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學者們提出很多獨特見解。比如蔡元培評價墨子時說：“墨學中斷使中國科學不得發達。”陳獨秀說：“倘若墨學不中斷，則漢代以來的中國曆史絕不會這樣。”
這些觀點雖然是假設，卻給我們打開一個全新的認知空間，讓我們思索曆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我們這篇文章也探討一個類似話題：假如先秦時統一中國的是齊國而不是秦國，中國曆史會怎樣？
01
齊國有沒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
要探討這個話題，我們首先回答一個問題：齊國有沒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
我的回答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戰國時代那麽多國家，除了秦國外其實很多國家都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比如楚國先後吞並周邊很多國家，連強大的越國、吳國都給吞並了，在戰國諸國中，楚國控制的領土面積非常廣大，北邊甚至與齊國接壤。由此可知楚國的實力也很強大，也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
至于齊國具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齊國所處的地域，文明開化很早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認爲中華文明源于黃河流域，但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發展，益發讓我們認識到：中華文明的發源是滿天星式的，在全國各地都發現了數量衆多的古文化遺址，北到東北內蒙，西到甘肅新疆，南到福建廣東，至于中部地區的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古文化遺址更是星羅棋布。
與全國其他地域一樣，齊國所在的地域文明開化時間也很早，並且有一個很大特點是，從傳說中的炎黃時代這裏就“掌握”了中華文明的主流“話語權”，經曆夏商周三代，並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時代。四五千年前，這裏屬于以蚩尤爲首領的東夷部落，與西邊的炎黃部落，南邊的荊蠻部落，並稱爲遠古華夏的三大部落集團。三大部落以炎黃的合並，蚩尤的被擒殺結束。
按照傅斯年的觀點，夏商周三代主要表現爲“夷夏之爭”，夏朝時東夷與諸夏各有勝負；商朝，據相關專家研究屬于東夷的一支所建立，但商朝並沒有統一東夷各部，史籍記載“纣克東夷而隕其身”，此時位于西邊的周乘機崛起，攻滅商朝。隨後周朝對東夷各個部落、方國展開征伐，最終結果是以東夷諸國先後失敗告終。周王朝在東夷大本營分封了齊、魯等諸侯國。
從以上敘述可知，從4000年前一直到戰國末期，齊國所處的地域無論稱之爲“東夷部落”還是到建立齊國，都是軍事、文化的活躍區，可以稱之爲是上古華夏文明的主要締造者之一。
筆者之所以這樣敘述，旨在于表明一個觀點：比如巴蜀地區的三星堆文明，其文化燦爛的年代大約也在商代，從出土青銅器可知，生産力和文化相當“發達”，但爲何在史料中鮮有提及？我想，除了巴蜀距離中原偏遠，另一個很大原因是其文化沒有進入華夏的主流“話語圈”，因此即便三星堆文明很燦爛，在我們約定俗成的曆史敘事裏，也只能作爲一個地域文化而存在。
齊國所處的地域則不同，從夏代到戰國末期，始終是構建、掌握華夏文化“話語權”的存在。
也就是說，從文明延續程度以及文化“話語權”來說，先秦時期的齊國確實有統一中國的潛力。
第二，齊國最先稱霸諸侯，而在秦國崛起後，秦王與齊王並稱東西二帝
在春秋時期的各諸侯國中，齊國因爲運用管仲的學說，很快在農桑、軍事、工商業等方面發展起來。齊桓公第一個稱霸諸侯，其後多次以盟主的身份召集諸侯會議，采用“尊王攘夷”的政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周王室所贊賞。後來周王室逐漸衰微，各個諸侯國先後稱王。
當時秦國也已經發展起來，在諸侯國競相稱王稱霸的情況下，爲了表示自己地位的尊貴，于是秦昭襄王以帝自稱。應該說，秦昭襄王稱帝采取了比較緩和的策略，他稱帝的同時也遊說齊闵王稱帝。于是秦昭襄王稱爲西帝，齊闵王稱爲東帝。換言之，在當時的秦國眼裏，齊國還是比其他諸侯國的地位要高的，因此秦昭襄王高看齊國一眼。而在後來秦統一六國的戰爭中，也是采用了遠交近攻的策略，與齊國修好，以確保秦國攻打其他國家時，齊國不出兵援助。
從齊國最先稱霸諸侯，到秦國和齊國自稱西帝與東帝，也可以看出齊國的實力有統一中國的潛力。
02
假如齊國統一了中國，可能出現的3大優勢
秦國與齊國都是周王朝分封建立的諸侯國，一個在西邊，一個在東邊。與周王朝分封的其他諸侯國一樣，主體文化都是周文化融合當地的特色文化。比如楚國，是周文化與荊蠻文化的結合；吳國，是周文化與越文化的結合；趙國，是周文化與北狄文化的結合。齊國也是如此。
尤爲主要的是，齊魯雖然都是在東夷故地建立的諸侯國，二者在文化上有差別。魯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礎上改造東夷文化，因此三年後才向周王朝彙報。齊文化則是因勢利導，更多保留了東夷文化，因此幾個月後就向周王朝報功。不能忘記的是，從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朝一直到戰國末期，夷文化與夏文化屬于競爭關系，雖然最終結果是以夷地全面華夏化告終，但這也說明夷文化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與夏文化競爭、融合了大約2000年才退出曆史舞台。
由于齊國保留了更多東夷文化，也爲其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發展起來奠定了良好基礎。換言之，假如齊國在先秦時代能夠統一中國，則與秦國統一中國後的局面，應該說是很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最起碼有3個方面與秦國很不一樣，可以說是齊文化裏面的三大優勢，具體表現在：
第一，重視工商業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來，我們普遍被稱之爲農耕民族。雖然不同的曆史時期對待各個行業有所側重，但農業作爲根本的地位無法撼動。齊文化裏面對待農桑也很重視，但對于農業之外的工商業更加重視。從齊國建立之初一直到田氏代齊，農業與工商業一直是齊頭並進發展的。
齊國具有重視工商業的優良傳統。姜太公建齊之初就提出“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待至春秋時代，齊桓公成爲五霸之首得益于管仲的輔佐。而管仲本身對商業非常精通。他繼承了姜太公工商富國的思維，把發展工商業當做齊國強盛的重要舉措。他把齊國居民劃分成四個階層：“士農工商”，稱之爲國家的柱石。由此可知，管仲的策略是把四個階層同等看待，沒有這個重要那個不重要的分別，而我們普遍所說的“以農爲本”，在齊國則是以“士農工商”爲本。
各個行業和階層都不能偏廢。
在齊國，從事工商業的人有專門的居住地，並設有管理人員。工商業者可以不服兵役，以便讓他們專心經營。齊國有魚鹽之利，礦物資源也很豐富，管仲實行了“官山海”政策，除了官方壟斷食鹽、礦産的經營之外，也把一部分經營權交給商人，實行官民合作的方式。這樣就大大擴展了商人的積極性，活躍了資本，增加了財政收入。與此同時，齊國還積極發展家庭手工業，尤其表現在桑蠶養殖、紡織方面。齊國規定，能夠保證桑蠶不生病者獎勵黃金一斤。換言之，齊國鼓勵家庭商業發展方面給予實實在在的獎勵，大大調動了從業者的積極性。
《漢書·食貨志》記載齊國民間紡織繁盛的景象：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冬天是農閑時節，居住在同一條街巷裏的婦女們相邀在一起紡織，之所以大家都積極響應，就在于一來可以節省燈火，二來可以相互學習紡織技術，久而久之形成習俗，大家共同促進。
可以說，齊國民間紡織業的興盛，爲齊國絲綢服裝銷售到其他諸侯國奠定了堅實基礎。齊纨魯缟成爲當時高檔絲織品的代名詞。富裕起來的齊國人不但“衣紋繡”，君主還把絲織品當做亭台樓榭甚至馬匹的裝飾物。“君之馬百乘，無不繡衣而食粟者。”“景公……紋繡披台榭。”
除了鼓勵工商業外，齊國在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好的服務。比如“關市譏而不征”，商人攜帶貨物過關時只檢查而不征收稅賦；再比如爲了吸引其他諸侯國的客商，專門爲商人修建賓舍，根據商人所帶馬匹數量提供相應的服務。三是注重收集各個諸侯國的商業情報，“監其上下之所好。”
工商業的繁榮爲齊國積蓄了大量財富，是齊桓公成爲五霸之首的基礎。而齊國對魯、楚等國發動的貿易戰堪稱經典。魯國盛産绨布，于是管仲鼓勵齊國百姓穿绨布做的衣服，這導致魯國绨布價格飛漲，爲了獲取利益，魯國民衆放棄農耕從事绨布紡織，然而管仲突然下令禁止采購绨布，魯國绨布價格下跌，無人問津，農田荒蕪糧食匮乏，于是魯國只得向齊國俯首稱臣。
對待楚國發動的貿易戰也是如此。楚國盛産鹿，齊國大量購買，待至楚人放棄農耕大量捕鹿獲利，管仲忽然下令禁止采購楚國的鹿，楚國田地荒蕪，糧食匮乏，于是“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
田氏代齊之後，齊國的工商業得到極大發展。表現在齊國工商業管理方面十分成熟。制定了《市法》，對市場經營者進行專業管理、征收稅賦、維護秩序等等。市場管理已經規範化、制度化。
可以說，從齊國建立之初到秦滅齊國，800多年時間裏，齊國雖然經曆很多對內對外征戰，甚至一度被燕國攻打到幾乎滅國地步，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重視工商業，經濟相對于其他諸侯國而言較爲發達，居民相對富裕，也是齊國的一個很大特征。戰國時期的 “臨淄之中七萬戶，居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臨淄之途，舉袂成幕、揮汗如雨……”雖有誇張成分，但也應基于事實。待至西漢時期，臨淄之富仍不減當年，“人衆殷，巨于長安。”可知，幾百年重視工商業的發展，讓臨淄成爲海岱間的一大都會。
從以上可知，假如齊國統一中國，這種重視工商業的風氣推行到全國，應該是一番全新的景象。
第二，百家爭鳴的學術盛景
齊魯大地普遍認爲思維保守。但齊國獨獨發展出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爲中華古典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不能不說是一個特例。我想其原因：首先是兩種文化相互碰撞的結果，周文化來自于內陸，重視農耕與禮制，夷文化發源于東部沿海，具有開闊的海洋思維，齊國所處的膠東半島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交彙處。頗有意思的另一個例子是古希臘，作爲歐洲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希臘也是一個半島。我想，這種半島地域有利于新思維、新文化的誕生。
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齊國重視工商業，居民比較富裕，正如管仲所說：“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物質條件豐富了，自然就開始追求精神條件。《史記》記載齊國人的風俗是“寬緩豁達，而足智，好議論。”而這正是工商業興盛，市民意識濃厚，思維開闊的象征。
再一個原因，當然是齊國對知識分子的寬容態度。這是最主要的。從齊宣王在齊國稷門附近大興土木，建起規模宏大的稷下學宮開始，齊國王侯們爲了繼承霸業，“智囊團”的設立是必不可少的。尤其主要的是，稷下學宮的設立，是周王室衰微之時，舊有的思維意識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因此需要新學說來立論，從而達到齊王侯們意圖天下，建立封建制的需求。
齊國對稷下學宮的學士們給予很高的地位和物質條件。對于優秀的學士皆賜爲上大夫，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在生活方面，比如孟子，出行時“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諸侯。”正如郭沫若所說：“這些學者們得到了這種溫暖的保護，也真好像在春雨中的蘑菇一樣，盡量地簇生了起來。”試想，不愁吃不愁喝，讓你發表各種見解，學士們當然趨之若鹜了。
與齊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秦國。秦統一中國後，焚書坑儒，鉗制思想文化的發展，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換言之，假如齊國統一中國，最起碼不會焚書坑儒，在學術文化上也應該會出現一個繁榮局面。
第三，相對于秦朝苛政的“原始民主”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和其他五國實行的是郡縣制。也即不再把獲取的領土分封給大夫，而是設置郡縣，郡縣任命令或丞，國君通過令丞等各級官吏牢牢控制地方。但齊國很特殊，實行的不是郡縣制而是五都制。也即把全國劃分爲五個部分，每個部分設置一個都，設立都大夫管理。
五都制應源于春秋時期管仲創立的“五屬制”。當時管仲把齊國劃分爲五屬，每個屬設立大夫管理，屬大夫平時在各自管理的屬工作，只是每年正月到國都向齊國君主述職。從五屬制到五都制，可見齊國雖經曆姜齊與田齊兩部分，齊國的制度一直比較好地延續下來。五都的每個都有較大的自主權，五都有各自管理的軍隊。比如《左傳》記載：齊國征伐燕國時，“起五都之兵”。相對于秦國的郡縣制，五都制有優勢也有缺陷，單獨從軍事上來說，優勢是各個都屬保持完整性，比如燕伐齊國，連下七十余城，唯即墨和莒沒有被攻克，據專家考證，即墨和莒都屬于齊國的五都，後來田單實行反間計，依靠即墨和莒的兵馬打敗了燕國，可見五都制也有優勢。缺陷當然也是很明顯的，假如軍隊不集中，面對大型的攻戰就很難發揮作用。
應該說，無論郡縣制還是五都制，都是建立在法度之上的。但秦法與齊法還是有很大不同。齊法源自大舜時期伯夷制定的“五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則。”也就是說，伯夷制定了法典，按照法典判斷百姓的爭端。周穆王時期，因周室衰微，因此命令呂侯按照伯夷、太公遺則修制法典，因命之爲《呂刑》。春秋時代，管仲又在《呂刑》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法度思想。
因此，齊國一直延續《呂刑》的法則。
《呂刑》的基本原則是“先禮後法”。也即先從禮制角度對人進行教化，體現道德寬容的一面，其後再從刑罰角度進行判決。慎罰、慎刑，是齊國法度思維的特點。而這也是與秦法的不同之處。商鞅變法是秦國法治的重要手段，強調連坐制度、輕罪重罰，對黎民百姓的限制非常嚴苛。
揚雄在《解嘲》中評價道：“《呂刑》靡敝，秦法酷烈。”鮮明地指出齊法與秦法的不同之處。
由此可見，在戰國七雄中，秦國與齊國在制度、法治方面都很有典型性，也可以說很有“對照性”。秦國強調的是大一統觀念，實行的是嚴刑峻法；齊國的管理模式比較分散、輕柔。比如有一次齊國君主到海上遊覽，幾個月不理政事，但齊國依舊運轉地很好。這就是五都制的優勢。
秦國強調從“國”的方面來考慮問題，齊國則強調從“民”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管仲的民本思維以及法度思維可謂很先進，強調無論國君還是民衆，都要從屬于法度。法不是隨便制定的，而是要遵守規律，規律分兩部分，一是天道也即客觀規律，二是人道也即人性規律，法度力圖追求二者的平衡。而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盛景，孟子強調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觀點，在田齊時代也得到很好的實行，比如采用“小鬥進大鬥出”的策略很快籠絡了民衆。
有學者聲稱，齊國采用的五都制、具有樸素民本思維的法度觀念，類似于古希臘的城邦制，也可以說具有“原始民主”的一面。與秦國的郡縣制、嚴刑峻法形成鮮明的對照。換言之，假如先秦時代齊國統一了中國，曆史有沒有可能會出現另一番景象呢？這是值得思索與想象的。
03
假如齊國統一了中國，也可能會出現3大弊端
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可知，“齊國模式”與“秦國模式”確實不一樣。秦國模式應該說很成功，畢竟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成爲千古一帝；而齊國模式也應該說是成功的，最先成爲五霸之首，雖然經曆姜齊和田齊兩個階段，但其制度模式和治理模式一直延續下來，齊國工商業發達、居民富裕，學術文化興盛、百家爭鳴。秦滅六國，齊國是最後一個滅亡的，前後延續800多年。
但是，秦國和齊國也各有缺陷。秦國的缺陷是法度太嚴苛，比如秦始皇修建各種大型工程：北築長城，南伐嶺南，建造龐大的阿旁宮，修建巨大的陵墓，耗費大量金錢派遣徐福等人海外尋仙，建造馳道……這些工程都需要幾千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力，給百姓造成了沉重負擔，因此十幾年後便烽煙四起。齊國的缺陷自然也很明顯，其實所謂的3大優勢，也可以說是3大弊端。
第一，如果不重視農耕，過于發展工商業，養活這麽多人口確實是個難題。
第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不利于思維統一。
第三，“原始民主”不適合國家大一統的觀念。
曆史最終選擇秦國統一中國而不是齊國，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也說明齊國制度有很大弊端。
總結
總之，在齊與秦兩種模式之間，既不能完全用秦制，也不能完全用齊制，二者取長補短才是可持續的。
