轉移，由周宇馳同你們談談。”周宇馳分析了形勢，決定晚上進一步開會，研究第二天即9月13日南逃廣州的行動方案。林立果布置完這些，便于當晚乘坐256號三叉戟飛機飛往北戴河，去見林彪、葉群。

根據林立果的授意，周宇馳他們擬定了南逃廣州的計劃。

林立果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當晚8時多在山海關機場落地。他走進駕駛艙，對機組人員說了這樣一番話：“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這架飛機，人民解放軍戰士要聽林副主席的指揮，關鍵時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謝謝大家！”

按照林立果的部署，如果不出意外，9月13日上午，林彪、葉群和大小“艦隊”成員，將乘飛機前往廣州。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偏偏出了意外。意外的起因，是周恩來查問和封鎖256號三叉戟飛機。而周恩來的動作，則起源于林立衡（豆豆）的報告。

林立衡是林彪、葉群的女兒，但母女二人曆來不和，關系極爲緊張。此前，當林立衡聽說身爲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葉群在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錯誤，正在寫檢討，且屢屢不過關時，竟有些解氣地說：“主任（葉群爲林彪辦公室主任）幹的壞事太多了，也應該整整她了！”

林立衡和葉群的恩怨說來話長，這裏不去過多涉及。問題是當葉群9月5日得知毛澤東南方視察談話的密報後，惶惶不可終日，開始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繼而和兒子林立果密謀，決心铤而走險，並爲一旦不成功就出逃作准備。9月7日，在她的嚴令下，林立衡和正在談戀愛的張清林立即飛到北戴河。

12日晚，她又安排林立衡和張清林舉行結婚儀式，但在林立衡強烈反對下，才改爲訂婚儀式。而神秘消失了幾天的林立果，也對外以“趕回來祝賀”爲由，出現在北戴河林彪別墅。此前幾天，林立衡聽了林立果關于謀殺毛澤東、策動政變，實在不行就跑到廣州或蘇聯去的打算後，曾苦苦相勸，但林立果聽不進去。于是林立衡便開始在林彪警衛人員李文普、劉吉純和內勤人員陳占照、張恒昌等人中放出口風，說葉群、林立果圖謀不軌，到時候要將林彪“弄走”，請他們注意防範，一定不要讓林彪上飛機。由于林家成員間關系錯綜複雜，而且葉群曾散布過“豆豆精神不正常”的輿論，出于紀律和政治、生活常識，這些人當然對林立衡放出的口風不予相信。

9月12日晚，林立衡得知林彪、葉群、林立果要“跑”的消息後，就報告給了駐北戴河的8341部隊，要求他們阻止林彪上飛機。8341部隊負責人開始將信將疑，但最後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層層上報到北京。周恩來聽到報告後，立即向李作鵬、吳法憲查問256號三叉戟飛機情況。當聽說飛機飛到了山海關，發動機出現故障後，周恩來先後指示：飛機修好後馬上回京，不准帶任何人；飛機如果起飛，必須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同意才行。

深夜11時半，周恩來又打電話給葉群，以夜航不安全爲由，勸葉群不要起飛。最後，周恩來甚至說：“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而且，周恩來已經讓吳法憲給他准備一架去北戴河的飛機了。周恩來的這一通電話，讓心中有鬼、做賊心虛的葉群心驚肉跳。敏感的她以爲周恩來發現了他們的陰謀，而且，她知道周恩來在查問和封鎖256號專機，覺得再不逃跑，就跑不成了。于是，經與林彪、林立果密室面商，決定事不宜遲，立即連夜出逃！

林立果和林彪、葉群放棄南逃，改爲北竄，是倉皇中決定的。他打電話告訴周宇馳：“首長馬上就走，你們越快越好！”周宇馳可不是林彪，沒有專機可供外逃，只有絞盡腦汁運用欺騙手段，弄一架直升機逃命。

本來，周宇馳已經學會開“雲雀”直升機，但是所有“雲雀”直升機都停放在西郊機場。他知道當時西郊機場已被控制，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正在那裏坐鎮指揮，他不敢前去，只有另外打空軍沙河機場的主意。

1966年底，林立果與葉群、林豆豆、吳法憲（左一）合影

周宇馳想到了直-5直升機，想到了他的教員、副大隊長陳士印。

陳士印1964年7月從空軍六航校畢業後被分到專機師3團，在裏-2飛機上完成全面技術訓練之後，又到新成立的直升機團（4團）改飛直升機。他于1967年5月到法國學習“雲雀”直升機駕駛技術，不久晉升爲中隊長，又很快晉升爲副大隊長，年齡尚不足30歲，可謂年輕有爲，前途無量。

9月13日淩晨1時多，已在西郊機場軍人招待所熟睡的陳士印被招待所工作人員叫醒去接電話。陳士印只穿褲頭跑到值班室接聽，原來是周宇馳打來的。空軍黨辦副主任、林立果的紅人周宇馳1971年4月開始學開直升機，陳士印是其教員。

周宇馳問：“直-5飛機能飛多遠？650公裏行嗎？”

陳士印回答：“沒有副油箱不行。一般的直-5飛機只能飛350公裏，帶上副油箱加滿油可以飛700公裏。”

周宇馳說：“有重要任務，你在那裏等著，我讓于新野去接你。”

陳士印也認識于新野，知道他是空軍黨辦的處長，林立果的紅人。很快，陳士印便被于新野的汽車接到相距不遠的空軍學院小樓。周宇馳拿出林彪手令讓陳士印看。一張16開大小的白紙上，用紅鉛筆寫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九月八日。”

此前， 9月8日，林立果由北戴河回京的時候，一進西郊機場候機室的門，就把手令讓分管專機工作的時任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的胡萍看過。胡萍是空軍第一個看到手令的人。

周宇馳神色冷峻，對陳士印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吳法憲搞政變，我們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現在形勢很緊張，我們要趕快到林副主席那裏去彙報情況，你送我們一下。”

陳士印聽了，心頭一緊，面露難色：“我很長時間沒有飛直-5了，沒有把握。”他說的是實情，自從改飛“雲雀”直升機後，他就不大飛直-5了。周宇馳拉下臉來，晃著林彪的手令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擔風險。”

陳士印趕緊解釋：“我再找一個技術好的飛行員，這樣更保險。”隨後又問：“這事要不要給胡（萍）副參謀長說一聲？”

周宇馳說：“現在他被困住了，沒有辦法同他聯系。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對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

陳士印突然想起自己的航行資料都在西郊機場的飛機上，便對周宇馳說：“我沒有帶圖囊（飛行資料），怎麽辦？”

周宇馳說：“沒關系，我已經給你准備好了。”陳士印遂不再言語。

13日淩晨1時40分左右，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帶著陳士印，坐小汽車離開空軍學院，風馳電掣般直奔沙河機場。

汽車開到沙河機場後，先是把汽車上准備帶走的東西及于新野、李偉信拉到3685號直升機旁邊的停機坪上，然後周宇馳和陳士印回營房找人。

陳士印來到空勤樓，先敲團長家的門。由于後半夜人們都在熟睡中，沒有敲開。在周宇馳的催促下，陳士印直接到飛行員集體宿舍，摸黑進門，叫醒了飛行員陳修文。陳修文是4團3大隊8中隊中隊長，德才兼備，與陳士印在直升機上一起執行過多次重要專機任務，彼此了解。

陳士印小聲說：“有緊急任務，快起來！”陳修文迅速起床，跟隨陳士印下樓，上了周宇馳駕駛的汽車。“雲雀”直升機屬于7中隊，直-5直升機屬于8中隊。周宇馳學習駕駛“雲雀”直升機，訓練中免不了和陳修文常見面。在汽車上，陳士印向陳修文介紹了周宇馳。周宇馳打開車燈，讓陳修文看了林彪手令，然後說：“有緊急任務，要絕對保密。”

隨後，周宇馳又命陳士印去找3685號直升機的機械師。機械師被叫醒後，一聽說有緊急任務，便迅速穿好衣服，一同下樓，看到陳修文也在汽車裏。周宇馳打開車燈，也讓機械師看了林彪手令，並說：“我們馬上去執行一個重要任務，必須立即起飛，你去辦個交代。”

周宇馳開車先把陳修文、機械師送到停機坪，然後開車和陳士印去找人給飛機加油。由于開油車的戰士回家了，連長親自值班。連長知道周宇馳是“二號樓”（周宇馳學飛行時住在“二號樓”）的首長。周宇馳用同樣的辦法騙過了連長，連長開著加油車爲3685號直升機加滿了油。

在加油過程中，周宇馳又開著汽車和陳士印找到沙河機場調度室主任，用同樣的方法騙取了調度室主任爲3685號直升機順利放飛。

這一切，都是因爲周宇馳的職務，頭上有光環，和部隊熟悉，而且有本團大隊領導陪同，更重要的是，周宇馳有林彪“手令”這個尚方寶劍。

周宇馳一系列欺騙手段一一得逞。13日3時15分，3685號直升機在茫茫夜色中起飛了。

林彪專機256號三叉戟機于13日淩晨1時50分從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飛越國境後，周恩來代表中央政治局隨即下達了“禁航令”（又叫“禁空令”“淨空令”）。

“禁航令”的內容是：“從現在起，凡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出于策略考慮）、周總理、黃總長、吳司令員聯名簽署的命令，一架飛機都不准起飛。”

據當時在空軍指揮所值班的參謀朱秉秀的詳細記錄：從1時56分到2時20分左右，才將周恩來下達的政治局“禁航令”傳達完畢。傳達的範圍是各軍區空軍和民航局，以及專機師。

空軍和專機師兩級指揮所有如下記載：

2時，吳法憲向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傳達了“禁航令”。隨後，時念堂將“禁航令”傳達給了胡萍、馬蘭藻（專機師政委）、龍振泉（專機師參謀長）。

2時25分，時念堂叫師作戰科值班參謀向所屬團傳達“禁航令”，但傳達有遺漏：直升機團只有政委在2時30分聽到了“禁航令”，負責飛行的團長和沙河場站調度室均不知道有“禁航令”。周宇馳在3時15分一度起飛得逞，就是僥幸鑽了這個空子。

然而，沙河機場警衛連夜間站崗的戰士何祖軍，雖然不知道有“禁航令”，但哨兵起碼的警惕性卻讓他作出了正確選擇。3時，他看到有飛機要起飛，而且以“任務緊急，注意保密”爲借口不辦理正常簽字手續，便立即通過電話報告了團值班參謀。值班參謀將情況很快報告團長，團長立即打電話詢問調度室與警衛連。警衛連連長感到情況緊急，來不及穿衣服和找人，穿著褲衩背心獨自沖出連部，抓了輛自行車，一手扶車把，一手提手槍，拼命蹬著自行車往前沖，並揮舞著手槍高喊：“3685沒任務，扣車扣人！3685沒任務，扣車扣人！”但是爲時已晚。

時念堂師長聞訊，立即快步登上位于樓上的調度室，用直通話機命令沙河機場向空中發射信號彈，要飛機著陸。

正在西郊機場候機室指揮中心爲256號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急得團團轉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一聽說又有一架直升機飛走了，氣急敗壞，罵聲不斷。他趕緊報告周恩來，周恩來果斷命令：決不准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派出殲擊機攔截，攔截不住就堅決打掉！

3時40分，受周恩來派遣，已經到空軍司令部指揮所坐鎮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北空負責人傳達命令：總理指示，要把這架飛機攔截回來，實在不行就堅決打掉！

緊接著，受周恩來派遣，在西郊機場指揮中心坐鎮的周恩來警衛秘書楊德中也向北空負責人傳達了同樣的指令。

于是，張家口北空航空兵部隊的兩架殲擊機起飛升空。然而，無論地面雷達如何引導，塔台指揮員如何指揮，殲擊機卻一直沒有發現直升機目標，最後無功而返。

隨後，遵化、楊村機場又多批次起飛多架殲擊機實行攔截，都沒有發現目標。

北空擔負地面防空的高炮某師接到了擊落直升機目標的命令。4時59分，雷達部隊向指揮所報告：“目標”進入炮團火力範圍，指揮所的標圖版上出現了最佳射擊時機。師首長發出作戰命令：“可以射擊！”誰知，陣地上火炮發生故障，指揮儀無法指揮引導，竟然沒有一門火炮打出哪怕是一發炮彈。5時3分，“目標”飛離作戰空域，脫離火力範圍。

這些不堪的戰備狀況，都是“文革”期間部隊軍事訓練遭受極左思潮幹擾破壞的真實寫照。不過，這次失敗的戰鬥，卻客觀上保存了直升機上的罪證。試想，如果256號三叉戟機墜毀了，3685號直升機再被擊落，人證與物證統統毀滅，事件真相豈不成了千古之謎？

周宇馳在秘密進行駕駛直升機的飛行訓練

3685號直升機由于停放在離跑道北端較近的地方，因此飛機是向北起飛的。

陳修文坐在左邊正駕駛的位置上，陳士印坐在右邊副駕駛的位置上。右座後面加裝了一個領航員的位置，座位要高出飛行員半個身子，有點居高臨下的味道。周宇馳就坐在領航員位置上，頭上同飛行員一樣也戴上了耳機。

起飛是陳修文駕駛的。夜色中，直升機上升到一定高度，按照北京飛山海關的航向開始在繼續爬高中右轉彎加入航線。這時速度小，轉彎半徑也小。

在陳士印和陳修文的潛意識裏，是前往北戴河執行緊急任務，因爲林彪在那裏，這不是秘密。但對于周宇馳來說，盡管用欺騙的方法很奏效，但因爲是叛逃國外，就一定要說出航向。

“航向320度！”周宇馳命令陳修文。

“320度？不對吧？！”陳士印對周宇馳發出疑問，轉而對陳修文說：“110度！”這是從沙河機場飛北戴河的航線中飛向第一個轉彎點的航線，陳士印非常熟悉。

“320度！”周宇馳冷冷地、非常肯定地再次命令。

陳修文看到周宇馳與陳士印發生爭執，就有些急躁地說：“我到底聽你倆誰的？”

陳士印很直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說：“爲什麽要飛320度？這個時候上張家口、包頭方向幹什麽？”

周宇馳知道此時已無法繼續隱瞞了，自己所說的航向已經引起懷疑，于是幹脆挑明：“去烏蘭巴托。”

陳士印聽了一愣，說：“我沒有航行資料。”周宇馳說：“我有。”說著從手提包裏取出一張二百萬分之一的地圖。陳士印接過來，有意展開。他和陳修文都清楚地看到了地圖上標有一條明顯的紅線——一頭是北京，另一端是蘇聯的伊爾庫茨克，中間經過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是蒙古國首都。當時，中蒙、中蘇關系緊張，均處于敵對狀態，去烏蘭巴托，難道是……？

這時，耳機裏傳來沙河機場的呼叫，但周宇馳堅決制止飛行員同地面聯絡。

陳修文和陳士印此時已經大體明白了什麽。他們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地同周宇馳展開了巧妙周旋。在飛行過程中，陳修文、陳士印與周宇馳不時發生爭執。陳修文趁機手按發射按鈕說出“油量不夠，要下去加油”的話來，被張家口機場調度員清楚地聽到了。

陳修文說：“外面發現小飛機攔截！”陳士印趁周宇馳向外觀察的當口，手疾眼快，將指示飛機飛行航向的羅盤上的著陸標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轉了180度，從原來指向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調到了140度的方向，由原來指向西北改變爲指向東南。也就是說，陳士印在羅盤上做了手腳，以蒙蔽周宇馳。與此同時，他示意陳修文掉頭轉彎。陳修文心領神會，采用平時很少用的帶側滑的轉彎辦法，即多用舵少壓杆，這樣轉彎的特點是飛機的傾斜小，不容易被發現。

盡管如此，但周宇馳畢竟不完全是外行。他在3個多月的時間裏一共飛了66個飛行日，75場次，184個小時，初步學會了“雲雀”直升機的基本駕駛技術，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領航知識。雖然和專業的飛行員比起來，他這點技術和知識只能是一點皮毛，但沒多久，還是被他發現了“名堂”。周宇馳惡狠狠地問：“飛機怎麽轉彎了？”陳修文平靜地回答：“外面飛機攔截，必須機動飛行。”

4時16分，3685號直升機返航了。4時50分，3685號直升機到達官廳水庫上空。很快，經過八達嶺上空，遠方北京市的燈火在閃爍。這時，周宇馳突然明白過來，暴怒地把頭上的耳機取下來摔在一邊，大呼上當，並絕望地叫喊：“你們騙了我！……今天我不活，你們也別想活……你們要落地，我就打死你們……”這時，他凶神惡煞般地掏出了手槍。

3685號直升機面臨的境況，與256號專機完全不同。首先，飛機上沒有必須絕對服從的上了黨章的“副統帥”。其次，駕駛艙內力量對比，是二比一；所不同的是，周宇馳手中有槍，而陳修文、陳士印赤手空拳。但開槍意味著同歸于盡，不到萬不得已，周宇馳也不會走這一步。再次，雙方都明白，油料即將燃盡，飛出國境已絕無可能。剩下雙方所拼的，就是意志和膽量，心理素質和命運抉擇了。

3685號直升機飛臨西郊機場上空，陳修文操縱飛機要落地。周宇馳歇斯底裏地恐嚇，把槍栓拉得嘩嘩響，聲稱要敢落地，就同歸于盡。在離地面100多米時，陳士印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強行把飛機重新搖搖晃晃拉了起來。

周宇馳用手槍頂著陳修文的頭部，咬牙切齒地喊：“飛釣魚台！”他要臨死前制造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作困獸之鬥。但陳修文豈能讓他的瘋狂之舉得逞，于是毫不理睬，駕駛直升機一直往北飛。此時黎明已經到來，飛到懷柔縣沙峪公社上空後，陳修文選中一片河灘，盤旋了兩圈，目的是把航油耗盡，同時吸引來更多的群衆。

至此，周宇馳的出逃陰謀已被徹底粉碎了！

一路上，陳修文逐漸認清了周宇馳的叛徒嘴臉和罪惡陰謀，胸中積蓄了無盡的怒火。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和劫機歹徒作殊死搏鬥！

當直升機盤旋兩圈，降落到離地面只有30米時，陳修文穩住駕駛杆，敏捷地將座椅下的防火開關猛地提起，切斷了油路。用這種切斷油路的方法關機，不但可以防止飛機著陸時起火，而且在沒有地面設備的情況下，飛機就不能重新起飛。

飛機在空中緊急停機了。與此同時，陳修文扭頭向陳士印使了個眼色，突然轉身，張開鐵鉗般的雙手，餓虎下山般向周宇馳猛撲過去。他要制服這個凶惡的劫機犯！周宇馳被這突然的攻擊嚇呆了。他驚叫著，顫抖著，扣動了手槍扳機。子彈穿過陳修文的胸膛，他慢慢倒了下去。周宇馳雖然槍殺了陳修文，他自己也癱倒在駕駛艙裏。陳士印連忙操縱飛機落了地。

時間，是9月13日清晨6時40分左右。

後艙的于新野和李偉信慌忙鑽出飛機。李偉信一眼就看到前艙一個飛行員的頭已經倒在風擋玻璃上。于新野下飛機後，氣惱地朝駕駛艙打了一槍，子彈從陳士印的腰部貼著肉飛過，將裏外兩件衣服擊穿了4個洞。陳士印順勢裝死躺下，臉上濺上了鮮血。原來，這一槍正好打在周宇馳的左手腕上。周宇馳忍痛罵道：“爲什麽亂開槍？打著我了。”只見周宇馳渾身是血爬出飛機，惡狠狠地對于新野、李偉信說：“那個飛行員故意制造羅盤故障，實際離北京沒多遠，我把他打死了！”

三個人顧不上其他，急忙離開飛機逃命，慌不擇路地鑽進了一片玉米地。但這時天已大亮，從四面八方傳來民兵和群衆“抓特務”的叫喊聲。他們被包圍了。

周宇馳絕望地說：“看樣子走不了了，今天我們要死在這裏了！”周宇馳掏出林彪手令撕碎，扔在地上。于新野也掏出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撕得粉碎。周宇馳長歎一聲，說：“有兩個死法，你們怕的話，我先把你們打死，我再自己死；你們不怕，都自己死！”

一陣沉默過後，于新野說：“還是自己死，你喊一二三，咱們同時開槍。”李偉信無可奈何地說：“好吧，還是自己死。”

周宇馳點了點頭。三個人都席地坐好，舉起手槍，瞄准自己的太陽穴。周宇馳有氣無力地喊道：“一、二、三！”

三聲槍響。周宇馳、于新野自殺身亡。李偉信眼一閉，朝天放了一槍。

毛澤東、周恩來讓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處置3685號直升機事件。因爲9月12日毛澤東回京後抵達豐台，在專列上召集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等談話，說了這樣的話：“吳德有德”“吳忠有忠”。

9月13日早晨出早操前，不到6時，吳忠打電話給衛戍區3師師長張良友，說懷柔北部山區有一架空軍直升機要迫降，要他立即派人前去處理。具體迫降地點，吳忠沒有講，也並不十分清楚。張師長立即派副師長胡世壽帶人前去，並且交代說：機上人員要是活的，不能讓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對直升機上的東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決不能讓空軍搞走。張師長的這些交代，顯然是吳忠司令員的指示。

接到命令後，胡世壽副師長立即叫人通知就近的7團派一個武裝連，緊急到懷柔北部山區去。他和司令部坦克科參謀楊景庭，則乘一輛嘎斯69汽車緊急趕去。

當他倆到了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飛機迫降在時令河的河灘上。這是一塊四面環山的小盆地。7團的武裝連還沒有趕到，現場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他倆走近直升機，看見一個飛行員（陳修文）歪倒在駕駛艙裏，又察看了附近玉米地裏，發現躺著兩具屍體（周宇馳、于新野）。胡世壽問現場的村幹部有沒有活人，衆人七嘴八舌地說：“有兩個活人，一個到了沙峪，一個到了渤海所（有名的大村）。”胡世壽把現場交給民兵看守，又布置部隊切斷兩條公路，防止空軍來搶人和武器，然後趕往渤海所。

9時左右，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來到渤海所，簡單聽取情況彙報後，立即指示開架指揮所，與人民大會堂建立電話專線，保障吳忠司令員來電暢通。

這時，總政保衛部部長徐海濤來了。他是根據總政主任李德生指示來了解情況的。胡世壽根據吳忠指示，告訴他：我們是看管犯人，保護好現場，沒有提審犯人的權利，無情況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遠距離觀看，不可以進到現場。徐部長看了看外部情況，提出要回去。胡世壽讓一位叫李友清的副連長把他送到團部休息，要團長熱情接待，實際上是把他“軟禁”起來。因爲在當時複雜的情況下，搞不清這位徐部長是真是假。

幾乎與此同時，空軍沙河機場警衛連連長帶全副武裝的一個班來了，說要了解直升機的情況。因爲直升機是空軍的，是沙河機場的，無論沙河機場、專機師還是空軍司令部，到現場了解情況天經地義。但胡世壽因有“尚方寶劍”，並未允許。他問這位連長：知道是什麽事故嗎？連長說不知道。胡世壽說：“一、你不知道是什麽事故；二、這個地區屬于北京衛戍區的防區，友鄰部隊全副武裝來，要事先聯系或得到有關部門通知方可進入；三、你們莫名而來是不符合規定的，待我報告後再說。”他讓空軍的這個班把武器放下，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彈藥，等于繳械。此時，正好7團衛生隊一名軍醫帶救護車來到現場。胡世壽便叫這名軍醫把空軍這個班送到7團營房安排他們休息吃飯。實際上是把他們也“軟禁”起來了。

11時左右，空軍駐懷柔地空導彈部隊某師政委帶著陳參謀長來了，要進現場，也被胡世壽勸阻。僵持20分鍾，人民大會堂傳來周恩來指示：現場由北京衛戍區處理，讓他們二人回去工作。

至此，衛戍區與空軍的對峙結束。

胡世壽見了活著的李偉信和陳士印，簡單問了幾句。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等去烏蘭巴托求援。胡世壽聽後，大吃一驚，將信將疑。但他感到事態嚴重，根本不是一般的飛行事故，于是命令李偉信停止“放毒”。

9月13日上午11時左右，剛傳達完周恩來要空軍地空導彈部隊某師政委、參謀長回去工作的指示並送走他們，北京人民大會堂又傳來指示：派兩名得力幹部把兩名活著的犯人，即李偉信、陳士印安全押送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直接交給司令員吳忠、政治委員楊俊生。

押送任務分別由衛戍區7團團長張前進、懷柔縣武裝部部長朱兆林擔任。胡世壽特別交代：“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車，不能讓空軍把人搶走；第二，要絕對保證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斷腿，決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衛戍區；第三，送到後你們直接回部隊，掌握部隊，做好戰備工作。”

下午三四點鍾，北京人民大會堂再次傳來指示：當晚把三名死者送到警衛2師醫院的太平間。于是，胡世壽指揮9連連長李金虎上直升機，把陳修文遺體從駕駛艙搬下來；然後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發現有三支沖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隨後，胡世壽和5連戰士清理現場，在不遠處的玉米地裏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他們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並呈送衛戍區領導。

就是從這些碎紙片中，專家拼湊出了林彪的“九八手令”，後來它上了中央文件，被傳達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專家還拼湊出一封信，擡頭是“永生”。中央碰頭研究時，黃永勝故作鎮定，說：“沒有聽說過有‘永生’這個人呀。”精細過人、已有懷疑對象的周恩來指示吳忠，再次搜尋現場，要仔細。次日，9月14日上午，胡世壽帶5連1排再去現場，不巧13日夜裏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但戰士們采取拉網式，反複幾次尋找，終于在泥地裏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上面有一個“月”字。這一拼接，發現這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親筆信。

也就是這次在北京衛戍區審訊中，李偉信交代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事。

話題回到周宇馳、于新野自殺現場。

李偉信放了空槍後，驚魂未定，明白自己已經陷入天羅地網，插翅難逃，于是只好走到附近的村子裏，找村幹部打電話投案自首。他是提著手槍找到村幹部的，打電話投案自首時被民兵繳了械，然後被看管起來送到北京衛戍區。

後來，李偉信的名字上了中央57號文件，說他“被活捉”。對此，李偉信一直不承認“被活捉”，堅稱他是“投案自首”，以求寬大處理。後來“兩案”審判時，他的這一辯白被認可，量刑時給予了充分考慮。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陳士印裝死躺倒後，被于新野誤傷左手腕的周宇馳氣急敗壞，並且急于逃命，于是對他不再顧及。周、于自殺後，民兵包圍了直升機，一位民兵副營長把幾近癱瘓的陳士印連攙帶背，弄到了生産大隊部。陳士印打電話首先找到正在北京西郊機場的胡萍，報告了兩件事：周宇馳劫持飛機叛逃，陳修文被打死了；飛機迫降在懷柔縣沙峪公社，請立即派人來處理！陳士印一直在大隊部等待，接近中午的時候，衛戍區部隊用汽車把他接走。

陳士印被審查了7年，一度進了秦城監獄。他前後被關押10年，寫了幾次交代材料，一直等待組織結論。“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久，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軍區政委紀登奎曾找他談話，說：“小陳，你做得很對，能把飛機飛回來，既保存了飛機，又保存了大量的證據，將來回去以後還要繼續飛行。”但紀登奎的談話，並未落實。

後來，專機師給予陳士印留黨察看處分。1981年12月，他接受組織處理，轉業到老家沈陽一個機床廠工作，後來晉升爲工程師，直到達齡後退休。

飛行員陳修文勇敢機智粉碎周宇馳、于新野等出逃陰謀的英雄事迹，得到廣泛傳頌。1978年12月，中央軍委授予陳修文“忠誠戰士”稱號。1978年12月7日，空軍領導機關在京隆重舉行命名大會，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宣讀了中央軍委命令。從此，人民空軍的英雄譜上，又增添了一個響亮的名字：陳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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